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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去职原因补证林齐模（北京大学校史馆）摘要：本文尝试将民国成立前后国内及北京大学的学术发展趋势与严复自身的学术背景结合分析，指出严复学术取向上属于西学派，与东学派对立；政治理念上属于旧派，与革命派对立。这导致严复在人脉关系上与渐趋势微的桐城派有较多联系，与自清末到民初占据政府要津的东学派势力直接对立。东学派势力在政府和北大的上升是严复去职的主要原因。关键词：严复 北京大学 东学派1912 年 2 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3 月正式上任。同年 5 月 3 日，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位校长。但其在任不到 8 个月就去职。一般通
2、行的说法都说严复是在当年的 10 月 7 日辞职。 1按照当时的惯例，教育部应该对严复的辞职作礼节性的慰留，但当时的教育部没有这么做，而是立即任命章士钊为新的北大校长。这一反常的现象和其后围绕北大校长一职出现的纷扰表明：严复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应该有某种值得探究的原因。一严复辞北大校长职在当时似乎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北京大学内部，在严复辞职后，曾发生拥严派与反严派学生的冲突风波，为此教育部还专门发布训令进行训诫。训令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第一次公开说明严复辞职的理由：严复已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级顾问官，无法再兼任校长。 2但是不管是如训令表面上说的总统府顾问责任繁重，还是实际上表明教育部要严格执
3、行此前不久颁布的北京大学教职员担任教务者不得兼差通令，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理由。因为其后不久，教育部就任命同为总统府高级顾问的马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2 年 11 月 2 日，北京大学学生一度和代理校长马良发生冲突。严复为避嫌，特意去拜见教育总长范源廉。说过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此事解铃系铃，仍应由部想办法，我则无可无不可，所欲奉助者，为教育顾大局、整学风耳。故虽出力，亦所不辞。大学非易办事，部当知之，但愿出力之余，不至依然招怨而已。范大感激，想不日当有命令也。 ”3严复这段话表明造成他辞职和北大局势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教育部。这证明了是教育部方面示意严复辞职的说法。显然严复一度以为此时他主
4、动表示不计个人恩怨，愿意重新出来收拾残局令教育部总长范源廉很感动，自己复职有望。这与当时外间舆论风传教育部打算让严复复职是一致的。但是严复始终没有等到让他复职的通知，这使他意识到自己把问题想得1 这一说法的源头似乎来自北京大学校志稿 ，该稿大约编于 1929 年前后，现藏北京大学档案馆。事实上严复 10 月 7 日辞职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 1912 年 10 月 1 日发布的大总统令已经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另外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严复辞职的辞呈，当时出版的国风日报的报道还声称严复是被北大学生佛公等“驱逐出校” 。所以严复是被迫辞职还是被直接免职应该也是一个还没有定论的问题。为了行文的方
5、便，本文暂从辞职说。2 教育部训令 ，见北京大学校志稿 （三）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第 116 页。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846 页。2简单了。所以当一直和严复保持密切联系的门生熊纯如来信询问严复是否可能复职时，严复回答 “教部使复回校，必无此事，其原因复杂，难以一二语尽也。 ”1那么究竟是哪些复杂的原因导致严复永远离开了北京大学呢?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关于严复辞北大校长职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为政治原因导致严复辞职说。张寄谦先生首先阐述了这一看法 2。张先生认为严复无论意识到与否，他都被卷入民国初建时期的南北矛盾、大总统与内阁矛盾、政治派别矛盾和官
6、场倾轧之中。成为这场纷争中的一颗棋子。张先生还具体分析了严复与教育部、财政部围绕北京大学事务发生的纠葛。但张先生并没有对严复辞职的具体原因轻易下结论，只是称“由于种种压力” ，严复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其二是严复与教育部的矛盾导致他辞职说。如萧超然先生等编写的北京大学校史 ，该书认为由于严复坚持续办北京大学，得罪了教育部的当权者，所以被迫辞职。 3皮后锋先生在张寄谦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几起导致严复和教育部矛盾不断加深的事情，认为严复和教育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其中夹杂着因辛亥革命前政见不同而形成的固有矛盾，加上北大教员中也有人反对严复，于是教育部中以新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为代表的
7、留日派遂将严复排挤出北京大学。 4其三是认为严复自身的原因造成他辞职。陈平原先生认为一是严复面临的家庭经济压力，二是其日益严重的哮喘病和吸食鸦片的习惯，导致严复对北大事务缺乏兴趣和能力。 5以上三方面原因都是曾经困扰严复，对他最终辞职产生了作用的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继续推进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除此而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比较重要的原因导致严复做出辞职决定呢?二严复之所以会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北京大学渊源颇深。北京大学的前身是 1898 年戊戌维新时期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筹备从 1896 年就开始了，在长达两年的筹备过程中，总教习的遴选一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
8、作为公认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严复曾经非常有可能获得这一职位，而且他本人也对此很感兴趣。但是由于缺少在当时还被十分看重的所谓科举正途出身“资格” ，严复最终与总教习职位失之交臂。 6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派张百熙筹备重开大学堂。张百熙礼聘当时被视为“海内文宗”的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严复则受聘为大学堂附设的译书局总办。严复与吴汝纶为知交。吴汝纶对严复的学识非常推重，早在戊戌年京师大学堂刚刚开办时，吴汝纶就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大学堂总教习，若求中西兼通之才，则无以易严幼陵。 ”7此次两人同时受聘任职于大学堂，严复比吴汝纶显然更积极一些。因为虽然两人开始都不肯就职，但据严复在日记里的记载
9、看，吴汝纶可能是真的有顾虑而不愿就职，严复事实上还是愿意到大学堂任职的，为此严复还写信给吴汝纶的女婿让其以“舍己为群之意”劝吴就职。 81902 年 3 月 4 日，严复正式同意出任译书局总办。吴汝纶最终勉强同意出任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并要求先到日本考察教育。自严复和吴汝纶同时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开始，桐城派学者相继进入大学堂，形成大学堂初期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其著名人物如与严复同时受聘译书局副总办的林纾、1903 年1 严复集第三卷，第 607 页。2 张寄谦：严复与北京大学 ， 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3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 （增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4 皮后
10、锋：严复辞北大校长之职的原因 ， 学海2002 年第 6 期。5 陈平原：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严复与北京大学 ， 开放时代1998 年第 3 期6 陈平原：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严复与北京大学 。7答傅润沅 （戊戌年六月二十八日） ，吴闓生编桐城吴先生 (汝纶) 尺牍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 58年（1969）版。8 严复集第三卷，第 547 页。3起继吴汝纶之后任总教习的张鹤龄（桐城派旁支阳湖派代表人物） 、曾任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柯绍忞（吴汝纶之婿） 、长期执教大学堂文科的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等。在当时，与理、工、法等科相比，经科和文科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学生数量都占优势，桐
11、城派的学者在京师大学堂初期实际处于主导地位。1911 年 2 月，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不能说与这一现实没有相当的关系。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可能还与他长期在天津工作，与直隶学界及北洋集团联系较多有关系。这两支人脉关系不仅与清末民初的学部（教育部）有密切联系，出生北洋的袁世凯后来又成为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正是他于 1912 年 2 月 26 日任命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自 1879 年受李鸿章之聘出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一直到 1900 年庚子事变时离开，历时 20 年，历任总教习、总办。正是在此期间，严复与直隶官、学、商各界的一些重要人物相识，特别是与一些有共同理想的学者结下了深厚的
12、友谊，如吴汝纶、严修、夏曾佑等。清政府于 1905 年成立学部。在首任学部尚书荣庆时期，实际事务主要靠学部侍郎严修主持。严修于 1902 年 1904 年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在家乡天津大力兴办新式教育，成效卓著，很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倚重。学部初建时，严修被袁世凯推荐为学部侍郎。研究表明在清代学部初建时，许多事务都是由严修一手筹划，直隶系的人脉在学部处于主导地位。 1严复本人也在 1909 年被任命为学部编订名词馆总办和学部丞参上行走。由于工作的关系，严复与袁世凯很早就有交往。尽管严复一直对袁世凯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由于严复的名气很大，袁世凯对严复还是要有所笼络。特别是 1909 年，袁世凯
13、被清执政王载沣解职还乡，在当时许多人对仕途受挫的袁世凯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严复却对袁世凯大加称许，称袁世凯是“国之栋梁” 。 2袁世凯对此想必会非常感激，所以在他1912 年 2 月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发布的第一项重要任命就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三1894 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被自己一向瞧不起的东邻小国日本打败，被迫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 。这一奇耻大辱使广大的中国人在震惊之余，开始反思何以同为儒家文化圈，历来被视作中国学生的日本会如此迅速崛起。另一方面，迫于中日战争后国际形势的压力，日本主动采取措施与中国修好。于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一个似乎反常的现象出
14、现了， “以日为师”逐渐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1896 年，由清政府遣派的首批留日学生 13 人到达日本。在此后的 10 年中，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日益增加。1906 年，留日学生竟达到八千名左右。 3与空前的赴日留学大军同时发生的是大量的日本教习来到中国，从京师大学堂到中国偏远省份的地方小学堂里都有他们的身影。 41905 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这标志着中国社会衡量学术和人才的标准发生根本转变。留洋或具有西学素养的人被视作真正的人才，从社会边缘步入中心，中国传统的旧学被视作无用遭到抛弃。此时，大批留日学生开始陆续归国，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在国内各种学堂受过日式教育的学生也大量毕业。这些人逐渐进入从
15、地方到中央的各种教育和行政机构。来自日本的影响也随之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东学”派（相对于被称为“西学”的欧美文化，时人往往把经日本转口而来的西方文化称为“东学”。）势力在中国教育界乃至政界的影响迅速扩大。1907 年 8 月张之洞出任学部尚书，与张之洞湖北系联系紧密的人脉在学部明显增强。直隶与湖北的经验虽然各有偏重不同，但两派势力都是以日本为师，所以总体上来看，学1 关晓红：清代学部研究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4 页。2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15 页。3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16、书店 1983 年版，第 39 页。4 关于日本教习的研究可参阅汪向荣著日本教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4部实际上是留学日本或者有东学背景的人的天下。后来曾在民国三度出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 1899 年到日本留学，曾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清末整个社会深感新学人才短缺之际，由他大力倡导和发起的留日速成教育在短时间内造就了大批速成的留学生。这令对他颇有微词的鲁迅也为之叹服。应严修的邀请，范源廉于 1906 年 9 月进入学部，相继由主事升任员外郎、郎中，到 1910 年 8 月，擢升为参事官。1909 年冬，范源廉发起成立尚志学会，提出“讲学励行增进德育、讲求卫生增进体育、编译新书增进智育”。 1该学会一直办到 1935 年，成为范源廉聚集同志，互相砥砺，实现其教育救国理想的一个重要组织。正是凭借这样的组织支持，范源廉确立了其在清末学部和后来的民国教育部时期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取代学部，成为国家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