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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新冠疫情：角色与治理 角色 自媒体 专业媒体 主流媒体：更强调国家话语、社会动员 市场化媒体：具有国际化视野，也更关注具体的人和事件 健康专业媒体：更强调微观和专业语汇的使用 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地域的公众对风险感知和参与风险传播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治理 政府：优化新闻发布制度 应该健全新闻发布制度体系，把握新闻发布主动权； 发挥各级融媒体机构的舆论引导作用，加大议题管理掌控度； 完善全媒体新闻发布矩阵，加强多元场域沟通； “信息疫情” 研究者认为，政府的快速辟谣行动是阻断谣言传播的最佳方式，互联网企业的多项举措有效遏制了谣言传播，用户的自发行为也有利于阻遏谣言的生成、传播和消散。 强化媒介
2、素养教育，掌握谣言传播的机理，完善相关的谣言治理机制 2、建设性新闻：实践与思考 应当在信息治理、舆情引导、情感连接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体现了媒体参与社会发展与公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融合，新闻媒体转变角色，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公众与媒体协同创作，在媒体构建的“公共空间”中与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对话与沟通。 我国新闻实践话语中的新闻“建设性”与西方所说的建设性新闻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媒体责任理念，是一种指向社会整体利益的大责任观，致力于践行真善美的新闻学实践。应按照中国本土经验来建构中国建设性新闻自洽的概念、范畴、理论与实
3、践，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人民性原则与新闻的建设性相连接。 3、媒体深度融合：战略与转型 媒体融合的本质是技术融合、人人融合、媒介与社会融合。 强化互联网思维 强化全媒体生产 强化新技术应用 4、县级融媒体：定位与路径 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应该以治理目标为导向构建县级媒体中心的评判体系 帮助乡村民众成为主动、有力的乡村治理主体，推进乡村治理结构转型 5、短视频：内容与平台 作为网络传播的“轻骑兵”，短视频在信息传播、娱乐休闲、情感疏导等方面都爆发出极强的潜能，甚至成为我国主流媒体发声的重要媒介。 短视频媒介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记录媒介与展示媒介，具备记录和留
4、存文献的功能 用户满意度、习惯和感知有用性会影响其持续使用意向，短视频创意劳动可以为劳动者带来切实收入，增进劳动者的福祉与获得感。 短视频类社交媒体的伦理失范事件，指出短视频平台习惯以“科技平台论”为借口，将伦理失范事件归咎于UGC生产方式，缺乏实质性的改进路径。 短视频版权侵权乱象 6、5G时代：解构与重构 2020年初新冠疫情期间，24小时 5G 直播被首次应用于新闻报道中，一场“云监工”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5G将从传输到内容、服务等方面对传媒产业的整个生态带来巨大改变，在解构原有产业生态的同时，也带来产业重构的全新可能。 当前在 5G技术的推动下，直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信息传
5、播方式。 5G时代的媒体融合发展，关键在于积极推进新闻与5G直播融为一体、合而为一。 7、算法传播：风险与规避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算法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之中，用户也充分享受算法传播带来的便利，算法传播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传播的新范式。 算法具有双刃性，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效应：算法传播在知识观、价值体系和主体性建构等方面存在着新媒介化风险 从增加算法素养、确保传播内容中立性、加强对算法的审计，以及尊重用户信息自决权等方面实现智媒时代的公平传播和有效问责。 应建立新闻算法分层责任制度，引入平台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实行新闻算法行业自律与法律制度，将隐私保护的价值观纳入算法传播
6、，完善新闻算法侵权的救济机制。 以技术为导向的算法容易导致价值偏向、算法牢笼、消解隐私甚至破坏公共性等价值风险，算法并非是完全价值中立的技术，容易引发算法偏见，这种偏见不仅背离公平公正的新闻职业规范、挑战用户知情权和信息选择权，还会解构社会共识，引发舆论风险等。 8、身体传播：关系与超越 一般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播技术促发作为经验感官的身体的变化，二是作为传播基础设施和条件的物质肉身对传播方式与质量的影响，三是新技术对身体和传播带来了新可能，应当抱持批判性与反思性。 具身传播 9、民法典：权利与适用 人格权编 10、恩格斯与列宁新闻观：内涵与价值 恩格斯的党报观包括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绝对的出版自由和读者与办报人心灵的沟通，二是尊重与坚守党报编辑的独立性与自主权。 为列宁新闻思想中的许多精髓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例如“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从整体上和联系中把握事物”“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和警惕“出版物依赖于资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