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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时期的科技管理兼谈李约瑟难题中国很多人都知道李约瑟难题（西方叫做 Needham Puzzle） ，但却大多不了解这个puzzle 事实上由两部分构成，即问题之一近代科学为什么只产生于欧洲？问题之二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前一个问题形成于 1930 年代后期，当时英国正在进行一场研究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运动，这场将科学及科学发展历史与社会背景联系起来的研究运动，促使李约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点燃了他对中国的兴趣。后一个问题形成于 1940 年代上半期，缘自于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以及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的实地考察与了解，中国科技历史的辉煌，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越来越向慕，使其提出专门针对近现
2、代科学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疑问。李约瑟难题两部分本身，都是一种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这种关系中，迁涉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对科技管理的设想和追问。那么，何谓“科学”？何谓“技术”？又何谓“科技管理”？这些词汇在中国有着怎样一个认知过程呢？我们下面就先谈一谈本讲的几个关键名词。首先， “科学”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所谈的科学，对应于英语里的 Science 一词，在英语里，它其实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sicence 来源于拉丁文的 scientia，早在十四世纪时，它即有了“人类共有的知识，特别是通过观察、实验、逻辑推理获得的知识”这样的释义。其现代概念形成于十七、十八世纪，那时候被称为“哲学” ，指
3、的是关于一个特别的主题和推测的有序观察或实验的结果。简言之，就是“通过实验研究自然而获取的系统知识” ，这一含义在晚清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将其译成“格致” 。晚清学堂里所用的格致课艺 ，以及后来翻译出版的格致汇编 、数理格致等等，都是科学书。日本对 science 的翻译与中国不同，日本学者福泽瑜吉引用古汉语里原意“科举之学”的“科学”来指代 science。大约在 1896 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将日本的译法引入。这种译法传播很快。大翻译家严复在同年翻译原富中还将“格致”与“科学”并用，但两年后， 天演论中就只能找到“科学”的身影了。至 20 世纪初期，特别是 1910 年代初， “科学”
4、在各类报章杂志中几乎成为一个热门的词汇，科学新闻、科学杂俎、科学小说等等层出不穷。 “科学”不仅进入了中国人的字典，而且开始成为中国人的追求。那么，技术又是什么？民国时期的人们如何认识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呢？在英语里， “技术”对应于 Technique 或 Technology，其原意是“系统的处理工艺” ，也可以说，它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手段、工艺流程、加工方法。古汉语里， “技” ，即巧也，利用竹木支撑搭屋为“技” ，剥离植物青皮绞绳编篮为“术” ，古汉语里极少两者连用表示技能（四库再行查证） 。在 20 世纪初期， “科学”与“技术”这两词在中国已平行传播，不过，时人并未对两者有严格区分，常
5、有科学为科学，技术亦为科学的表达。此外，除了其固有的意思， “技术”还被等同于“实业” 。如 1913 年湖南办了一个杂志，叫“实业杂志” ，其英文名实际上却是：the Technical Magazine。到 1930 年代以后，一些人开始对这二者进行特殊区分并且关注二者的关系，有学者即专门著文，提出技术就是卓绝的生产技术，科学是技术发达的基础。40 年代中国还出版了一些以“科学” “技术”共同命名的杂志，如科学与技术 、 科学技术通讯等，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被提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甚至当时的政治领袖都参与到了二者关系的讨论中。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又创了一个将 science和 technolog
6、y 综合于一体的新词，即“科技” ，这个词约始用于 1940 年左右。1941 年，一位叫石林的作者发表了一篇文章论科技工作者的生活 ，其中给科技工作者如是定义：一般来说，科技工作者应包含许多不同的科学家与技术家，如科学研究员，大学理工医农等科学教授与学生，中小学自然教师，医生，机车驾驶员，大炮手，飞行员，化验员，工程师，农场管理员，钳工五金工医生及一切爱好科学与技术的人，不分地位，不分年龄，不分性别都可以叫科技工作者由此可见， “科技”就是科学与技术，无论这种科学技术是大科学、小科学，还是大技术、小技术。 “科技”这个词的创造，说明人们认识到科学与技术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下面我们再谈一谈“管
7、理” 。“管理”理念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只不过， “管理”这个词的出现要比管理行为的出现要晚得多。和“科学”与“技术”相同，在古汉语里， “管”和“理”最初也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词语。 “管”从竹，本意是中空贯通的长条物。后来衍生出锁钥、掌管钥匙之人及掌管、经管、处置等意，如左传中的“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 ， 史记范睢列传中的“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 ”就分别是锁钥和经管之义。 “理” ，从玉，本意是把原始玉石按其纹路雕凿成玉器，比如说文的“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 ”韩非子中的“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 ”都与按实际纹理治玉有关。在战国末期到汉代， “理”才形成了哲学上的意义，指条理、
8、准则、规律等。古汉语里， “管”和“理”各有侧重，主其事曰“管” ，治其事曰“理” 。两词连缀在一起使用，出现在唐朝。见旧唐书：士真为棣都团练观察使。壬子，以前涿州刺吏兼御使中丞刘怦，为幽州御使大夫。幽州卢龙节度副大长史兼使知节度，管理度支营田观察押奚契丹经略卢龙等军使。“管”是唐朝的一个行政区域，隋唐时期的“理”通常是治理之义。因此，这里的“管理”是在管内治理的意思。之后， “管理”一词运用逐渐广泛，清朝时，开始出现朝廷的管理机构和官职用“管理”为名，如“管理街道厅” （管理京城道路沟渠的机构） 、 “管理三库” （银库、缎匹库、颜料库）大臣、管理钱法侍郎（宝钱局的长官）等。由此可见，“管理
9、”与“科学”和“技术”稍有不同，它不算是外来词。科技管理，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个原生词了。所谓科技管理，当然就是对一些与科学和技术相关的人和物的治理，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管理，这类管理更侧重于国家层面。它是一门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来管理科学技术工作的科学。科技管理不是直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其内容主要包括：决策、制定规划计划、科技人员培养使用、成果管理和使用、国内外学术交流管理、研究和制定科技管理条例及其方法措施，建立健全管理体制等。这样的科技管理，在有科学与技术的时代都会存在，但在民国时期，由于科技在中国开始登堂入室并处于节节上升的地位，使得科技管理这一新生事物也相应成为一个应该被特别关注的对
10、象。那么，民国初期有国家科技管理吗？答案差不多是否定的。在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分裂割据的中国基本没有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但一些军阀在自己的领地内还是有一些管理与开发活动的，比如山西的阎锡山，在山西三十余年，就做了不少有计划的科技管理工作。1932 年时，他甚至成立了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并在次年亲自指导编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 ，这个计划前三年以政治为中心，后七年以经济为中心，包括总则、省建设、县、村建设三部，设计了细至县、村的全省建设蓝图，其中包括了多项与科技相关的内容。如在农业上，计划改良农事，包括农具、肥料、种子、耕作方法、病虫害等，要求在十年后至少增加十分之二的产量。
11、水利方面，计划凿井、开渠、筑蓄水池、导河入晋，十年后增加至少八百万亩的水田。棉业方面，推广种区并改良棉种，至少增加棉田六十万亩。林业方面，保护旧林增造新林，确保成活率一半以上。矿业上，考虑现实产销比，暂缓开采。工业上，计划设立工业试验所、女子工业传习所、奖励特种工业及新发明、办县村工厂，提倡家庭工业。交通上，兴筑窄轨铁路和修理公路。同时，扶助社会办理实业，如毛棉麻纺织业、酿造业、化妆品工业、制纸工业等，完成创办炼钢、肥料等八厂建设，力求办成电气机械、电解食盐、汽车、飞机、人造丝等较高技术工厂。计划还拟设“建设研究院” ，划阳曲、太原、榆次三县为“建设研究区” ，凡是村建设事项，先研究，再试验，
12、然后推广。院内设院长一人，副院长一人，研究员若干人，分组办事。计划同时规定了实施考绩办法。阎锡山在自己的小王国里，计划得可谓宏大，设计得也可谓周全，但它毕竟仅局限于国之一隅，其意义相对于全国而言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在统一的中国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科技管理，才真正有代表中国的意义。下面，我们就谈一谈民国时期真正国家层面的科技管理情况。自洋务运动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就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兴起向西方学习之潮。甲午海战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仅限于“器”层面的学习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1910 年代时，一些喝过洋墨水者，进一步树立“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们依托一些组织在中国竭力宣扬科学，其中，191
13、4 年成立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并于一年后移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堪称杰出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诉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府在科技管理方面的行动。蒋介石一站稳脚跟，便迎合蔡元培李煜赢等国民党元老，先后成立了两个国家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这两个院一个成立于 1927 年，另一个成立于 1928 年，中研院最初有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史语、社会科学及自然历史博物馆九个研究单位，其中历史博物馆后来分立为植物和动物两个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则有物理、化学、生物、动物、植物等研究所和史学、水利及字体等研究会。显而易见，两院的研究方向多有重复。为什么会一下出现两个国家研究院而且还多有重复呢？这是一个
14、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央研究院是 1927 年 4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74 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的。最初国民政府只想成立这一个研究院，隶属于大学院，由蔡元培、李煜赢等共同经营，主要就是蔡李二人。但一山不容二虎，中央研究院的筹备会，虽然作为重要筹备人员之一，李煜赢却一次也没有去参加过，甚至六个筹备员仅蔡元培本人参加了中研院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筹备会，其他五人均缺席，因为他们都是李煜赢阵营里的人。到身负蔡元培等“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理想的大学院宣布失败，中央研究院改隶国民政府，定位为“国家最高研究机关”时，李煜赢的科研小王国也运作成功，他成立了隶属于教育部的北平研究院，这也是一个国立研究院，只不
15、过是个地方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有些类似于建国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其职责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 ”按政府发布的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研院是科研国家队，科学研究机构中的老大，北平研究院应该服从中研院的领导，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成立伊始，这两个院就处于一种貌合神离的竞争状态。中研院在 1935 年成立了中研院评议会，这个评议会由全国物理、化学、工程、动物、植物、地质、天文、气象、心理、社会科学、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共同组成，基本可以代表中国学术界，是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负责决定中研院研究学术的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合作与互
16、助以及一些其他事项。在其成立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中研院以评议会为平台，曾一度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与政府各部门需求进行多方位的结合，拟定了一个一揽子研究计划。当时全国各研究单位都对中研院号召的提交三年研究计划闻风而动，但我们却在北平研究院的档案中发现，同样的通知文件，中研院发了一遍，很久后不得不让教育部又发了一遍。总体来说，1935 至 1937 这两年间，全国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力量得到了非常好的联络，形成了一种全国科学界齐心协力共同推进科学研究与应用的氛围，但北平研究院对中研院的配合，总显得有那么点消极。在抗战内迁后，两院更是难见合作。在国家资源分配上，国民政府给与的是经常费，战争内迁期间由教育部负责按比例发放，但不同的单位给的折扣却并不相同，由于北平研究院直隶于教育部，属于近水楼台，加之其应用取向的帮助，在战争期间该院的经费远比中研院来得宽松。两院的人员组成也呈现出一些特殊性。因为李煜赢长期留法，所以北平研究院以留欧特别是留法归来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