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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性意识在张爱玲译作中的体现摘要：张爱玲的翻译成就一向为文名所掩, 但是她的翻译也别具一格。与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相比, 张爱玲的女性主义翻译诗学呈现出一种新面貌: 不是戈达尔德那样强调极端的“ 妇占”理论, 而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男性象征秩序与女性书写之间的对话理论。本文从女性主义三个翻译策略的层面上分析了张爱玲译作中流露出的女性主义意识。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主义，翻译策略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of Eileen Chang s translation are shielded by her literary creative talents. Co
2、mpared with western radical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her translation poetics takes initiatives in certain fields. Unlike the extreme woman-handling theory of Godard, hers takes a new look via a dialogue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and between patriarchy system order and female writing style. This
3、paper is going to analyze the feminist consciousness of Eileen Changs translation from three manipulated strategies, prefacing and footnoting, supplementing, and hijacking.Key Words：Eileen Chang, feminism, translation strategies 1. 译者张爱玲张爱玲，原名张煐，是 20 世纪中国罕见的能够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写作的作家之一。四十年代纵横中国文坛，五十年代驰骋香港译界，七
4、十年代享誉美国学界，这样一位少年时就被称为天才的女作家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旧上海的法租界。她的父亲张廷重为清末名臣张佩纶之子，满腹经纶，饱读诗书，却生逢一个变革的时代。求仕无门，寄生祖业，混迹烟花柳巷，沉迷云吞雾吐，惶惶不可终日。正如张爱玲所说，父亲虽然具有一定的新思想但是那是在不破坏自己传统地位之上的，本质上是守旧的。她的母亲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曾经留学法学，学习西洋绘画，音乐，是在中国女性意识觉醒时期一位具有新派意识的女性。她倡导婚姻平等，主张女子入学，寻求女性经济独立。因为对丈夫极度失望，对婚姻强烈不满，所以决然伴随小姑子出国留学，被称为中国现实版的“娜拉” 。张子静这样描述着张爱玲的母
5、亲，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这就和我父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有着这样的生活背景的张爱玲成长起来了。幼年时期，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房熟读红楼梦 ，研习海上列花传等因而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十岁那年在父亲的反对声中，母亲坚持把她送进女子学校并根据自己的英文名给张爱玲取名“ailing” 。母亲的坚持让张爱玲走出了传统中国女性的私域空间，进入公共领域，成就了张爱玲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和跨越中西的文坛美名。1931年张爱玲进入上海著名的美国女子教会中学圣玛利亚女校就读。
6、1938年，张爱玲不堪父亲的囚禁，继母的虐待，逃出父亲家，投奔母亲。这一年，张爱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但因战乱而不得不放弃。1939年，张爱玲以该成绩进入香港大学学习。为了提高英语写作水平，张爱玲规定只能用英语写作，她的姑姑曾这样对她的弟弟说：“你姐姐真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一半。（张子静，2003）”张爱玲的刻苦勤奋为她日后在翻译上的极高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前夕，香港沦陷，张爱玲回到孤岛上海，开始了自己
7、的写作生涯，创造了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的传奇，傅雷先生曾对把金锁记评价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943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知相遇，这段不解的姻缘一定程度激发了张爱玲创作的灵感，然而这段姻缘更多的是毁了张爱玲的一生。张子静后来如是说：“姐姐聪明一世，爱情上却沉迷一时。这段婚姻没给她安稳、幸福，后来且是一连串深深的伤害。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 1952年，因国内政治气氛的转变，张爱玲这位不关心政治的女作家被边缘化，不得不出走香港，迫于生计，为美国新闻处做翻译。她一生辗转，1955年离开香港前往美国，1961年访问台湾，晚年一直居于旧金山直至病逝。2. 张爱玲的创作与翻译学生时代的张
8、爱玲就开始在各个刊物上发表作品，早期的作品有不幸的她、牛、霸王别姬、迟暮、秋雨、心愿、牧羊者素描等。1939年她的天才梦获西风征文奖，次年发表。1941年翻译美国女作家哈尔赛女士的谑而虐。1943年左右，张爱玲以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金锁记而震惊上海成为文坛新秀，其中金锁记被夏志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评为“中国自古以来最出色的中篇小说”。1944年，发表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 阿小悲秋、出版短篇小说传奇，散文集流言。同年执笔改编倾城之恋、太太万岁等。1948年创作十八春后改名半生缘。1952年到1955年翻译鹿苑长春、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美国诗歌（合译）等，并用英文创作了小说秧歌及赤地之恋。
9、1956年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资助下完成五四遗事，1966年根据金锁记改编怨女。1967年张爱玲得到麻州剑桥瑞克利夫研究院基金资助，得以实现自己的夙愿，开始英译海上花列传（又称海上花，直至八十年代完成。创作与翻译之于张爱玲是分不开的，她的文学作品与翻译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译中有作、亦译亦作、作中有译（杨雪， 2007:51）。译中有作的作品包括谑而虐、睡谷的传说、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美国诗选、The Golden Cangue、Shame, Amah、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亦作亦译的作品有秧歌、五四遗事、怨女；作中有译的作品包括Sprout Song
10、、Stales Mates、The Rouge of North（ibid）。3.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3.1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西方女性主义是伴随着西方女权运动应运而生的，起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差异论为基础，“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基础”为行动纲领，认为男女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两性的社会差异而不是生理差异。女性主义翻译则是女性主义与翻译结合的产物。著名女性主义翻译家弗洛图所指出：“倘若女性主义思想家与政治改良运动都把政治的份量施加于语言之上，那么性别就成为了翻译中的一个话题（笔者译 Flotow， 1997:1）。”另外一位女性主义学家西蒙也指出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标是要识别和
11、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贬人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概念, 探讨翻译被“女性化”过程、原因及其负面影响, 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 （Simon， 1996）。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主体性， 蒋骁华总结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意识形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 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3） 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 技巧” 问题, 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 蒋骁华,2003)。女性主义者阐释了一系列关于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1） 翻译哲学：突破( 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 翻译标准： 符合女性
12、主义要求；3） 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 ; 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 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 平等互补, 等等（Simon， 1996:1-38）。女性主义者强调对文本的干预，强调译者的主体性，正如葛校琴所说：“女性主义翻译实质上就是极力主张有一种干涉主义的翻译，寻求女性主义的创造性在文本中的体现(葛校琴，2003)”。女性主义者主张“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 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 , 弗洛图总结并大力推广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三种常用方式：1）增补(Supplementing)；2）加写前言和脚注(Pre
13、facing) ;3)“劫持” (hijacking)(1991:69-70)。张爱玲的女性意识3.2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张爱玲成长于一个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时代，成长于一个倡导女性担负着救亡图存的重任的时代。这个时代， “在民族和族裔计划中, 女性被建构为民族的“精粹” 、统一以及解放的象征。 在民族关系中, 无论是统治的一方还是反抗的一方, 都把对女性( womanhood)的建构当作资源来利用。(伊瓦- 戴维斯, 2004: 42)。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启蒙运动者提倡女子享有同男子相等的受教育权，兴女学。倡导男女平等的教会女子中学把男女平等的思想深深地烙在了张爱玲心中。她曾经在私语里说，带弟弟
14、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而领她的保姆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进取，务必要胜过我弟弟。受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双重影响，张爱玲对爱情、婚姻和亲情产生了的怀疑，对男性生出了鄙薄。在私语中她曾经如是说：“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这一次的张爱玲彻底与父亲决裂了。她说：“我强迫自己把这个
15、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或者光明或者黑暗，或者好或者坏，或者神圣或者邪恶，凡是跟父亲有关的都是坏的。”林幸谦曾说“当女性作家在写作为女人的经历，她们都会回忆起内心里那神秘而又妙不可言的经历，大部分女性作家会受到她们内心深处父亲形象的影响”。父亲的虐待促使了张爱玲对男权的反抗，她采用了一系列去男性化的手法，她作品中的男性都是没有权利的病态男性，不是嗜赌成性，就是吸毒成瘾，抑或愤世嫉俗。怨女中银娣的丈夫，体弱多病，瘫痪在床，完全没有男人的形象，她的儿子是个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惧怕母亲的人。“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除了鸦片和女人，没有长幼之分。她们是母亲的儿子，是儿子的父亲，却没有丈夫和男人。”“张爱玲的世界
16、里没有父亲，男人仅仅是腐朽王国里的生理存在，躺在床上的母亲是权利的执行者（孟悦，戴锦华，2004:239）” 张爱玲特立独行，她是一个“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张子静，2003）”的女子，挣脱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固有规约的束缚。她曾在天才梦中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这种对女性才华的肯定无疑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赤裸裸地挑战，宣告了她积极参与新时期文化构建的心理。她常常称“自己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无异于宣称她自己是个经济独立的新女性。较之于她母亲，她才是那个年代真正的“娜拉”，摆脱了对男权的依赖。因不堪父亲的虐待，所以她离家出走；因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她写文为生；因不满丈夫的背叛，所以毅然离婚。这些无一不是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