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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雄：被误导的中国历史教育：用历史讲政治 2014-08-23 微家史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报）18 个学生坐在教室里。迎接他们的，是提前到来的高中第一堂历史课，以及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方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8 月 30 日，江苏省扬州中学，历史老师王雄笑眯眯地望着讲台下的学生，他们都刚刚经历中考进入这所省重点高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他指了指黑板，“大家都可以回答，要记住，很多问题没有对错。”“我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戴眼镜的男生最先回答。另一个则接着说，“历史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客观的，另一种是带有政治性色彩的，比如日本和中国书里的历史就是不同的。”一个穿白色衣服的
2、男生站起身来发表意见：“历史是开始、繁荣、衰败，又开始、又繁荣、又衰败。”最后，他干脆斩钉截铁地下了个结论：“历史就是一个圆。”听到这里，他的同学都忍不住哈哈笑起来，就连这男孩自己也抿着嘴笑了。学生们热烈地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王雄提出下一个议题，“同学们能用画画来表现当下的历史吗？”几分钟过后，同学们手里举起了各种各样的画。其中一个大眼睛男孩用黑笔画了许多个小圆圈，又用一个箭头指向了底部的大圆圈。“这是刚才发生的历史，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历史。一开始会有好多个答案。”他指了指那张画，“但最后，我们还是会形成一个统一答案，就像这些小圈最后会变成一个大圈。”“统一这个词，要谨慎地用。”王雄望着眼前的
3、学生说：“再想一想，这堂课，我们真的有统一答案吗？”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总结，他便突然笑着点点头，“大家鼓掌，这堂课结束了。”显然，没有人预料到这堂历史课会这样突然地结束，学生们愣了几秒钟，教室里才响起掌声。对于新生们来说，除了知道这位历史老师的名字，王雄的一切都还显得很陌生。他们并不知道，王雄 2006 年就被评为江苏省首批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他的一堂公开课还曾被南风窗誉为“70 年来中国公民教育第一课”。他们也不了解，这位老师将历史课视为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他把自己的观点写入了“课堂教学案例分析”中：“如果一国公民只会背诵现成的答案，或者只会单向性思维，那么这一国的公民绝对不可能质疑政府不当
4、的政策，也不可能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良善的建议，当然，也肯定会缺乏创新精神。”其实，在新学期第一课前，王雄就预想过，刚刚参加完中考的孩子们很难这么快就接受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课。与他想象中一样，课后，3 个学生自愿留下来做扫除。一个黑瘦的男孩一边擦着黑板，一边扭过头说：“我觉得这堂课没什么收获。作为一个老师，他总应该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半殖民地半封建、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这些词很多学生一个都不理解，但并不妨碍他们熟练地用来答题如果回到 20 多年前，给出“标准答案”对王雄来说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当时的王雄尽管年轻，却已经是扬州中学很受欢迎的历史老师。他能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惟妙惟肖的古
5、代人物和春秋战国时的地图，还善于讲述秦始皇、唐太宗等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曾经有一次，王雄在课堂上生动地讲了拿破仑的故事，结果再到课间时遇到学生，大家都改口直呼他为“拿破仑”。不过，按部就班的课堂教学生活之外，一些看似奇怪的问题已经在王雄的脑子里发酵起来。他记得，当时的课本教材在内容选取上以近代革命史为主，古代史和现代史都很少。而在世界近代史部分，则会浓墨重彩地讲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章节，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资本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必胜”，这些出现在历史书中的语句和政治书上的表述并无二致。苏东剧变后，有学生拿着历史课本找到他，“不是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吗？”无奈的王雄只能对学
6、生说：“苏联那个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到 1992 年的时候，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那时，历史书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有八大优点”的表述。“有的老师想不通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吗？”那时候老师们都住在筒子楼里，王雄记得，历史老师常常会和政治老师坐在一起交流，而政治老师往往比历史老师“还难转过来”。“我觉得历史不是政治啊，但是当时的历史课本就像是在用历史证明政治。”王雄并不适应这种教学方式，在大学时，他有一位很尊重的老师叫程敦复，老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治学极为严谨，讲授尚书时，经常要花上一节课时间来讲解一两句话。让王雄印象深刻的是，程敦复坚持西
7、周封建论，这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战国封建论相抵触。“他反对教材的讲述，但他会认认真真地反对，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对。”在程敦复的课堂上，王雄第一次接触到了学术冲突。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王雄很快就发现，某种简单化思维深深地影响着中学历史教学。比如，评价历史人物只有功和过，评价历史事件只有进步和局限；谈到革命的根本原因，都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谈到中国为什么落后，必是西方列强的侵略。还有一句万能术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像半殖民地半封建、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这些词，很多学生一个都不理解，但这不妨碍他们熟练地用这句话答题。”在王雄的记忆里，很少有学生会提出疑问，老师们
8、也并不会多问学生是否理解，只要符合标准答案就打一个“钩”。幸运的是，在当时的扬州中学历史组中，很多老先生保持着做学问的习惯，每天晚上都会自觉来到办公室读书或讨论。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王雄渐渐形成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治学态度。那段时间里，他先后阅读了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威廉德雷的历史哲学、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的历史学方法论等多部不同流派的学术书籍。1995 年，王雄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历史教学论文历史的理解与理解历史。在那一年 11 月 2 日的读书笔记上，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灌输的最佳方式就是要求人们背诵，不论是否理解，先去背诵，当你会背诵了，灌输就成
9、功了怎样让理性回到人们身边呢？主要是要让人们质疑，质疑是理性的基础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质疑能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学生完全可以不接受教师的观点在王雄所带的班上，同学们都喜欢称呼这个爱戴棒球帽、穿 361 度帆布鞋、骑着儿子的旧山地车上下班的历史老师为“老小伙”。而在这个“老小伙”身上，寻找到质疑精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讲述甲午战争时，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教材中使用的图片是电影甲午风云里的截图；在为一本由中学生撰写的家族史文选写序言时，他也直言不讳地作出“传统历史课本上没有人，只有人名”这样的论断。有一次，扬州市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找到王雄，请他为孩子们上一堂历史课。王雄痛快地答
10、应了这个邀约。但他很快发现，按照课程标准，这一章讲授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企业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在这个班里，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来自外地农村，有的家长就是因病下岗而致贫的。“老师应该真诚地面对学生和历史，在他们面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话我讲不出口。”王雄说，后来他将一本小岗村的故事带到了班上，从小岗村讲起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上世纪 90 年代末，他曾经上过一堂公开课，内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站在讲台上，年轻的王雄决定以一种“告别革命”的方式讲述这段历史。他将那堂课的重点放在权利法案的阐释上，并给出自己的观点：英国是一个没有宪法而有宪政的国家，之所以成为近
11、代史上的帝国，真正的基础是法治而不是革命。公开课结束后，听课的老师们集体坐在那里，沉默了大半天。最后，除了一个女老师觉得这种“违背教材”的观点算是一种探索外，其他老师则“全都在批评”。 这次经历让王雄“难过了很久”。更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授课过程中，尽管有些地方并不容易讲通，学生们却很少提出疑问。在王雄的第一批学生里，一个叫顾江龙的男孩子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如今在首都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提起王雄，这个年轻的历史系老师有点激动，他仍能清楚地记起，王雄送他的第一本书是世界著名体育小说精选，也记得王雄将学生们带到屋顶上讨论，还把望远镜递给他看星空。而对于老师的困惑，他也深有感触。顾江龙经常
12、告诉学生，观点没有绝对的对错，对于历史的解读往往是多种观点并存的。但他发觉，一些高考历史成绩很好的学生却往往“转不过弯来”，总习惯追问一个“绝对的结果和绝对的对错”。1998 年年初，扬州中学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美国的历史教师詹妮丝博士。这位胖胖的女士曾经到 20 多个国家讲学，在小学、中学、大学都讲授过历史课程。为了了解海外的历史教学情况，王雄专门请詹妮丝吃了顿午饭，并和这位前辈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我很想了解你们在中学里主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教学？”王雄直接抛出了问题。詹妮丝告诉年轻的中国历史老师，美国历史考卷的题目很少能在书上找到现成的答案。王雄记得，詹妮丝举了这样一个题目作
13、为例子：烟草工业是美国变富的原因之一，而烟草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你对此有何看法？“你们会教给他们统一的评价标准吗？”王雄好奇地问。“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教师只能教给他们方法，如寻求资料支持、逻辑论证等。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学生完全可以不接受教师的观点。”詹妮丝博士强调道，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违反它，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引起学生与家长的投诉。在这次长谈里，王雄还了解到，美国有很多种教材，可供教师选择的余地很大。至于美国的学生，则习惯了在辩论中研究问题，而他们“非常怕记历史年代”。这种政治课本上的话最好不要在历史课堂上出现事实上，从和詹妮丝谈话开始，王雄对于历史教学研究的
14、视野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有一回，在一本杂志上，他读到了一位华裔家长所讲述的美国历史课故事。 那是一堂讲述“独立战争”的历史课，老师达塔在课上宣布：“由于教学经费紧张，本来是免费提供的课堂用纸，今后 5 分钱一张。现在，大家拿钱来领纸，准备小测验。”教室里一阵骚动，孩子纷纷嚷嚷：“这不公平，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们？”、“为什么要 5 分钱一张？商店里真的不是这价钱啊！”、“怎么别的老师不收我们的钱？”“对不起，可是我不得不这样办。”达塔没有理会那些“憋红了的小脸”，坚持要收钱。包括这位家长正在读六年级的小孩在内，很多人都无可奈何地拿出零用钱。一个叫艾米的女孩刚开始很坚决地抵制：“我就不交钱。”但
15、最后也只能交钱领纸。考试开始后，事情发生了转折。闷头答题的学生们发现，最后一题写着：“关于花钱买纸的事，不是真的。写出你当时的感受。”“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得低头不看他们才能继续装下去。好几次我都快憋不住了，但还是忍住了。”历史老师达塔不久后便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家长，“我是想让孩子们得到那种感受，当英国议会决定向殖民地强行征收印花税时人们的心情。”而这位老师所遵循的，其实是美国教育部门颁布的教学大纲中的指导性原则：程式化的理论不能帮助儿童学习如何评价历史。某种意义上，这个原则也影响了王雄日后的教学生活。在高三学生商蕴清的印象中，王雄将近一半的历史课都是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展开。在讲鸦片战争时，王雄
16、就将教材里的资料、来自英国史学界的论述乃至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上书都提供给了学生，“却从来不要求我们必须选择相信其中一个”。最常见的情景是：王雄斜挎着一个特别大的书包走进教室，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堆大部头的书，“哐哐哐”地摞在讲台上，再分发给各组开始讨论。有时候，王雄还会将快绝版的线装古籍借给学生，书上还有樟木的味道。每次借书时这位“老小伙”都会做出恋恋不舍的样子：“很贵的哦，一定要还哦。”商蕴清还记得，几乎在每一节讨论课后，王雄都会布置一篇历史作文，并要求学生们论从史出，养成做引注的习惯。而王雄在批注里最喜欢写的话就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你同意这句话吗？”、“是否有论点支持？”有一回，商蕴清在作文里习惯性地抄了一句“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果王雄用红笔在这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条线，并在评语中写道：这种政治课本上的话最好不要在历史课堂上出现。 在外开会的时候，也有的历史老师会直率地对王雄说：“我们有个想法，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的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