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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黔中王门后学研究综述来源：中国文化书院阳明学刊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因上疏救援南京科道员戴铣、李光翰，御史簿彦徽等，被宦官刘瑾矫旨陷害，贬谪至贵州龙场驿。在身处万山丛中“瘴疬之区”的龙场，王阳明将生死荣辱、成败得失置之度外，“皆能超脱”，“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于是默记五经证之于心，“莫不吻合”，此即是阳明心学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龙场悟道”。正是象征心学端倪的“龙场悟道”，证实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发端于贵州，滥觞于黔省。从正德初年王阳明讲学龙场、贵阳开始，经过弟子门生的培育灌溉和继承弘扬，到嘉靖、万历年间，贵州涌现出一批心学名士，形成了王门后学中不可忽视的
2、一个学派黔中王门。时值龙场悟道 500 周年历史因缘之际，总结黔中王门后学研究成果，（究其得失），一方面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行基础的梳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一学术象征意义事件本身的纪念。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编撰的明儒学案六十卷，按地理人文分类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闽粤、泰州等七大学派，突出了近百位王门后学的事迹和语录，基本上反映了明末王学崛起的概貌，为后世对明末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和倾向性的指导。遗憾的是，明儒学案遗漏了贵州王门后学这一部分重要内容，一度使黔中王门隐晦不彰。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泰和郭子章巡抚贵州期间，遍访贵州文人墨迹，著成黔记六十卷，不仅收录了黔中王
3、门后学的不少史料，而且特为代表人物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作理学传，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百年黔中王学进行了总结。清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6871691），德州田雯巡抚贵州，历经勘查访问，著有黔书上下卷，亦录进了黔中王门后学的事迹。特别是清道咸同光时期莫友芝、莫祥芝、黎庶昌及民国年间宗孝忱，近人李独清等对黔中王门后学尤其是孙应鳌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为后世研究黔中王门后学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研究热潮提供了原典文献资料保证，使这一学派在学术界成为不争的事实。下面从黔中王门的源起与形成和孙应鳌、李渭等代表人物的研究两方面综述近十余年的研究成果。一、黔中王门的源起与形成研
4、究贵州作为王阳明悟道之地，独得心学风气之先，首传心学正脉，随之书院遍布，文教大兴，人才鹊起，从而使贵州得以摆脱长期以来的文化停滞状态，贵州学术思想遂笼罩于阳明心学之下，黔中王学（“黔学”）于是诞生。以此为契机，贵州本土学者形成了贵州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地域性儒学派别贵州阳明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阳明心学思想，并以贵阳、都匀等地为中心，先后掀起几次讲学高潮。他们数代相传，延绵百年，覆盖全省，成就斐然，蔚为大观，堪与其他王门学派比肩并立。因此，王阳明被历代学者尊奉为“黔学之祖”，贵州也被当今学术界称为“王学圣地”。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以王阳明心学诞生及其在黔讲学活动，黔籍弟子“得阳明之和”的陈文学、“得
5、阳明之正”的汤伯元，以及“理学三先生”马廷锡、李渭和孙应鳌等为研究对象，简略梳理黔中王学的源起、发展、成熟过程，并扼要分析了他们各自的思想特点。黔籍学者遗憾黄宗羲明儒学案未列黔中王门一案，大力论证其存在的理由和实存性，谭佛佑论黔中王门中的“黔中”之名，相对于“浙中”、“江右”等诸门。王阳明及其后学弟子在贵州传学，使王学于黔省后续有人，从而黔中王门得以确立。其弟子的学术思想和传学活动，作者一一列述如次：汤伯元与陈文学的著作多已散佚，难窥见他们的思想全貌，从零星的文章看出，陈文学以“取求放心是教言”为教授诸生的根本，且“珍重”先师之教。王杏倡办阳明书院并建立阳明祠，宗旨在于“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
6、；行先生之行而先范以睹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蕴以传也”。马廷锡在贵阳城南渔矶构筑“栖云亭”，静坐讲学三十年，南方学者负笈请学者云集。教诸生以“默坐、存心、体认”六理为宗，“妙契圣贤之经旨”，大讲“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时人认为：“人于先生之泽，知其汪洋于天下，而不知入于江右为独深；知其涵濡江右，而不知于贵阳为独至。”可见王门后学江右与黔中两派相较比肩，各具特长。李渭教诸生，主张以“不欲”为根本，“以学为圣人”作目的；必须从孔子主张的“毋意”入手，达到孟子提倡的“不学不虑”的境界；同时强调为学切不可间断。其居官处乡，或论政或讲学，“无一言不出于正，无一事不究其实”，故神宗赐联称他为“南国躬行君
7、子，中朝理学名臣”。黔中王门地位最高、影响最大、成就最著者当推孙应鳌。他一生官居高位、遍交名流。主张“圣明之曰仁”，故“以求仁为宗”，他认为求仁之法是“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终始”，毕竟“仁者，天地之心，须时时以此激昂。不失了我的心，便不失了天地之心”。孙应鳌强调师道、师职，明确指出这是“成己成物”的必然，教导诸生学以为世用，至能“为名臣”，“为名儒”，终成“治天下之大器”。其学术成就在宋明理学和黔中王门中均有极高的地位。明儒学案遗漏贵州王门后学这一部分重要内容，刘宗碧在贵州的王门后学中认为，其原因主要是资料佚失所致。然而可幸的是，贵州王门后学的事迹、文章并未完全泯于史籍。作者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综合
8、研究，不仅论及贵州王门后学存在的确凿事实，而且进一步分析它的理论特点和学术成就，从纵向和横向的不同层面，展示贵州王门后学的理论价值和学术风貌。文章从贵州王门后学产生和形成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出发，论述阳明心学在贵州开花结果，涌现出一批心学名士，如马廷锡、孙应鳌、蒋见岳、陈尚象、余显凤、吴挺、李渭、冉宗礼、胡学礼等，以及他们以贵阳、清平、思南、都匀等地为中心，“以一个学术整体的形式出现在王门学子之中” 的情况。其代表人物中，尤以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为最。他们三人的学术倾向互不相同，然皆宗阳明之学，共扶伦理纲常的总目标则是相通的，其共同特点有以下三方面：放眼全国，不存门户之见；以德为宗，直揭知行
9、本体；弘扬心学，勇于创新。这些特点在其余贵州王门后学的著作中也时有发现。贵州王门后学不仅促进了贵州省内的文化教育，在提高省内民众文化素质、学术水平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在全国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有的还传入日本，其学术价值是众所公认的。要言之，“贵州的王门后学，紧随全国的形势，在明末一段时间内非常活跃，它们的队伍整齐、著作丰富、义理又有创新，其在省内和国内的影响客观存在，理应在晚明思想史中占一席地位”。黔中王门的存在，贵州学者多有提出，已是不争的事实。张坦在黔中王门一个被忽略的地域学派一文中另辟蹊径，以黔中王门后学的活动为线索，从继承师道、发展心学和创办书院、传播心学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曾
10、被忽视的地域学派，解决王阳明心学体系在黔中王门后学的继承、发展、传播以及对贵州书院建设和文化教育的问题。就继承师道、发展心学而论，王阳明在龙场悟出“圣人之道，吾心自足”，黔中王门对此可说是深得其契，其代表人物孙应鳌教导乡梓后学时就说：“心若有主，不拘应事接物，读书作文，全是其宰运用，是我制外；心若无主，不拘应事接物，读书作文，全无安顿去处，是外制我。”循着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和“天人合一”学说，孙应鳌指出：“此心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者也，不知充其心以尽天地万物之大，失此心矣。”“天地之所以为天地，浑然唯此元气也元气之虚灵之在人者为心，一也。”由于吾心担当了天下国家和天地万物，所以
11、，孙应鳌继承了王阳明“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的精神，提出“独立不惧，真是在我，天下非之而不顾也”。孙应鳌对“吾心”学说的继承、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的易学研究上，他在淮海易谈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外无道，其实体备于人，人外无道。”“易者何也？以著天地万物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天地万物之理以明心也。”“易之象，心象也；用易者，心用之也。”“故易有圣人之道者，谓心也。” 孙氏“借易而讲学”，既继承了王学传统，唯心所造，亦随己发挥，发展心学。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矫程朱理学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之弊，黔中王门诸子不仅继承其优良传统，另一代表人物李渭更将“知行合一”直接标榜“
12、先行”，于王阳明又进一步，并身体力行、笃实履践，成为王门行动派的代表。阳明心学的最终完成，体现在他的“致良知”说上，如何“致良知”，王阳明认为应该通过“静坐省察”和“事上磨炼”两种工夫。“静坐省察”的慎独工夫，马廷锡可谓得其真传，于贵阳“栖云亭”静坐体察讲学达三十年之久。孙应鳌也主张“致功扼要，在诚意慎独”。“事上磨炼”工夫上，黔中弟子汤伯元、李渭、陈尚象、孙应鳌等在事攻方面都有继承和阐扬，他们不但继承阳明的学问，更继承了他的为人。从创办书院、传播心学方面来看，王阳明创办龙岗书院，讲学文明书院发其端。继之王杏于贵阳建“阳明书院”，立祠奉祀阳明；蒋信建“正学书院”；邹元标讲学“鹤楼书院”；马廷锡
13、“构栖云亭于会城南渔矶上”，又主讲于文明、正学二书院；李渭构“求仁馆”，讲学于“为仁堂”；孙应鳌先后建“南明精舍”，辟“正学书院”，筑“筑旦草堂”，建“学孔书院”，创“山甫书院”，皆在其中开坛讲学等等。“有明一代，自王阳明在黔开风气以来，其黔中弟子创办书院三十余所，传播心学，化民成俗，对贵州文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黔中王门的成立，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但具体诸子及其师承关系还没人系统梳理，李迎喜黔中王门系统考从论述黔中王门的缘起入手，较系统地按历时脉络考述了第一、二、三、四代黔中王门弟子及他们的生平履历和主要思想主张，并作“黔中王门系统表”如图，使黔中王门后学体系一目了然，历历呈现。(注：王艮
14、为泰州学派创始人，王畿为浙中王门，邓以赞为江右王门，三人皆不属于黔中王门。按：李渭、陈尚象所传弟子为笔者根据原文增补)事实上，黔中王门后学不仅局限于古代特别是明末，而应该延伸到当今的贵州学界。正是居处王学圣地的当代贵州学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高举阳明心学研究大旗，掀起了一场阳明心学研究的热潮，既做出了积极推动并产生广泛影响的贡献，也创作出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理论价值的科研成果。李友学黔中王门是阳明后学的重要学派一文指出，阳明心学诞生于贵州。王阳明谪黔期间，不仅在“龙场悟道”，创立心学，而且创办龙冈书院，主讲文明书院，使黔中数百诸生最先受到他亲授心学，奠定黔中王门基础。作者在文中胪列了
15、黔中王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宗鲁、汤伯元、马廷锡、孙应鳌、李渭等的著述，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料线索的方便。除了上述本籍学者之外，外省来黔做官或谪贬贵州的王学门人尚有蒋信、徐樾、胡尧时、邹元标等，也纷纷倡办书院，大力宣扬王学，为黔中王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从孙应鳌“以仁为宗”的宇宙观，“天地之用为我用”的境界，以发展、时中和协和为核心的方法论以及为政不必固守陈规，应因时变革的主张；马廷锡主静，反观修习以领会理气、心性、人我贯通合一的心学极高境界；李渭“先行其言”，即行在知和言之先的重行功夫主张看出，他们三人的学术旨趣互不相同，各有特色，可也从中归纳出黔中王门在思想理论架构上具有共同特点。作者进一
16、步较详细地介绍了当今贵州研究王学的态势，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贵州阳明学研究从举办学术研讨会、编辑论文集、主编丛书、撰写著述等方面来看，基本反映了贵州学术界研究王学的学术水准和概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和国际研究王学的水准和动向”。当今贵州王学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相结合，通过多形式、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式让王学走向社会，使广大民众在多种活动中认识王学，了解王学，“使阳明文化为现代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西部开发的时代背景下，贵州有些学人意识到黔中王门作为文化资源的运用。肖先治与王路平的黔中王门与阳明文化旅游圈便是其中代表。文章指出贵州阳明文化圈缘起于王阳明谪居黔省期间。王阳明龙场悟道和贵阳传道，以及他的弟子再传弟子在贵州弘扬传播心学，使贵州阳明文化圈得以形成。这一文化圈的基本特色是阳明遗迹众多、书院文化发达、文史资料丰富、祠观庙宇多彩、古代建筑精美、岩崖洞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