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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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朱琚元（彝族）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发现一批相当于 裴李岗文化的屋基、灰坑、陶窖、墓葬，并出土文物数千件。贾湖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总体上都在 7000 一 8000 年范围内，若按树轮校正 数据，则在 75008800 年之间（河南省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 报 ，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出土文物中有三件龟甲各刻有一个符号，一件石器上竖排连接地刻有四个符号。 发掘简报指出：“在这些龟甲和随葬品中的骨器、石器上发现的契刻符号，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这批契刻符号的发现，为研究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2、”贾湖遗址考古成果公布后，不少学者撰文认为，贾湖刻符的发现，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唐建先生在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一文中提出了肯定的看法：“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及其考古绝对年代的确定，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的证据” ，这“不但是到目前为止新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也是至今我国年代最早的文字或文字前形式。”从而肯定殷商甲骨文的源头在其前 5000 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代，亦即汉文字的起源、发展已有约九千年的历史。不过，贾湖甲骨契刻符号究竟是文字或只是文字前形式,用汉古文字与之比较进行探讨，目前尚未能得到完整而令人

3、信服的结果。 我于 1993 年 2 月专程赴河南郑州，在省文物研究所得以亲睹正在清理、复原中的甲骨、石饰刻符，以及骨器（未见有刻符的含器） 、石器、陶器等部分出土实物。将贾湖遗址甲骨、石饰刻符与彝族传统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在彝文中不但全能见到与贾湖刻符形同或形似的文字，而且对竖排契刻于石饰上的四个刻符，用彝文亦可释读出具有完整性的含义，同时贾湖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在其他民族特别在汉族中已不见踪迹，而在现令彝族地区尚能寻见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日常用物。这种绝非偶然或巧合的现象，亦可证明彝族传统文字与约九千年前的贾湖刻符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文字的创制与使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4、结合近年在彝区调查发现的彝族古老历法十月太阳历与十八月历等古代文化加以佐证，据此可以提出中华彝族具有万年文明史。 彝文何以与贾湖刻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这有必要首先对彝文作一些概略的介绍。 一、彝族传统文字简介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语言和起源时代久远，独具特性且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字即彝文。彝文首先表现于拥有载体形制多种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 现今尚流传和遗存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岩书、布书、皮书、纸书、瓦 书、木犊、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肇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根据纸质和极少部分所署的抄写年代，彝文文献多形成于明、清

5、时代。但不等于说彝文文献都首撰成书于明、清。除续修的谱牒，部分金石铭刻，以及汉文古籍译作等彝文文献夕卜，绝大部分彝文书籍，特别是彝族毕摩（祭师）传统用于各种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传下来的内容与格式，从原非纸张为书写原料的典籍上，转而传抄成纸书，即绝大部分彝文文献成书年代远不止于明、清时代。现存彝文文献，根据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或署有年代可考而较方者，有云南红河州境 3000 多年前原始岩画组合画面中的彝文岩书、西汉时代的云南昭通彝文铜印（堂琅印） 、蜀汉时期的贵州“妥阿哲纪功碑” 、南宋开庆己午年（公元 1259 年）的“拦龙河碑纪”等。 在彝族历史上，彝文文献从它产生第一部的那时起，与其紧密伴随

6、的即是天灾人祸的无情摧残，其中尤烈者为历来的焚烧，但它毕竟是植根于民族顽强的自我意识之中，终究“野火烧不尽” ，在“文革”结束以后，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公正认识。目前幸存的彝文产献，除石刻在贵州境内尚存 260 多块、云南境内尚存 700 多块外，纸书等类型文献，国内有关部门及国外英、法、美、德等国收藏的数量，据粗略统计，总计约有一万二干余册，据各地初步普查，尚有约五千多册仍存于彝族民间。 彝文文献以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彝族古代社会的各方面，客观地反映了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由于彝族社会发展史上末曾出现巫史的真正分离，彝文文献多由彝族巫职毕摩世代抄流传下来，且多用于巫事。因此，彝文文献尚处于以原始宗

7、教为主要表征的多学科融汇于一体，大多没有形成各具鲜明学科特点的专门著作。综观滇、川、黔、桂四省区现存彝文文献，据其包罗的内容，可归类分为原始宗教类（此类又可分为祭祖、祭奠、祭神、消灾除祸、驱魔送鬼、诅咒盟誓、招魂、祈福、占卜、祭祀神坐图谱等经 书） ；历史、谱碟、神话、哲学、伦理、天文律历、地理、文学、医药、农牧生产、军事、契约、帐簿、通告、译著、文字等十五大类。 彝文文献书写格式为左起直行，多无标点。其文章风格，诚如杨成志先生在云南罗罗的巫师及其经书一文中指出：“罗罗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且段落分明，毫无错乱。虽其中有长短句，要之，朗诵起来，也极合着节奏，纯是一种方诗词的上

8、品！至其字画的方劲和秀丽，更可做我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拥有诚如上述文献的彝文，属音节表意方块文字，在明、清以来的汉文史志中常被称为“銮字” 、 “题书” 、“罗罗文” 、 “贝玛文” 、 “白马文” 、 “毕摩文”等。彝文在彝族历史上曾有过统一或约定俗成的通用时期，但随着彝语方言、土语的产生及其与日俱增的差异，作为记录彝语符号的彝文，亦形成了各具方言、地区特色的多流派，有如战国时代的汉字六国文。不同的彝语六大方言相互通话有困难，掌握不同流派的彝文，相互阅读文献亦不易。不同方言、地区间彝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使用的单字多少不一。常用字与异写字区别不一；同意近音的彝文写法不一；形同音异义不一等。但这些

9、差异毕竟不是不同文字性质上的差异，所以都具有共同的特性。彝文字体书写规律与汉字相同，但无谓偏旁和部首，唯将书写的首先着笔的第一笔或第一部分笔划称为主笔。彝文造字是于不同主笔的不同部位分另咖以不同笔画而形成若干独具形、音、义的单字，彝文主笔最常见的有二十六种；彝文有独体与合体两种，合体字较少，独体字则占百分九十以上，因而笔体较简，二至五划的字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八划以上的字极少；彝文字体富于变化，但有一定的造字规律，首先，彝文亦如汉字“六书” ，有少量的象形、指事、会意及大量的通假字。 “通假”不是造字法，是音节表意文字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为适应语言的需要出现的用字法。彝文通假现象普遍，不但“

10、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而且往往“本有其字”却不辩字义地“依声托事” 。彝文的通假借用，改变了它的表意性，所以严格他说，彝文是表意为主而兼有表音的文字。 彝文合体字少，不似汉字采取形声结构来多产字，而是采用字体结构易位、增添笔划等方法来多产字。结构易位有上下易位、左右易位；增添笔划则指在已具独立形、音、义的独体字不同部位增添不同的笔划，形成另具形、音、义的字。 彝文再一特点是异写繁多，每字的异写少则二、三个，多则四、五十个。其因除不同方言、地区书写有差异外，彝文在流传中书写带有随意性而同一字笔划可多可少，甚至可正写反写；再是流传中逐渐发展演化，以致原始字与多个演化字混用。从这点来讲，往往能从其

11、中看出彝文的原始面貌和其发展演化的一些轨迹。从总体来看，由于彝族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彝文在野自生自衍等历史原因，彝文的发展和演化速度是了丰常缓慢时。彝文以其独具的特征表现出了古老的风貌，那它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众说纷纭，却向无定论。此前有关彝文起源或首见流传时代的论说，较具代表性的有唐代说、晋代说、汉代说、借用战国六国文说、春秋时代说、殷商时代说、龙山文化时代说、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代说、半坡韶文化时代说、最远九干年前说等。虽负无定论，但从这些各有所据的众说中，亦能看出彝文起源时代的久远。 在上述众说中“借用战国六国文”一说，虽是一种未对彝文全面认识的臆说，但毕竟看出

12、彝文与古汉字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两者的共同点则在殷商甲骨文中有明显的表现。 彝文与甲骨文的共同点，首先表现于两者同出巫职。彝文的创制、收集整理以至运用，都与彝族巫职毕摩有紧密的关系。各地彝族民间传说和彝文文献记载，都说毕摩创制了彝文，井由他们改进而运用。在彝族社会发展历史中，历来彝文多囱毕摩掌握和运用，彝文文献亦多由他们世代抄而流传下来；殷商甲骨文是商代后期贞人（巫职）在为商王占卜时，将占卜的事和其后的验辞，连同占卜者姓名，刻在甲骨卜兆旁形成的王室占卜记录。其二是彝文与甲骨文都具有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法。但这些造字法本身具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彝文开拓了有如上述产字多的易位、增笔等造字法，甲骨文则

13、寻找到了产字多的形声结构造字法；其三是彝文与甲骨文通假现象普遍，囱此都改变了两者的纯表意性；其四是彝文与甲骨文都是异写字繁多，彝文的异写字有如上述，笔画可多可少，甚至可正写反写而带有随意性，甲骨文亦是同一字细部繁简不定、部位正反不定、 偏旁不定而有随意性。 不仅如此，我曾仅将流传于滇东北彝区的彝文与 1965 年版甲骨文编作过比较，两者字形相同者达、22 字，相近者达 86 字。这些仍非巧合的诸多现象，少至可察见彝文与甲骨文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了彝汉文同源。但两者在甲骨文产生前较早时代即分流，其后各自独立发展成各具特性，不同体系的两种文字。汉字体系最迟在殷商时代即成官方文字，其

14、后与周代青铜铭文、战国及秦汉帛书、简犊文字、魏晋的石刻文字紧密相衍接发展，从播、篆、隶书等几经演变为今日通行的楷书。彝文则如前述，由于主客观的诸多历史原因，未得与时代同步发展，不舍其固有的风貌。数干年来顺应自然法则，缓慢发展而逐步完善。 彝文与甲骨文所具有的共同点表明两者有着共同的源头，而甲骨文即汉字的源头，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近代以来地下考古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郭沫若在具体谈到西安半坡遗址陶器刻符时曾说：“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子遗。 ”到近年为止，在我国若干考古遗址中，已有 32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陶器刻符共达 680 多个形体，这些陶符用汉

15、方文字甲骨文与之比较研究，目前尚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然而，用彝文与之比较，则能或多或少地对多处出士的陶符分别解读大部或一部分，如在年代上各具代表性的距今约八千年的甘肃泰安大地湾，距今约六千年的西安半坡、临漳姜寨，距今约四干二百年的山东邹平丁公，距令约四千年的青海柳湾、甘肃马厂等遗址陶符。 文汇报1994 年 8 月 3 日第七版报导：“湖北考古工作者最近在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把（汉）文字起源推到 6000 年前，比商代殷墟甲骨文还早 2000 年。 ”又华商时报1995 年 1 月 4 日报导长沙考古工作者经过两年的研究，在一块距今 710O 年至 6900

16、 年的彩陶残片上解读出一篇许多图画与符号夹杂的散文。 以上列举的一些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的共同源头还在更久远的时代，这从彝文能释读贾湖刻符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二、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 贾湖刻符中的三个龟甲刻符，分别于不同的三座墓葬中出上，其形分别为，第一个刻符与甲骨文“目”极为相似；第二个刻符相似于现代汉字的“日” ；第三个刻符目前未能从汉字方今体例中寻到与其相似的字，该刻符经细辩，属明显人为契刻痕迹仅左上角一横及竖折一划，中间斜竖一划及右下角斜划为龟甲的自然纹；若将龟甲本身自然纹排除，仅看两划人为契刻痕迹即为“七”形。 上述三个龟甲刻符，在彝文中与之形似的文字分别为，其本意第一字为“禽” ；第二个字“福禄” ；第三字为“神座” 。 契刻有四个竖排且连接符号的石饰，是一件柄形石饰，形似劈裂的剑柄残件，首部俯视呈半圆形，其面上刻符号，柄部有竹节状突起。刻石饰经辩析，人为契刻痕迹已较浅淡，其上有明显的砸、碰线形痕迹，因而整个契刻面显得模糊。若将砸、碰痕迹排除，人为契刻痕划在石饰一端有“”形四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