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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 转帖 2008-12-15 19:51:21 字号：大 中 小 【原文出处】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石家庄)1995 年 04期第 21-29页编者按我院历史系为庆贺著名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七十寿辰，约请校内外作者撰文，拟编辑出版一本古史论集；瞿林东和下面孟繁清、孙继民先生的三篇文章，是其中的一部分；学报征得有关方面的支持，先行发表出来，以示同贺。考察一个时期的史学，必首先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发展，才有可能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同历史的联系，进而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的面貌和特点。这是阐述一个时期的史学之各种表现及总的进程的基础。魏晋南北朝和
2、隋唐，许多历史研究者都把它们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而且各有自己的根据。本文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待，这主要是基于门阀地主在这个时期占有统治上的主导地位而确认的。当然，这两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把它们划分为一个时期的基础上，也还可以把它们作为两个阶段来看待。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司马光认为：魏晋皇室“骨肉相残”，“而胡、羯、氐、羌、鲜卑争承其弊，剖裂中原，齑醢生民，积骸成丘，流血成渊，几三百年，岂不哀哉！”司马光指出了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处于分裂、争战之中，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论是十六国，还是北朝，各封建皇朝为了自身的存在和
3、发展，它们并不完全是无所作为的，这一点，司马光却没有指出来。其实，早在唐初，人们对此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有几句话是涉及到对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的评价的。他说：自有晋南徒，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述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李渊用“嘉谋善政”、“立言著绩”不乏于时来评价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显然不同于把这时期的中原的历史视为漆黑一团的看法。这里说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陈两朝。北朝的魏、齐、周、隋四朝（魏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实则是六朝
4、，隋出于北朝故列于此）。唐初君臣的这种认识，从政治上看，他们并不认为在分裂时期的一些皇朝都是无所作为的；从民族上看，一方面他们固然还不能摆脱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另一方面他们的确认识到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皇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识到各族关系和密切对于社会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唐初提出了修撰“六代史”的计划；其后，在承认前人所修魏书史学地位的基础上，写出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五代史志，反映出对于这些皇朝历史地位的尊重。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新撰的晋书，是唐初史家所撰前朝史中对少数民族仍不免歧视而又比较突出的。即便如此，晋书对十六国的历史还是重视的，并采用“载纪”这
5、种特殊的体例予以表述，而在具体的评价上亦根据事实有所肯定。如在对石勒的评论中有这样的话：观其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谟间发，猛气横飞。远嗤魏武，则风情慷慨；近答刘琨，则音词倜傥。焚元超于苦县，陈其乱政之睨，戮彭祖于裘国，数以无君之罪。于是跨蹑燕赵，并吞韩魏，杖奇材而窃澈号，拥旧都而抗王室，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又如记符坚之事，其中讲到：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坚亲
6、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以境内早，课百姓区种。惧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太官、后宫减常度二等，百僚之谦以次降之。复魏晋士籍，便役有常闻，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舞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央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键，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从这些记载来看，对于十六国中的后赵和前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不能随意否定的；即便是对十六国中的其他各个割
7、据皇朝，也不能完全视为历史上的消极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移，民族纷争与民族融合，不仅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而且也促进了更大规模的政治统一。对此，隋与唐初统治者都有十分明确的认识：既有“君临万国”、“抚临天下”的威严，又有“四海又安”、“天下大同”局面。贞观七年(633），唐太宗“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呼万岁。”在这里，李渊和李世民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于“胡、越一家”、“四夷入臣”这种新
8、的民族关系的喜悦和称颂。唐太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民族关系的这种历史性的新发展，尤有深刻的认识。贞观二十一年(647），他十分认真地总结了民族关系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史载：上御举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上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生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之坚，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人，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巽，无代无之，肤践祚以来，正
9、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丙一人。自古皆责中华，戮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唐太宗是把能够同时做到“平定中夏”、“服戎、狄”看作政治上成功的大事，看作是他超过前人的主要标志。唐人所谓“天下一家”的观念，不仅有政治上的含义，也有多民族的含义。 这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门阀时代，即门阀地主在统治阶级中占领导地位的时代。门阀地主的形成有不同的来源，或由东汉世家大族发展而来，或是魏晋豪强地主在政治上得势演变而来，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必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家族声誉积累的过程。门阀统治的特点，是以家族结构同封建
10、经济、政治的密切结合。它兴起于魏晋，消失于唐末，是这一时期封建统治的特殊形式，有其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过程。南宋史家郑樵对这种统治形式有如下的概括：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戚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郑樵说的“隋唐而上”，当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他说的“近古之制
11、”，也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典型而延续至隋唐。五代以下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可以说，谱学的兴衰同门阀的兴衰是一致的。郑樵从官方、私家的谱系之学与谱系之书的盛衰，中肯地道出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三国时期，吴、蜀对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有积极的措施。这不仅为他们的割据称雄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西晋末年，北方动乱，晋室东渡，人口南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宋书州郡志记载了“遗民南渡”和侨置郡县的一些情况，勾勒出一幅幅人口南迁的历史画面。人口南迁。不独是门阀士族的南迁，更是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同时也是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南传和
12、中原思想文化的更大规模的南移。在此基础上，南方的城市、交通有了更大的发展。隋书地理志极言扬州之盛：称丹阳“埒于二京，人杂五方”，京口则“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而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则“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同书记荆州说：“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通典食
13、货十记，贞观、永徽之际，“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而至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其绝大部分出于江南，可见江南漕运对于关中的重要。同书州郡十二记扬州风俗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庚之风扇焉。”州郡十三又记荆楚风俗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左，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后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个时期南方社会历史进程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
14、扩大。这个时期，中国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更广泛的、更大规模的发展。通往中亚和南亚的商道，到隋朝已发展为三条道路：北道，从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等部，至拂国（今叙利亚）。中道，从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经焉耆、龟兹等地，过葱岭，至波斯（今伊朗）。南道，从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附近），经于阗，过葱岭，到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一带）。中道和南道，还更向西延伸。向东的海路联系，以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往规模最大。三国时，日本曾遣使来中国；南北朝时，它同波斯一样，也曾派人来中国报聘。隋唐时期，日本更是经常不断地派使节来中国，这些使节被
15、称为遣隋使、遣唐使。随同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的，还有许多学问僧和留学生。唐时，日本来中国最大的使团达到 500人之多。盛唐时期，中国跟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其中以今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等最为频繁。在文化联系方面，各种宗教的传入和发展，是最具时代特点的。其时，外来的袄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分别由波斯和阿拉伯传入。而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极盛阶段。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激发了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热情。据有的研究者统计，东晋时西行求法的有 37人，南朝刘宋时有 70多人，北朝时有 19人，至唐代仍有发展。东晋的法显（约 338-423）和唐初
16、的玄奘(602-664），是西行求法僧中成绩和影响最大的。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西行求法，经十三四年回国，纪述其所经历之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的佛教情况和山川风习，成佛国记一卷。此书是关于中外海陆交通最早的详细记录。玄奘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自长安出发，取道高昌、热海（伊塞克湖），渡阿姆河，经迦毕试（喀布尔附近）而入印度。历尽艰辛。玄奘在印度刻苦学习、参加论辩、从事译书、介绍大唐情况，受到宗教界和政界的礼遇与尊重。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载誉归国，受到唐太宗的召见。此后，玄奘在长安弘福寺和慈恩寺主持大规模的译场，致力于前所未有的译经工作，译成经论 75部，共 1335卷，译笔忠实而流畅，远远超过前人。他又与弟子辩机撰成大唐西域记12 卷，记述他所亲历的 111国及得之传闻的 28国的山川、风习、宗教传说，是关于西南亚及中亚等地的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佛教的发展和佛教经典的广泛传播，对于中国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