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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分析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法制思想，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的宝贵财富，是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思想之一。由于历史背景等诸多原因，两者既有其广泛的一致性，也有其众多的不同点。加强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和更深层次上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的法制思想。 一、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 (一)立法理论出发点的一致都主张立足中国实际，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并把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律、法规作为立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提出立法工作要
2、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从我国法制建设的水平出发。早在1953年他就明确指出：应该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6页。)1954年，他在组织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指出：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他反对立法中的绝对化、机械化，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我国各地、各民族间存在的差异。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力求达到切实可行。立足中国实际的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在立法方面的经验，这是毛泽东立法思想的另一个方面。1954年，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
3、：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注：邓小平选集第5卷，第127页。)同毛泽东的主张一样，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注：邓
4、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68页。)202x年他再次强调，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立法工作的发展，正体现了从本国实际出发与适当借鉴别国立法经验的相结合。 (二)法制目标在许多方面的一致都认为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邓小平和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追求社会稳定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正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指出，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这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能否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仍是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法制建设走上了健康发
5、展的道路。从1979年后颁布了新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大量的重要法律法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可见，邓小平为了达到社会稳定而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法律来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肯定、促进、发展积极的有利因素，促进社会变迁稳定正常地进行。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毛泽东邓小平共同追求的法制目标之一。一个国家有无法制，法制是否健全，一方面要看其法律体系是否完备，另一方面看它是否能做到有法必依，是否举国上下一体遵行。我们决不搞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那一套。毛泽东历来坚持这一原则，早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指
6、出：各抗日阶级的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尤其不能容忍干部破坏法制的行为，1937年延安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枪杀女学员刘茜，被判处死刑;原天津地区负责人、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就是实例。毛泽东主张对那些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注：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年11月1952年3月)。)为了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还指出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注：毛泽东思想选集第4卷，第1476页。) (三)执法守法观点的一致都主张严格执法、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强调领导干部带头守法 严格执法
7、，这是加强法制建设的决定性环节，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 一是执法必须严肃、慎重，严禁执法中的草率从事偏向。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各地政法部门必须纠正草率从事偏向，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准，不要杀错。他指出：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页。)1951年5月，他又一次强调指出，要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二是执法必须严格、严明。1951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指出，判处死刑要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并告诫公安战线的同志必须严格把握政策界线，凡介
8、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页。)1957年又针对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刑重罪不对，重罪轻刑也不对。(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页。)这些观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首先，他强调严格执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基本要求。1975年，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不起来。其次，他还提出严格执
9、法的重点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并且重申严格执法的关键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毛泽东很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在很早就说过，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政法干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又是打击各种犯罪、执法法律的主体，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邓小平对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也相当重视。他多次指出要努力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政法队伍。他说：现在我们能担任政法工作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
10、通晓各种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因此，要大力加强政治、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是与实践邓小平这种理论、观点分不开的。俗话说：官要清，民则正;贪官炽，盗贼兴。为此，邓小平把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作为反腐倡廉举措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又说，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很大。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他还说：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
11、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不只是对着高级干部，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6页。)除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守法外，邓小平还号召领导干部学会用法律办事。因为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二、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不同点 (一)对法制本身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对法制功能理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 在毛泽东的法制思想中，他把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
12、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而忽视了在新的形势下法律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组织管理的职能;他总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思考民主问题，导致他单纯强调国家对法制的完善和强化权力的必要，而没有把人民民主内涵中的公民权利义务，在法律思想上予以阐明;他只重视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忽视了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他在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留给人民的是义务主体的法律角色，结果为政治运动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留下缺口，最终导致无视宪法、法律、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民主形同虚设。他所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终未如
13、期到来。 邓小平在吸收和继承毛泽东法制功能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又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失误。他在强调法律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和功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被消灭，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新形势下，邓小平强调了法律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功能。1978年邓小平就要求国家立法部门为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形势的需要，集中精力制定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
14、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他迫切地要求法制要在执行中完备起来。法制基本功能理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实现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现阶段，对依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对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认识不同 对法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毛泽东指出：法律是上层建筑，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党的八大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但毛泽东在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对法
15、制的强烈要求，使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他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国有化程度;发动群众运动，用人海战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法律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造成1959年在全国撤销司法局后，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的令人费解的局面。结果经济立法工作裹足不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关系无法规范、调整，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使得政治斗争严重地冲击了经济建设，导致国民经济步入崩溃的边缘。 与毛泽东有所不同，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将法制建设提到了自建国以来的从未有过的高度，将法制作为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在众多的讲话中都反复
16、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思想，从而首先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其次提出并论证了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著名观点，他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此外，他十分重视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多次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并且要求两手都要硬。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立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踏步前进。从1979年以来，我国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达7多个，涉及到计划、财政、金融、审计、会计、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涉外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 第三，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程度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