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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及其具体内容 20 世纪 60 年代,在拉丁美洲产生了一个被称作为依附论的学派,它给我们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批判性视角,因其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依附论其实并不是一个思想统一的学派.尽管他们可能共享着某些思想观念,但在依附论学者内部存在诸多分支,他们在使用的概念、方法和所持的观点以及提出的行动方案等方面都大相径庭,甚至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我们知道,依附论是在批判普雷维什(Puleiweishen)领导的拉美经委会等 20 世纪早期拉美学者的思想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相比只相差大
2、致十年左右,但对拉丁美洲而言,50、60 年代的繁荣表象与 70 年代的严重衰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促使一些拉美学者深刻反思既有的理论与政策,并指出曾经的表面繁荣并没有把拉美从依附状态中拯救出来,反而正是这些繁荣的假象,让拉美陷入了新的更深层次的依附当中.所以,强调依附的新特点成为一些依附论学者展开理论思考与阐述的重点.依附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新依附论(New Dependency)也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产生的.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就是新依附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然,由于依附论与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依附论学者在对拉美经
3、委会的理论进行批判时,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那些早期学者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中心-边缘视角的借鉴与沿用.不过,多斯桑托斯似乎是依附论学派中的一个特例,他在借鉴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解释框架方面表现出了某种犹豫不定的状态.有的时候,他承认普雷维什的理论贡献,尤其是肯定了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语词和批判视角;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又明确否定普雷维什,并将其视为传统的发展主义一派而加以批判,而且在这种批判过程中似乎放弃和拒绝了中心-边缘的批判性视角,表现出对依附概念的热衷.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多斯桑托斯在理解和分析既有国际关系时表现出了某种局限性,例如,没能够从中心-边缘的视角去对依附、民主等问题
4、进行分析,也致使他在思考行动方案时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和乌托邦色彩,特别是在他的诸如对世界性管理机构、地区一体化、世界一体化的建议中,包含着明显的幻想色彩.一、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是一位世界级知识分子,但同时又是一位实践者,一位斗士.他一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60 年代,二十几岁的多斯桑托斯就积极创建了资本论读书班,并开始参加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例如,创建和领导波洛普革命组织,创办大学生论坛杂志并参与学生运动).三十岁时,巴西军事政变迫使他流亡智利,八年后再次流亡墨西哥,这些经历让他切身体验了拉美的现实,也有机会与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交流与合作研究.80 年
5、代回国后,他又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研究机构进行了长期合作.1996 年,多斯桑托斯六十岁的时候,与之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他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巴西学院则委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了全球化的挑战一书,以庆贺多斯桑托斯的六十华诞,许多学者或政治家为此书专门撰文供稿,由此足见多斯桑托斯的影响力.多斯桑托斯的着述大多是以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发表的,而 1970 年发表于美洲经济评论的依附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1(P231 -236)一文,则是他以英文发表的少数文章之一.这篇文章也是国际学术界(以英文为主流语言)引用多斯桑托斯最多的文章之一
6、.在这篇文章中,多斯桑托斯做出了不同依附阶段的划分,也正是基于这篇文章的观点,多斯桑托斯被评论者们列为新依附论的代表人物之列.的确如此,在对依附论学者内部进行流派划分的时候,许多学者也都是将多斯桑托斯单独列出的,强调其新依附论的理论贡献.这说明,在依附论学派之中,多斯桑托斯是有着一些独立的理论特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着自成一派的理论观点.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的历史形态做了三个阶段的划分:首先是殖民地依附(colonial dependency),典型地表现出贸易出口上的垄断.通过贸易垄断,同时伴随着对殖民地土地、矿产和人力的殖民化垄断,与殖民地国家结盟的商业和金融资本主导着欧洲与殖民地之间
7、的经济关系.其次是 19 世纪末得以巩固的金融-工业依附(financial - industrial dependency).在这一阶段中,依附受制于中心国的大资本及其海外扩张,他们通过投资原材料和农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中心国的消费,边缘国的外向型经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得以产生的.二战后所形成的则是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技术-工业依附(technological - industrial dependency).这种新的依附主要根植于跨国公司,他们开始向那些瞄准了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进行投资1(P231 - 236).多斯桑托斯在其后的关于依附论的理论探讨中,大都是基于这一基本框架而进行思想阐
8、述的,包括在 1978 年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他也修改并收录了依附的结构一文.多斯桑托斯着重破解的是二战后的第三个阶段的依附,根据他的看法,与前两个阶段的依附相比,技术-工业新依附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首先,在依附的前两个阶段,边缘国经济主要面向产品出口,即受制于中心国对某些产品的需求;而在新阶段,边缘国由于受制于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其发展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外汇,以从中心国购买本国无法生产的机器和材料等,去发展本国工业.但是,由于中心国垄断了国际市场,以至于处在技术-工业依附中的边缘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中通常处于逆差,往往不得不请求国际援助去弥补这种逆差.可是,残酷的现实是,受
9、援国尽管实际上只收到援助的一部分,却不得不按 100% 来偿还援助.2(P315)在 20 世纪初期,拉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由于受制于中心国家的购买兴致而表现得十分脆弱,以至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遭受了重创.面对这一情况,普雷维什等人正是为了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状况,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可是,工业发展所必需的材料与设备又不得不从中心国进口,加之国际贸易与收支逆差,让拉美国家陷入更深的依附状态中.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多斯桑托斯等依附论学者对普雷维什等早期拉美学者的进口替代化战略进行批评.应当说,依附论学者的许多批评是对普雷维什的误读,但也有一些批评是切中要害的.不过,多斯桑托斯关于新依附的描述与分析
10、,却为我们理解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上述对国际援助的分析就是一例.事实上,国际援助无非是中心国维持其中心地位的一个筹码.这一筹码的最大优势则在于,它让中心国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因而很容易蒙蔽那些善良却无知的民众.在这种援助的背后,往往包藏着中心国不可告人的利益谋划,更多的时候是以中心国的中心与边缘国的中心之间进行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形式出现的.在多斯桑托斯这里,除了对出口方面的依附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这两个问题作出了关注之外,还对技术方面的依附给予了特别关注.正是对技术依附方面的关注,使他把重点分析技术-工业依附的理论称作新依附论.多斯桑托斯分析了中心国的技术垄断问题:我
11、们前面曾提到,不发达国家发展工业所需的机器和原料依赖于进口.但是,这些生产要素并非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获得的.它们都受专利权的保护,而专利权一般都属于大公司.它们不是把机器和材料当作简单的商品出售,而是要求为使用那些机器和材料支付特许使用费,或者在多数情况下把这些商品转变成资本,以它们自己投资的形式引进.2(P315)也就是说,专利保护或技术垄断使原本就不公平的中心与边缘间的贸易再度加上了一层屏障,以至于边缘国要获取他们自己无法生产但又急需的资本时,就必须作出更大的付出.而且,中心往往还不会满足于技术交易,而是希望自己携带着所谓先进技术进驻到边缘国,将技术也作为资本去牟取暴利.对于边缘国而言,
12、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情势下,由于逆差的原因而无力购买那些必须的技术,又不得不敞开大门,任由中心国携带着技术走进来.可见,由于中心国掌握着技术并实施着技术垄断,往往不用自己强势侵入,自然会有边缘国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地以各种优惠政策邀请其进驻.不仅如此,多斯桑托斯还看到,那些在统治中心被更先进的技术替换下来的机器,就这样作为资本运往依附国去装备设在那里的子公司2(P315).结果,无论是在技术贸易还是在中心国携带技术进驻中,边缘国都根本不能指望学到领先的技术,因为中心国投到边缘国的技术都是一些正在被淘汰的旧技术.尽管如此,与边缘国能自行生产和运用的技术相比,他们又是先进技术.虽然,并不排除出于大幅提
13、高生产力的要求,也会出现中心国将一些最新技术应用到其在边缘国的跨国公司分部的情况,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时,一般说来,他们都会将此命名为商业机密,不允许其他人接触,也禁止泄露相关技术.在这一方面,中心国积极推动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也能够为之保驾护航,事实上,中心国也一直是把一切不利于保持自身技术优势地位的因素斥为非法.多斯桑托斯对科技革命的问题也给予了充分关注.他认为,科技革命的问题不仅是他所划定的技术-工业依附阶段的重要论题,而且也是影响到其后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围绕科技革命问题的探讨主要反映在多斯桑托斯发表于 80、90 年代的一系列着作中.多斯桑托斯认为,关于知识与生产间关系的传统认
14、识都是片面的,因而,他主张用一种科技革命观念的全视野来审视人类历史与未来,甚至将科技革命称为世界经济的根本变数3(P547).在他看来,二战后的历史表明,知识不再是生产的辅助性内容,不再停留于简单地促进生产活动方面,而是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当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时,当技术应用于生产时,传统的生产模式被颠覆了.在新时期,知识本身就是生产力,这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正是由于知识-尤其是创新知识-显示出了重要作用,关于创新知识的研发活动在中心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而使中心国对全世界人才的网罗也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导致了边缘国人力资源的流失.这样一来,中心国在科技革命中总是能够占据领先
15、地位,通过技术垄断将边缘国抛在身后,甚至将边缘国打入更加深入而持久的边缘地位.多斯桑托斯还注意到,随着科技革命的发生,与早期的那种以专利保护为主的技术垄断有所不同,此时,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心国不仅将大量的过时技术用于投资边缘国,而且把低质量的技术向外输出.这不仅避免了这些技术可能在中心国内部引发污染环境或破坏劳动力的风险,也不仅在技术贸易和投资中换取了诸多利益,而且也将这些技术容易引发的负效应传播到了边缘国,以至于永远无法改变被边缘化的命运.这样一来,也就能够部分地解释边缘国在发展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卫生条件恶化和疾病蔓延等问题了.当边缘国面临这些问题时,一方面,中心国会持续宣扬其所谓的现代化理论,让边缘国相信这些问题在中心国的发展历史上也曾经普遍存在,只要坚持走中心国的道路,这些问题就是阶段性的和暂时的;另一方面,中心国又会再次表现出仁慈的一面,通过物资、技术、金钱、政策与专家援助等方式,去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产生恰恰是中心国输出过时技术造成的.总之,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面前,中心国的逻辑就是要尽快占领新领域的制高点,进而将旧的技术输送到其他国家,以此建立起新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以巩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如果边缘国碰巧在某个领域中走上技术领先的地位,中心国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封杀这些技术产品,其中,贸易制裁、征收超额关税、向国际机构提起诉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