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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漫谈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在文化上，他尊崇传统，主张应该合理鉴定艺术作品的好坏，“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 同上。这种“组合型”思想结构已在美国学术界得到承认和重视，并被当做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模式”加以评论。“技术（包括知识）和理论的高度集约化，正作为创造发明和制定政策的新型原则，日益改造着技术经济体制，并导致社会本身的科层化（stratification）。”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初版序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它的姊妹篇，两部著
2、作互为补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详细讨论了文化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以及如何在社会价值观注重无拘欲望条件下管理复杂政治机构的难题。作者对于资本主义矛盾的认识，来源于对它原有的文化与经济复合体的拆解分析，也来源于作者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享乐倾向的关注。贝尔写这部著作有一项理论目标：阐释自己的三领域对立说，说明三领域的断裂是产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根源所在。大部分现代的社会科学家把社会看成是依照某种单一的关键原则建成的统一“系统”，与他们不同，贝尔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相加而成，这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
3、（efficiency）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equality）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self-realizationorself-gratification）原则。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形成了150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初版序言。【原著导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共包括导论，领域的断裂：（主题绪言）；第一部，现代主义的双重羁绊；第二部，政治体系的困境三部分。第一部分共有四章，第二部共有两章。），贝尔阐述了他的三领域对立学说：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它的不同领域各有不同的模式，按照不同节奏变化，并且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现代社会由
4、社会结构、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构成，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作者通过讨论社会发展史，从道德风尚变化的鲜明对比中分析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断裂现象。企业家和艺术家双方有着共同的冲动力，那就是追求新奇、再造自然的激情和精神，这两种冲动力共同开拓了西方世界，然而，二者很快就变得格格不入：资产阶级企业家在经济上积极进取，却成为了道德和文化上的保守派；而文化冲动力则展开了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猛烈攻击，主要表现为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和颠覆。贝尔指出领域的断裂是现代社会紧张局势的结构根源，认为断裂观念是分析研究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理论
5、方法。第一部，现代主义的双重羁绊，共分为四章，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第一章，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共分为两节，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产生的根源：工业社会的经济与节俭原则与现代主义文化强调的反认知和反智模式发生了冲突，“一方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正是这种脱节现象构成了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32页。首先，阐述了今天的社会结构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深受
6、反理性和反智情绪影响，把自我感受当做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作者分别通过随意型社会行为、艺术家造就观众和50年代的中产趣味进一步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反理性倾向。接着，作者分析了现代主义潮流和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指出现代主义本质上代表了对资产阶级正统文化秩序的愤怒攻击与颠覆破坏，倡导与传统文化相对立的美学思想和生活态度。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已同大众文化、商品生产合流，完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统治，造成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消亡，现代主义经过百年反叛，终于“至高无上”地统治了文化领域。然而，西方现代派文艺作为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它在本质上是孱弱无力的，这种潮流本身充满了空
7、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其次，贝尔以美国清教传统和小城镇心理为例，细致地阐述了宗教冲动力的衰竭过程：“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先是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了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将社会从传统的清教徒式先劳后享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糜费心理，是为古罗马与拜占庭文明堕落的先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正如作者所言，现代主义、享乐主义和文化大众所表现的乏味形式的制度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
8、矛盾。第二章，文化言路的断裂，共分为三部分。阐述了现代社会中文化本身的聚合力，以及文化能否取代宗教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一套全面的或超验的终极意义的问题。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中文化存在涣散性，这是由于言路本身语言，以及表达某种经验的语言能力的断裂。以前存在于我们理解方式中的宗教术语已经破烂不堪，存在于我们诗歌和修辞方法中的象征也已经软弱无力了，这些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感情语言的贫乏，反映了我们生活的贫困，这种贫困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上的，是一种没有祈祷、没有仪式的生活的贫困。首先，从数、相互影响、自我意识、未来的定向四个方面论述了我们的技术文明不仅是一场生产革命，而且是一场感觉革命，技术文明给人们的感觉带
9、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和影响，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我们接触世界的方式。其次，论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反映到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断裂上，而且反映到认识表现和感情表现之间的断裂上。首先现代生活创造了一种角色和人的分歧，从角色来看，人日益变成官僚机器的附属品，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日益非人格化的社会，而从人的角度来看，现在人选择的范围和种类比以往要宽松得多，现代社会又是一个日益自由的社会。其次，功能的专门化造成了角色与象征表现之间的断裂，专门化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结构日益错综复杂，文化本身很难反映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另外，语言的变化抽象思维的扩大加大了物质世界和概念世界、经验世界和日常事实之间的断裂。最后
10、，论述了宗教冲动力衰竭之后，人们失去了维系思想统一的中心，出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涣散性，人们如同无家可归的漂泊者一样失去了根基和归宿。作者通过对上述情况的分析，进而提出了文化聚合力的问题。第三章，60年代文化情绪，作者科学地分析了60年代的文化情绪。60年代的文化情绪是50年代文化情绪的一种反动，同时它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现代主义中达到顶峰的一种更早的文化情绪的回复与延伸。60年代最主要的趋向是，早先对自我的热衷现在又故态复萌了，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另外，“60年代文化情绪还有一些特点：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具有反认识和反理智的情绪；想一劳永逸地抹煞“艺术”和“生活
11、”之间的界限；熔艺术与政治于一炉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70页人们在60年代的文化情绪中看到了现代主义的枯竭，它已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又一个迹象。第四章，走向大修复：后工业化时代的宗教与文化，作者根据前面几章对文化矛盾现象的论述，来探索文化与工作、宗教的关系，以及新意义系统可能将导致的方向。作者通过对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不同工作的论述为我们展示了三种背景：自然世界、技术世界和社会世界，以及与之相关的三种宇宙观：自然世界是从命定到机遇，技术世界是由理性和进步确定的，而社会的世界只能具有在“恐惧和战栗”中生活的特点。由于存在着三种背景和三种宇宙论，那么也存在着三种个人赖以寻求自己同
12、世界关联的认同方式，这就是宗教、工作和文化。宗教守卫着道德、传承着文化，工作，当它是一种天职或正当职业的时候，等于把宗教转化成一种今世的依附，一种通过个人努力达到的自己美德和价值的证据，而文化尤其是我们目前称之为现代主义的滚滚潮流不但不像宗教那样设法去驯服邪恶，反而开始接受邪恶，探索邪恶，从中取乐，还把它看做是某种创造性的源泉。文化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侵犯了宗教领地，并把权威的中心从神圣移向亵渎。作者还指出人类行为的指南既不可能是自然界，也不可能是历史，而只能是宗教。宗教是传统社会中人生的全部，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宗教的力量已经大大减弱了，但是作者认为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会有某种新的宗教出现，
13、因为“宗教是人类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生存总秩序及其模式的认知追求；是对建立仪式并使得那些概念神圣化的感情渴求；是与别人建立联系、或同一套将要对自我确立超验反应的意义发生关系的基本需要；以及当人面对痛苦和死亡的定局时必不可少的生存观念。”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21页。耿蕊：丹尼尔贝尔在中的宗教思想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对于贝尔的宗教思想，学界有专文进行论述。“贝尔认为前工业社会之所以稳定、和谐,原因在于以往人类社会有着从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稳定信仰,这种传统上的稳定信仰就是宗教,它为人们提供了关于现实某些超时代的概念”，“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侵犯了宗教领地,导致了工业社会时期的宗
14、教危机”，贝尔进一步指出，后工业化社会将会出现宗教的回归，并设计了一种“新宗教”：“公众家庭”。正像贝尔自己所说，向宗教回归是一个冒险的答案，目前学术界大多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种所谓解决矛盾的想法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第二部，政治体系的困境，共分为两章，从阐释文化转向论述政治。政治体系对于文化体系而言，完全是另一种领域，如果说宗教和文化企图确立终极意义，那么政治体系则不得不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问题。政治的矛盾与文化矛盾也不尽相同，它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在它建立之初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要求，然而现在它却必须为了实现集体目标而努力，如何调和个人和集体的矛盾成了一个非常棘手而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第
15、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的暂时的和永久的因素，首先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并预测了之后25年美国的发展，目的是从与社会动荡有关的暂时因素中挑选出结构因素，从而找到造成美国社会动荡的根源所在。贝尔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美国最大的困难在于：它在气质上过于个人主义化，在趣味和爱好上过于资产阶级化，而它却从未完完全全地学会依靠集体解决问题的艺术，或者说，它从未真正地学会欣然接受公众利益至上的主张，以反对个人的利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75页最后，贝尔指出，实现“公众家庭”是任何民主政体解决自身问题的关键所在。第六章，公众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贝尔从政治的角
16、度再次探讨享乐主义这个重要的文化主题；接着，贝尔提出了公众家庭的主张，认为公众家庭是调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主要方法。公众家庭是经济活动中除家庭经济和市场经济外的又一个领域，从政府预算的角度来讲，公众家庭是指对财政收入及开支的管理。更广义地说，它是满足公共需求和欲望的媒介，与个人的需求是背道而驰的。它是社会中诸多政治力量登场亮相的活动场所。建立公众家庭的宗旨就是要满足共同的需求，就是要提供一些个人无法用金钱为自己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有的学者认为贝尔提出的公众家庭理论是虚幻的，因为“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如同其他社会矛盾一样，深深地植根于私有制的本性之中。” 阎孟伟：西方学者视野中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及其对我们的启示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12期。陈源：信仰的沦落与再造读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