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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诗可以怨孔子“思无邪”与汉儒“温柔敦厚”辨异在汉儒眼里， “思无邪”和“温柔敦厚”皆出自孔子之口，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作为“诗教”的“温柔敦厚”对后世的影响似乎更大。直到宋代，朱熹不赞同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主张用“思无邪”取而代之。 “朱子可似乎是第一个人，明白的以思无邪为诗教。在诗集传的序里论诗之所以为教，便只发挥思无邪一语。这是以思无邪为诗教的正式宣言。 ”1清人袁枚对提倡“温柔敦厚”的沈德潜说：“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载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 ”（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虽然如此，许多人仍然将“思无邪”和“温柔敦厚”等量齐观，清代佚名静居绪言曰：“诗之为道
2、曰思无邪 ，为教曰温柔敦厚 ，后世虽有不迨，乌可舍是而学？”包括朱自清先生，并没有深入辨析两者的区别，他说：“我们觉得以思无邪论诗 ，真出于孔子之口，自然比温柔敦厚一语更有分量；但当时去此取彼，却由于道学眼。其实这两句话一正一负，足以相成，所谓合之则两美 。 ”2到了今天，学界固然公认：“温柔敦厚，诗教也”并非孔子的原话，但多数学者依然认定“它（温柔敦厚）反映了孔子及其门徒们的思想，却是毫无疑义的，后来温柔敦厚也曾长期地被作为孔子的诗教来看待。它正是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在文艺上的反映。 ”3作为一种儒学的新形态，两汉经学与原始儒学之间有明显的继承性，这是不争之事实。在诗学观念方面也不例外，比如两
3、者同样重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然而，两者之间有没有区别呢?如果有区别，这个区别究竟有多大?相对而言，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通过对孔子诗学观和汉儒诗教观的对比，以凸显儒学诗学理论在先秦时期和两汉时期的不同特征。一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疏通知远， 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 易教也；恭俭庄敬， 礼教也；属辞比事， 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 书之失诬，乐之失奢， 易之失贼， 礼之失烦， 春秋之失乱。 ”按汉儒的理解， 诗经的特征及其教化效果可概括为“温柔敦厚” 。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 诗
4、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诗源辨体 ） 4与“温柔敦厚”相联系的是“依违讽谏”的观念。 诗大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郑玄注曰：“风化、风1 朱自清诗言志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38 页至第 139 页。2 朱自清诗言志辨 ，第 139 页。3 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上）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出版，第 46 页。此外，持这种观点者尚多，例如：吴枝培：中国文论要略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认为孔子的文艺观有
5、四条：一是兴观群怨，二是思无邪，三是中和之美，四是温柔敦厚的诗教。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云：“温柔敦厚的标举，根源于中庸、中和的哲学、美学思想” （第 73 页）4诗教，在礼记经解中是“诗教” ，特指文本之诗的特征及其教化效果，在后世衍变为“诗教” ，乃指作诗之道，作诗的法则。 2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 ”孔颖达疏曰：“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不自知其过而悔之。 ”在长期的封建专制时代，占据文坛统
6、治地位、主宰诗歌创作的正是这种诗教观。宋人杨时云：“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犹不可无。 ”（杨龟山集语录荆州所闻 ）明人许学夷云：“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复得于声气之和，故其言委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清人潘德舆云：“凡作讽刺诗，尤要蕴藉：发露尖颖，皆非诗人敦厚之教。 ”（养一斋诗话 ）从上论不难看出这种诗教观绵延之漫长和影响之巨大。这种诗教观与孔子“思无邪”的诗学观念大相径庭。其实，在孔子眼里， 诗中有怨，亦有怒；在孔子的诗学观念中，诗可以怨，亦可以怒。孔子对诗经的整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论语为政 ）关于“思无邪”后人有许多争论，
7、按我的理解，不论“思”是发语词抑或是“思想” ，也不论“无邪”是“不斜”还是“诚” ， “思无邪”乃是说：绳之以孔子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 诗经中没有不合格的篇章。 1论语中论述诗经的内容不少，但涉及对诗经思想倾向判断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孔子对“郑声”的厌恶， 论语卫灵公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论语阳货云：“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既然诗三百是“无邪”的，显然， 诗经郑风与“郑声”不是一个概念。 郑风指郑地流行的健康的民歌，而“郑声”指郑地传唱的不健康的民歌，两者有“邪”与“无邪”的区别。在孔子眼里，如果郑风是乱雅乐的淫诗，孔子即使无权删改它，也不至于去褒扬它。对于诗经中的爱情诗，
8、汉儒采取歪曲之法，不敢正视。朱熹敢于撕破汉儒的帷幕，但认定它是“淫诗” 。其实，在孔老夫子眼里它们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没有逾越“无邪”的栅栏。二是孔子对诗经社会作用的估价。 论语阳货云：“诗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 ”2关于“怨” ，孔安国注曰：“怨，刺上政也。 ”朱熹注曰：“怨而不怒。 ”这两条封建时代极权威的注都偏离了孔子的思想。将“怨”仅仅限制于“刺上政”并不全面；将“怨”解释为“怨而不怒”更是偏离了孔子的诗学精神。孔子固然主张“仁” ，但并不排斥怨，对“不仁”之人与“不仁”之事的怨，恰恰能够表现“仁”人之“仁” 。所以，有“仁”必有
9、“怨” ，怨至极端必然“怒” 。事实上， 诗三百中有怨、有怒，决非“温柔敦厚”所能包揽。将诗三百视为“温柔敦厚”的典型乃是后世儒生透过特制的有色眼镜所看到的情形。就“二雅”来说，政治讽谕诗占到了八分之一的比例。这些作品无不对当权者的昏愦残暴作了深刻的揭露，其情感既怨且怒， 毛诗序亦承认“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这些诗正是产生于“周室大坏”的西周中叶之后。诗人对颠倒是非，滥施刑网，倒行逆施的国君不只数责其过，有时甚至放声诅咒。 桑柔云：“民之未戾，职盗为寇。 ”瞻印云：“无忝皇祖，式救尔后。 ”如果说这犹是“温柔敦厚” ，那么还有什么不是温柔敦厚”呢？“温柔敦厚”的诗教不仅歪曲了许多诗三百中
10、的作品，同时在创作领域排挤了大批怨恨之作；相比之下， “思无邪”理论因包容了诸多具有怨刺性质的作品，而显得宽容而大度，更富有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二1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经思想倾向的判断。至于文体的“诗”是不是也应当“无邪 ，孔子没有说但推测起来也应该是“无邪”的。2如上所述，这一段文字是孔子对诗三百的社会作用的总结。孔子没有明言诗歌创作的法则，按我的理解，其创作法则，应当包括上述内容，但比上述内容宽泛。 3按照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人格可分为内倾性人格和外倾性人格， “第一种态度（内倾）通常优柔寡断、深思熟虑、孤僻内向，常有某种提防戒备，不愿抛头露面为特征。第二种态度（外倾）通常以开朗、正直、
11、适应力强、善交际、肆无忌惮、常做毫无把握的冒险为特征。 ”1显然，汉儒所建构的温柔敦厚型人格缺乏刚勇之力度，接近于内倾性人格，而远离于外倾性人格。汉儒的这种内倾性人格实际上是一种臣子人格，它迥异于孔子所构建的君子人格。陈立夫先生说：“中国文化以孔子思想为中心，孔子之教的中心，是教人如何树立完善的人格。 ”2在孔子的人格理论中，包含了诸多的品德范畴，如：仁、义、礼、智、信、敬、勇、恭、宽、敏、惠等等。的确，孔子的性格中有“温柔敦厚”和“恭俭庄敬”的成分，例如子贡曾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论语学而 ） 。然而，温良恭俭让绝不能概括孔子性格的全部特征，更不能代表孔子人格理论的全部内涵。在现实
12、生活中，孔子并非温柔和顺、没有血性的“好好先生” ，孔子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 ）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孟子梁惠王上 ）足以表明：孔子对无礼无义之举止深恶而痛绝，如果这不是“怒” ，什么又是“怒”呢？孔子曰：“刚、毅、木、纳近仁。 ”（子路 ）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宪问 ）显然，刚、毅、勇等外倾的、并非温柔的品质也是孔子人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特别重视士人志向的培养与恃守，在性命与仁义之间，孔子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 ） ， “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卫灵公 ）在
13、君臣之礼与道义之间孔子主张从道不从君：“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先进 ）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宪问 ）简言之，孔子人格理论的核心在于“修已以安百姓” ，要求士人要具备忧患意识、天下意识。以上下流贯的“浩然之气”去经天纬地、建功立业。为万世开太平。汉儒则完全放弃了孔子所建构的君子人格模式，他们所张扬的实际上是一种臣子型人格。所谓臣子人格，即是丧失了士人独立精神，在人格上顺从、依附于专制主的畸形人格。他们张扬的“诗教” ，即是以诗来教民化众，达到“事君，去而不讪，谏而不露”（白虎通义谏诤 ）的目的。这与孔子的诗学不仅在范围上有广狭的区别，而且在境界上高下悬殊。在
14、孔子那里学诗是士人主动的选择，在汉儒这里学诗是一种被动的灌输。灌输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士人服从于封建专制制度。用毛诗序的话说是为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论，美教化，移风俗。 ”汉儒对士人人格的评价标准，在他们围绕屈原的争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见疑于昏君，受谤于奸佞，不只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反而两度遭到了流放，因而他对楚王、对群小充满了怨怼之情。他的代表作离骚分明是一篇与汉儒“温敦敦厚”说相悖的怨诗。汉儒皆不敢正视其怨怒之情。班固在离骚序中批评屈原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竟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 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
15、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谋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他在离骚经序中还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 ，引 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1 美赫根汉著人格心理学导论 ，何瑾译，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70 页。2 陈立夫儒学研究言论集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83 年版，第 254 页。4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警贤臣，虬 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双方都未能摆脱两汉经学之桎梏，既未能真正理解屈原作品之情感特征，也未能真正理解屈原人格的峻洁。班固看到屈原作品怨而且怒的特征，但他站在经学家的立场上贬斥这种情感；王逸无视怨而且怒的情感，有意将屈原作品“抬高”到“经”之位置，说离骚不仅“优游婉顺” 、 “温而雅” ，而且“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这样的“抬高”与贬斥一样，皆歪曲了屈原情感和人格。可以看出，汉儒评价诗人、士人人格之时所采用的乃是温柔敦厚的依附型人格框架。从两汉开始，温柔敦厚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法则，而且也成为封建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