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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作霖出走前后的北京顾执中一一九二八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北渡长江，举行北伐时，我是上海新闻报的随军记者，先随同冯玉祥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沿陇海线采访战讯，四月底转入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渝线采访。适逢济南“五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山东，侵占青岛、济南，支持北洋军阀孙传芳、张宗昌；残杀中国老百姓、士兵与外交人员，霸占了济南铁路，阻止蒋介石的部队北进。那时，蒋介石决定不抵抗日敌侵略，先由济南退到泰安，之后为了满足日敌要求，再退兖州。看来第一集团军北进可能已属十分渺茫，我以苦守无益，就留下了沈颂芳（跟我一同采访的新闻报记者） ，只身返回上海，和报馆负责人商讨后，于五月二十五日左右，又只
2、身从海道去天津。那时天津和北京等地仍在北洋军阀的头子张作霖手中。将到塘沽时，听船上乘客讲，岸上驻有北洋军阀的大刀队，动不动就要砍头。上海人闻此极为寒心。因为一九二六年在孙传芳的统治将要崩溃的上海，沿民国路与法租界交界处，就驻有孙部李宝璋的大刀队，对出入行人，进行检查。这此丘八都不识字，只要搜查出身上一张纸，不管是账单或当票，统统说是传单，立即一刀砍下头来示众。于是我对自己简单的行李反复地检查，竟在外衣口袋里，寻出一个第二集团军的布质徽章，我赶快把它扔入海中。我通过大刀队的检查之后，直奔火车站，到了天津。那是我第一次到天津。我住在国民饭店，稍息之后，就到大公报 ，拜访总编辑张季鸾先生。他是上海新
3、闻报的驻津通讯员。我希望他能帮助我了解北方的形势，特别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北方的阴谋企图。张虽然善于分析形势，但对实际情况究竞怎样也没有把握。我于五月二十九日去访日本驻津领事白井。白井危言耸听，咄咄逼人。他说天津有日兵五千，飞机九架，驻在日租界七百码以外，随时可以应战；如北京东交民巷形势紧急，其防御线自将扩充。这时日兵已在天津布置铁丝网，操演巷战，试演飞机，火药气味很浓。我在天津也看到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采访主任曹谷冰。胡待人很周到，初次见面，就请我在一家西菜社吃饭。因为天津不是我的新闻采访地区，饭后我旋即乘火车来到北京，时间是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前门找到旅馆后，我就到梁家园新闻报北京采
4、访部办事处去看记者张亚庸。张为人儒雅开朗，好酒，从早到晚手不释杯。他的新闻来源主要来自各机关内线，另外就是北京各通讯社发送的稿件，直接采访的新闻不多。张和北京的若干同业见我特地从上海跑来，表示欢迎，招待很好，但对帮助我这个人地两生、北京活又十分蹩脚的人开展新闻活动，表示很为难。于是我就包下了一辆黄包车，要到什么地方去，用不着心问路，黄包车自会拉到那去。东交民巷是我在北京的一个新闻活动中心。我首先去访日本军官建川（少将） ，他告知我在东交民巷驻有五百名日军，其任务是以保护日本使馆和日本侨民为主，不干涉中国军队进驻北京；日本和各国驻军也不会派联合军队把守北京城门。他讲话的语气，跟日驻津领事白井截然
5、不同。我找到外国公馆的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他也表示：使团对中国的内政不预备插手。张作霖对北京的放弃已属显然。我在东交民巷，得识若干英、美记者，他们跟中国新闻报在新闻采访上不存在矛盾，没有竞争。我们约定经常见面，交换消息，这使我在北京的新闻来源，顿时多了起来。二六月一是晨，从前门车站获悉；张作霖在京家属，已于这天凌晨乘车出关。张的行装、家具，在前门车站月台上堆积如山，可见张作霖本人出走在即，这天日使馆参赞天羽英二接见我时，声称日军决不占领北京，也不拒绝北伐军队入城。一日下午四时，张作霖会见英、美、日、法等国大使，向他们声明以后的北京治安问题。张作霖出走，使形势急转直下。我主张把这一头条要闻立
6、即拍发上海新闻报 。但以张亚庸为首的新闻报驻京办事处人员苦苦劝阻，要我千万不要拍发。认为即使张出走了，北京还留有他的驻军，电报局还有他派的新闻检查员，到处有大刀队，一经查出这种不利于他的绝密新闻，追究起来，张亚庸和我免不了都要做刀下之鬼。我想我是专来北京探访新闻的，舍此重要消息不发，实在痛心。我便对张亚庸说：我们不拍由收报人付费的新闻电，而改用付现款的私人电；收电地方，不写上海新闻报 ，而写上海汉口路二七四号某人收；电报的内容不说张作霖离京出走，而改用可以猜得出的隐语，如：“弟拟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由郭务远先生代为管理” ，来影射张作霖于一日晚出走，所有政务由国务院代为维持。收电人写
7、的是陈达哉，他是新闻报编辑部中最为机灵的一位。他必能想到我只身来京，并无小妾；即使离京他往，也无电告的必要。从而悟出离京的不是我，而是张作霖；至于“郭务远”是国务院谐音更属显然。大家认为办法稳妥就同意拍发了。事后得知，上海新闻报就在六月二日发表了张作霖出走的消息，是这样登的：“张作霖眷属一日晨出京，张作霖一日晚行，政局由北京国务院代为维持。 ”实际上张作霖逃出北京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的后半夜，即六月二日的早上。作为新闻记者，能逃避检查把这一重要新闻拍发出去，确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张作霖离京退出关外，标志着北洋政府残暴统治的结束。张作霖既逃离北京，虽然还有东北军鲍毓麟旅约四千余人和警察人员等
8、，但仍由地方人士组织了治安维持会，维持北京局面。他们中有江庸、章士钊等，还有美国人福开森。这时北京一片萧条，景象十分暗淡，我每日仍往来于东交民巷等地，进行新闻采访活动，四日下午从使团方面得知。张作霖于该日拂晓在皇姑屯被炸受重伤的消息，明知这是日本特务搞的，但碍于形势，我们不能这么发表。张作霖被称十一日晚伤重死去。至此，东北军入关反攻已不可能，北洋军阀的统治，出宣告寿终正寝。六月五日，我采访东北军将领邢士廉，邢告诉我，蒋介石将派何成濡来北京接洽。邢曾任上海护军使，何曾于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在泰安和我见过多次，我对他们都熟稔。在北京的上层社会和外交使团中，对蒋介石其人不熟悉，无感情，故不希望第
9、一集团军进入北京；对冯玉祥有恶感，他在直奉战争中回师北京时，得罪了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这些人害怕他的第二集团军开进北京。比较起来，受欢迎的，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日本使馆参赞崛义贵于六月七日上午公开对我表示：“使团方面对二、三集团军入城，均表欢迎，但第三集团军纪律素佳，此闻尤为满意。 ”三一九二八年六月六日上午，风闻有北伐军队进抵北京郊区。我得知治安维持会要派代表前往欢迎，就跟他们取得联系，一同前往。我们于近午时自户部街乘汽车驶往南苑，车中有治安维持会代表冷家骥、李瀛州及警监吴炳湘、尹扶一、杨开甲等，出永定门，驶行十余里，即发现第二集团军的别动队五、六人，车抵南苑，与别动队司令部的参谋长唐豫章
10、晤面，据云：所部确是第二集团军的北路军，自四月二日在彰德击溃敌人后，即沿铁路线兼程追击，经磁州、邯郸至石家庄。之后离开铁路线向北推进，经正定、晋州、祁县、安国、新城，至六日晨五时抵固安，十二时抵南苑，沿途所经大小战斗共四十余次。至此，我才明白了，迫使张作霖出走，战局急转直下的原来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当是治安维护会中人，出呼意外的发现这一事实，顿觉不安与失望起来。下午四时十分，我们行抵南苑的营市街，晤见第二集团军的旅长李汉章，治安维持会的代表，一方面对李表示欢迎；一方面又向李提出三点请求；进入北京城的军队，人数以少为宜；如派遣军队入城，请先用电话通知治安维护会，俾使预为布置一切；东北军的鲍毓麟
11、部，维持北京治安颇著劳绩，请予以优待照顾。李旅长闻后，似有不快，但态度仍很自然，当即答复道，听说北京秩序甚好，我们军队自无必要入城！接着愤慨地说，二集团军与三集团军都是一家人，对北京治安的维护，不必分彼此，可以共同负责。俄面，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韩复榘也到达南苑。在他未和我们见面前，已获知北京治安维持会不欢迎二集团军进城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蒋介石不许他把第二集团军开进北京的命令。因此在跟我们见面时不免怒形于色，说大家都是革命的军队，为什么二集团军不准进入北京？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服从蒋的命令。最后韩对我表示：第二集团军的队伍，暂不开入北京城内，冯总司令也暂不来京，第二集团军的北路总司令鹿钟麟约三
12、日后可到达；第四集团军总指挥白崇禧约四、五日后可到达，本军极愿保护北京，惟恐有人妄加测度，故暂缓入城。自这一天起，从我亲眼所闻来看，蒋介石与冯玉祥间的矛盾，已呈表面化。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前蒋与冯、阎大战的种子，便已经埋下了。北伐军既然于六月六日开抵北京郊外，留驻北京城内的东北军自然不能不走了。六月八日晨九时，鲍毓麟旅部撤出北京，行经朝阳门时，有美国公使、法国代办及熊希龄、恽宝惠以及商会代表孙学仕、陈佩衡等，到该处送行，鲍毓麟与欢送者一一握手告别。十时城门开启，鲍俟全旅四千余人从容出城后，始乘马随行。北京治安维持会与商会都派代表送至通州始返。四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白崇禧突然比阎锡山先进入北京城
13、，我感到有引些诧异。我跟白在上海时就熟悉。那天我去东方饭店看他，既看不到他的卫队，也不见他的秘书和随从人员。见面后他要我代他发动一个英、美记者招待会，并要我做翻译，我为了搞到新闻，就同意了。白崇禧的英、美记者招待会是在六月十一日晨举行的，就在那天下午，阎锡山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也进入了北京城。桂军头头白崇禧突然闯入北京，殊出我的意外。蒋介石在北伐之始，和冯、阎部队都划有一定的作战区域；独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虽在编制上是第四集团军，但并没有一定的作战区域。我在陇海与津浦两线上，所遇到的桂军很少，但白崇禧如此轻装单身先行抢入北京，一定有原因。白崇禧在招待外国记者时，大谈，说去年（一九二七年
14、） “清党”时，上海杀了多少万人，南京、汉口杀了多少万人，意在取悦帝国主义者。可是一般外国记者对此不以为意，反提出了当时蒋介石为何辞职的问题。当是国民党军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白表示对东北军一向坚决反对态度。而张学良却不久易帜附蒋，直接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了。此后（一九三年）冯、阎、汪清卫等联合反蒋时，张学良举兵入关，助蒋作战，帮了蒋的大忙，这是后话。蛰伏山西的阎锡山是成竹在胸，对北京的觊觎已非一日。一九二八年，他的部下如总指挥商震、警备司令张荫悟、宪兵司令楚溪春、第六军长孙楚、第五军长傅存怀等先期入京。阎本人则于六月十一日晨自保定起程，到高碑店换乘小汽车，经长辛店、卢沟桥，于十二时半到达北京彰
15、仪门。这时全城悬旗，军、警、商各界人等出城欢迎，中外新闻记者也出城采访，全城竟一时热闹起来。我和阎锡山谈了话，他说了七点：如无特别事故，拟长驻北京（这说明北京与天津一带，不归蒋，不归冯，同管辖） ；一俟战争结束，即赴天津视察；政治概由国府主持，本人不参加意见（这是回答蒋介石的） ；对北京治安， （阎）负完全责任；与冯系主义的结合，并无权利之争，敌者挑拨，万勿置信（这说明阎、冯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 ；白总指挥（白崇禧）来京，其任务系参加北伐，指挥军事，扫除残敌（虽对白崇禧北京之行有所说明，颇觉勉强） ；对关外奉军仍继续进攻（这与白崇禧持一致态度） 。在张作霖逃出北京之后短短的十多天时间中，蒋介石
16、跟冯玉祥、白崇禧、阎锡山之间的裂痕，只要稍事留心，便可看出。那时，我们记者同业，只有老老实实地按表面事发消息、拍电报，不加分折。但约三个月后（一九二八年十月） ，距北京千余里外的毛泽东主席，在湘赣边区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蒋、冯、阎李等军阀行将混战的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国民党新军阀蒋桂阎冯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产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 ”（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所谓“冰冷三尺，非一日之寒” ，转瞬就要到来的内战苗头，在“北伐胜利”的时候就露出来了！阎锡山进入北京后不久，蒋介石率领陈立夫一帮人也蜂拥来到了北京。随之而来的，还有新闻报随军记者沈颂芳等。我的任务既已完成，就离开北京去了天津。这时津浦线仍被日军扼阻，我便从塘沽搭轮由海道返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