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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振兴下村庄公共文化思考摘要乡风文明培育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基础，是衡量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公共文化活动是构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能够促进村民现代化意识的提升，增强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缩小城乡之间差距。以鲁西地区孙路口村为例，利用社会调查方法，调研改革开放以来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变化情况，分析其由盛转衰的原因，进而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北方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村庄；公共文化活动；孙路口村 一、引言 为加快提高我国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目标。在总目标中“乡风文
2、明”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是衡量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不断发展，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升。但是，在人们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乡村精神文化建设则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内涵建设，培育和发展乡风文明是需要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公共文化活动是构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营造良好的农村社会文化环境，建设好农村公共文化活动，提高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能够促进村民现代化意识的提升，增强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当前学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已经将研究目光投入到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文化建设等领域。如：我国乡村社区公共空间研究现
3、状与思考提出“公共空间是乡村社区的核心部分，它既包含了物质空间，又承载着具有生活性、文化性和政治性的公共活动。”1（P128）乡村振兴视野下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及解释认为，“生活在村庄中形成的村庄公共空间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有效推进的社会基础”，包括公共活动、公共场所和公共权威三部分。2（P83）公民权视角下对于我国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思考，从保障广大农民群众文化权利的角度论述了加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3（P4）但是，综观目前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专门涉及村庄公共文化活动这一主题的研究较少。当前学界对于公共文化活动没有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应该具备以下要素：一是公共场所，是乡村居民自由聚集、
4、交流信息和日常活动的地方，如田间地头、农贸集市和打谷场等等；二是公共群体，参与主体超出个人及家庭范畴，是具有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邻里乡亲；三是公共活动，村民集体参与，活动内容具有生活性、文化性和政治性。费孝通先生表示，乡村社会的居民在辛苦劳动之后聚集起来开展必要的休闲娱乐活动，放松了心情，身体得到了休息，同时增加了家庭间的互动交流，增进了居民间的感情；遇到一些重要节庆，社区之间进行的交流互动，既有利于区域内社区影响力的提升，又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4（P88）由村庄公共文化活动而形成的乡村温馨画面是维系乡村生活世界的独特风景，是留住乡愁、寄托乡情的纽带。改革开放以来，鲁西地区孙路口村的公共文化
5、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历了一个“丰富-式微-凋敝”的逐渐下行的过程。这一变化显示，1978年以后，受国家乡村政策重心转移、市场经济冲击的影响，孙路口村民众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改变，公共参与理念不断弱化，使公共文化活动由盛转衰。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变迁将对其乡风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变化过程进行了详细调研，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由盛转衰的原因，继而根据孙路口村这一案例，对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重建北方乡村公共文化活动进行有益的探讨，并提出进一步的思考和建议。 二、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变化 孙路口村是鲁西地区一个普通的行政村，全村土地面积约有
6、1.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600余亩，村落面积约有350亩，全村现在共有约150户，共计600余口人。村民们固定的活动场所是位于村子东部晾晒庄稼的打谷场，村落成半包围格局将其囊括其中。该场院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是村庄传统的社交中心和公共广场。改革开放以来，村庄打谷场的文化活动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一）70年代末至。80年代：村庄公共文化活动延续繁荣改革开放之初至80年代，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的方式仍然延续着过去集体化时期的习惯，由村里集体组织，打谷场活动的内容主要是唱戏曲、扭秧歌、划旱船、放电影。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宣传队，集体化时期他们是宣传政府政策的主角，进入新时期后，
7、延续以前的传统，他们还是场院公共文化活动的主导者，固定成员主要是男性村民，由于妇女结婚后要照顾家庭，女性成员作为帮手，会常常更换。他们往往利用农闲时间给村民表演节目。村里组织的戏曲活动主要是国粹京剧、地方戏吕剧。京剧作为历史悠久的戏曲种类，因为多样的服装和多种类的脸谱，很受村民的欢迎和喜爱。“那时候大多就是扭扭秧歌，说说书，在春节啊什么大节里边，会唱个戏啊；每个月村里之间会轮着放电影，那时候最热闹了，连饭顾不上吃，都去看，老早就到场院里去占位，就怕在后面看不见。之后大家在干活拉呱时，就聊这些内容，有的年轻的还刻意学学电影里一些话。”这时村里会说书的老人、会唱戏文的中年人，有才艺的年轻人也在这里
8、找到了发展的空间，场院活动丰富，气氛活跃。但此时的活动方式已经由集体组织发展为村民们自愿参与。“当时啊，大家忙活完家里的事情，就习惯性地到场院里面拉拉呱，都去见个面，聊聊村里的大小事儿。要是有什么活动，左邻右舍的就互相通知着，然后大家都去看看热闹，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当时广受欢迎的说书人是村里一位近90岁姓李的老妇人，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嫁给本村的一户贫农。她识字，还特别会讲故事，讲述内容就是各种奇闻妙事、四大名著等等，更受欢迎的多是市井小说的内容。她家离场院特别近，所以很多人晚上到场院里纳凉或者聊天时，都会要求她讲个故事。“她讲故事一套一套的，当时一群小孩都喜欢围着她听她讲故事。那时候，每天晚
9、上，尤其是夏天，吃完饭大家就到场院里听她讲故事。她家离得也近，所以吃完饭，收拾完，就在场院里讲，讲水浒传、西游记啊这些故事，讲得真是好！”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集体性活动减少，村民空闲时间增多，加之“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不能是临时约定，而需要历史养成，5（P345）聚集性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对于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他们农耕之余的精神需求都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丰富的公共文化活动直接激发了村民们对于本村乡风礼俗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带动了更多村民参与。80年代后期，村集体承包的宣传队解散，没有了统一的集体组织，村里的公共文化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打谷场里代之而起的是儿童和青年人自发的娱乐活动，他们常常在场院
10、里利用麦垛玩捉迷藏，男孩子会弹玻璃球，女孩子就玩过家家、踢毽子，还有诸如跳皮筋等等活动。即便如此，村里遇有大事，比如红白喜事，或者中国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元宵节，村委会也会组织一些公共文化活动，像看戏、划旱船、扭秧歌等。（二）80年代末至。90年代：公共文化活动开始式微80年代末90年代初，村民开始外出打工，他们多是到附近镇上开一个餐饮小店、早餐店等等，但也有部分年轻人多是男性，走得远一些，到济南、威海或者河南等地，打工者从事的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据了解，当时远程打工的青壮劳力多是在电子机械厂、服装厂和建筑工地，而他们外出信息的获取渠道是从本村或者邻村较为熟悉的人那里听来的，然后三三两两
11、地结伴出去。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村里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者数量减少。由于参与群体的缩小，这一时期村里公共文化活动开始衰落。活动形式逐渐变得简单化，活动的内容渐趋单调。但是，受传统习惯的影响，每逢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元宵节和中秋节，村里的公共文化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特别是春节时段，外出打工的大多返乡与家人团圆，村里的大型娱乐活动内容丰富，规模也颇为壮观。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村民个人娱乐资源日益增多，私人空间愈加扩大，大家自由选择的娱乐方式更加丰富。90年代末，农村中电视越来越普及，基本上每一家都有了电视，村民中采取居家娱乐消磨时光的人数增多。此时，只有个人时间较充裕的老年人还热衷于参
12、与村里组织的公共娱乐活动，打谷场变得越来越冷清。公共文化活动的衰落使村民之间古朴的人情观念受到直接影响，过去家家户户热热闹闹、毫无顾及地坐在一起聊天拉呱的场景逐渐凋零。村民经济上的富裕，物质条件的改善，购买私家车、房屋翻新等现象的出现，直观上对邻里之间的感官和心理产生刺激，人们渐趋追求物质上的富足，开始轻视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公共文化活动的衰落对村庄共同体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公共文化活动繁荣时期，在乡村邻里长期形成的“熟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村民参与公共活动的热情相对较高，大家聚集在一起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欢快轻松与信任合作。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富裕，使乡村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村
13、民的价值观发生了裂变，个人逐利思想日益严重，对集体性活动参与的热情不再高涨。（三）进入21世纪：公共文化活动走向凋敝。进入21世纪，孙路口村的打谷场仅有的功能就是晾晒粮食。村民对村里偶尔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的态度冷漠，尤其是年轻人更倾向于在家中看电视，偶尔有意参与，但由于活动毫无新意多是老套的内容，把青壮年人仅存的兴趣消磨光了。村中的老人们因为空闲时间比较多，为打发时光，还乐于参与，但是由于无人牵头、活动内容单调，参与的人员越来越少，活动渐渐消失，场院也渐渐没落。进入21世纪，原来打谷场所承担的公共文化活动的功能被新建的村文化活动广场取代。活动广场占地约400平米，建有体能活动器材、文娱活动室、
14、图书室和体育活动场。活动广场在建立之初确实吸引了很多的村民前来参观学习，有一段时期也重现了当初场院活动形式的热闹场景。但是，好景不长，最终门可罗雀。新的活动广场虽然更为整洁、先进，也为村民提供了新颖的娱乐方式，但是内容方式的单一、指导使用的力度不够，造成了现代设施设备的空置，村民们不能更好地运用它们来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建设新农村的要求下，为吸引村民参与，村委会曾经在农闲时候尝试探索创新公共活动组织的内容，主要是举办歌唱比赛、拔河比赛、运动会等等。但是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没有很大兴趣。走访的几家村民普遍反映说，感觉“村里组织的活动没意思，还不如自己在家上网看看视频”，还有的村民反映说
15、“村里的活动室整这啥用，这么远啥都没有，还不如在家里打打麻将”。在走访中也发现，村民们的精神生活其实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虽然新建的活动广场里有图书室，但是留守村民多是年龄偏长、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群体，书屋对于他们而言应用的意义不大；而对于识字的孩子来说，一方面课业负担本身就比较重，另一方面由于近几年农村撤点并校，多数学生选择住校，在这种情形下，书屋对识字的孩子来说不可能发挥作用。对于有识字能力而且乐于学习的人来说，由于图书室的书籍不能及时更新，分类不清楚，对于创业、生产用处不大，渐渐地也就没人光顾书屋了。场院上公共文化活动凋敝的同时，村民们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转而投向自发的娱乐活动。几个
16、人聚集起来打麻将越来越成为村民们在农闲时间的选择，因为在聚集的过程中，村民们可以聊家常、聊收成、聊儿女、聊邻里之间的人际琐事。由于参与人员都是相熟的邻里街坊，便于组织，麻将、扑克牌，甚至是宗教信仰活动成为填补村民农闲时间精神生活的主要活动项目。如今孙路口村的村民已经远离了打谷场和活动广场，人们多是去镇中心逛街购物打发务工以外的时光；即使是在传统节日里，也是选择到镇上欣赏娱乐节目，或者待在家里看电视，在手机上浏览新闻、看电子书和视频。孙路口村的公共文化活动已经无人组织也无人参与，亟待重建。 三、孙路口村公共文化活动由盛转衰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孙路口村的公共文化活动呈现出了“繁荣-式微-凋敝”的变化过程，村民参与活动的方式也经历了“聚集性-分散性-个体性”的转化。我们通过对孙路口村村民的访谈和调研，总结其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改革开放后国家农村政策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乡镇一级开始推行“撤社建乡”政策，随之乡村治理的理念也渐渐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