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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文章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从xx年的瓮安事件，到xx年的石首事件，其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积极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形势下，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法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我对如何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如
2、下：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引发原因。从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看，其原因、类型和特点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1、社会转型期存在的矛盾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在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2、老百姓的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老百姓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显，比如土地征用补偿问题、拆迁安置问题、1环境污染问题、企业改制问题、非法集资等等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群体性事件突然爆发，实乃多年矛盾蓄积而致。比如，瓮安事件，瓮安
3、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近年来，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民声早已鼎沸，党群干群关系开始紧张。事实上，民众对当地政府已经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而这种对政府的“三不”正是瓮安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原因。在民众与政府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动。比如云南孟连事件中，就是因为胶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望被一些坏人利用，导致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
4、步转化为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积怨，最终集中爆发引起冲突。目前，我镇也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抽调大量领导干部，力争化解矛盾，防止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3、少数基层干部的不良作风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有的独断专行，以权压人;有的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4、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的职能部门漠视群众疾苦，在日常工作中，不充分考虑和解决群众的合理要求，解决问题不力，导致矛盾升级;有2的等到发生了群体性突发事件才想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给群众造成了错觉，导致群众对基层单位、职能部门的不信任，把上访、聚众闹事视为谋求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最有效
5、的途径。二、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的薄弱环节与不足。透视近年来接连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虽然导火线不同，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但从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事件来看，事件的矛头几乎最终都是指向政府特别是事发地的基层政府。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有些基层政府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与不足。1、草率作出结论，引发不满。在事情发生后，草率作出结论性的判断，极易引起群众的不满，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比如，在湖北石首事件中，接到发现一男尸的报警，赶到现场的当地警方，没有对死因深入调查，就草率作出“自杀”结论，引起家属不满。调解时，公安局的领导又一口咬定是“自杀”，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在此期间
6、，当现场围现人员逐渐增多时，警方没有及时有效维持秩序并进行劝退疏导，导致围观人员越来越多，场面失控。在瓮安事件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6月22日，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17岁初中学生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引起了群众不满，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2、信息公开不及时，谣言满天飞。在瓮安事件中，关于一个女学生死因及死亡事件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的信3息，凭借现代传播手段四处流传。由此，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起来，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于建嵘说，群众“不明真相”是实，但他们不明真相事出有因。当当地政府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声音单一乃至失声，社会又缺乏具备公信力的非政府权威
7、信用机构时，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他们采取的行动势必过激，势必导致严重后果。所以，在指出群众不明真相的同时，必须指出导致群众不明真相的责任方是掌握“知情权”和“信息发布权”的当地政府。“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成就逐级放大、问题逐级缩小，只报喜不报忧，一些基层政府的惯常做法，在信息社会里已经完全失灵了。但是这些陈旧的观念，某些干部仍然固守不放。”于建嵘说，出现了问题就“怕”、“包”、“捂”，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可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往往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3、在第一时间，相关领导没
8、有和群众直接交流，错过了最佳处理时机，导致事态逐步升级。在石首事件中，在长达80个小时中，没有见到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可以说，当地政府所拥有的主动的最佳时机被自己给错过了，一下子把自己的工作变得被动。6月23日，荆州市委书记承诺，提高办案层级，彻查石首事件，包括查明涂远高死因和永隆大酒店背景。而这些，正是17日晚上事发以4来，死者家属所要求的，也是当地民众和外地网民所期待的。这个表态是不是晚了点。前期石首政府和警方似乎急于尸体送殡仪馆火化。我们终于听到荆州市委书记的表态了。但是这个表态晚了点。瓮安事件女中学生溺水而亡以后，原县委县政府有所忽略，没有认识到当时
9、整个县城已经是传说谣言很多了，没有及时地向群众说清楚女孩死亡的真实情况，以致整个县城民怨沸腾，县委书记浑然不知。事情闹出来以后，特别是省委书记石宗源书记到达瓮安以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还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说明事情的缘由。这就迅速地平息了各种传说和谣言，获得了群众的谅解。现场看不见主要负责人以致惹出乱子的情形过去也出现过。例如，在安徽池州事件中，市委书记何闽旭（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安徽省副省长）没有到场，四处寻找不见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妇跑到九华山去了，在温柔乡里逍遥。再如甘肃陇南事件（涉及征地拆迁）中，当时的市委书记也退避三舍，不敢与群众见面。云南孟连事件之后，云南省委副书记
10、李纪恒总结说，现在交通方便了，反而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反而和群众交流难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他形象地比喻：母乳喂养不仅考虑到营养，也能零距离接触培养母婴感情，干群关系同理。4、不当使用警力，使问题扩大化。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5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在一些基层政府的各种预警制度设计上，要么是无视民情民意，要么是把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当成
11、“敌情”。从危机处置技术上说，这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这必然致使冲突一再升级。综观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以及一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人民警察都处在了冲突的第一线。反思贵州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十分痛心地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三、群体性事件的预防。1、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综合预警机制。制定预防工作体制，完善处置机制，处置预防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应急预案才能保证领导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的重要原因就是没
12、有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了解”的“四早”预防机制，完善预防机制，可以有效防止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完善工作机制，及时处理群众所反映的问题。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要避免公安6机关大包大揽，单打独斗，又要避免被动应付，无所作为，要分工明确，建立起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消除职责不清、信息不灵、反应迟钝、互相推诿的现象。四、新阶段处置群体事件的六大原则。第一，“现场第一”原则。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获得“瓮安事件”信息的第一时间，指派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赶去现场，靠前掌控。崔亚东与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
13、、省武警总队队长周爱民在现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出手清场；石宗源随即率领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武警总队、省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领导，冒着呛人的余烟进入现场，深入居委会，走向街头，走进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党政干部作风，连续工作16个小时，掌握了大量引爆瓮安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摸清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随即果断出手一系列处置方案，稳定了民心，控制了局势。第二，“就事论事”原则。“瓮安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定性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冲击党政机关。省委书记率省委多位常委亲赴现场了解事件真相，调查引发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弄清情况以
14、后，对事件性质判断发生逆转，于7月3日迅速启动干部问责制。第三，“信息公开”原则。在黄金24小时内公布真实信息，查明多少、知道多少，及时公布多少，以后随着对事件调查了解的深度，用滚动方式随时公布，让人民群众7充分享有知情权。第四，“反思自责”原则。数以万计的群众大规模聚集事起，首先查找党委、政府自身的原因，检查政府工作中的缺失，公开坦承失误和不足，争取群众信任，重塑政府形象。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事件”现场，三次向瓮安的老百姓鞠躬道歉，真诚反思自责，得到人民群众和舆论的谅解，重塑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第五，“问责制”原则。上级不为下级“买单”，迅速启动问责程序，罢免失职、渎职的事发地党委、政府
15、和公安机关官员。贵州省委处置“瓮安事件”的过程中，敢于正视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按组织程序进行罢免，为中国处置类似群体性事件做出了榜样。“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几乎在第一时间启动干部问责程序。7月3日，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县公安局政委等领导干部被免职，随后对黔南州委书记的职务作了调整。瓮安县纪委、县监察局查处了39名与“628”事件负有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第六，“慎用警力”原则。必须慎用强制措施，不可动辄就把公安干警推到矛盾冲突第一线，用强制的甚至专政的手段去对付反映合理诉求的人民群众。否则，只能把自己与群众对立起来，逐渐由量
16、的积累发展到质的变化，使“鱼水关系”演变成“水火关系”。从xx年到xx年“628”事件爆发，瓮安县公安局为处置矿群纠纷、政府征地、拆除违章建筑等群体事件，较大规模出警十几次，8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加剧群众同政府和公安的对立情绪，酿成一波又一波的群体事件。党和政府处置群体事件不能与群众发生直接对抗甚至冲突，在“妥协”与“强制”之间拿捏分寸，该“柔软”要“柔软”，该“强硬”的要“强硬”，这是领导科学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现实工作呼唤必须尽快提高领导艺术。总之，完善各项机制、切实提高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创造一个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社会长效机制，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建设。只有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运用多种综合治理方法，才能构筑一个适应我国当前形势的有效、可行、完备的预防和处置机制，有效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创造一个安全和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从而加速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最终建设社会主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