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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兵永远不死 只会慢慢凋零 写在 2014 年 118 记者节老兵永远不死 只会慢慢凋零写在 2014 年 118 记者节文/吾非羊引子初夏傍晚，上海商报社门前的梧桐树上蝉鸣阵阵。院内的编辑部亮着泛黄的灯光，透过窗子，依稀可见几位两鬓斑白的老编辑正在审阅稿件。而在报社外绍兴路上匆匆走过的“80”、“90”低头族们，正埋头于浏览手机上的微信和微博，在第一时间报纸看完了报纸要到第二天才能刊登的消息。这一幕场景，意味着一个时代即将结束，一个时代即将开始。传播技术的革命正在对中国的传统媒体和媒体人进行一场残酷的洗牌。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新闻与传媒，因信息技术与平台的改变，使得读者对报刊杂志上的铅字不
2、再依恋。其次，在微博、微信、网络的时代，传播平台的扁平化，使得每个人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人都能成为一个记者和编辑，传统媒体的采编垄断也被打破。而在那一张张充满油墨味的报纸上最后刊登的文字，或许是几经阉割，或许是结论与初衷大相庭径，这些相较言论尺度更大的网络和自媒体而言，纸媒吸引青年读者们的兴趣有限。 这对一群仍然坚守在纸媒的职业文人而言，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糟糕，他们在经济的贫苦与言论的紧缩中苦苦挣扎。周俊生，上海知名财经评论员，在报社上了几十年的夜班，写了十几年的评论，长期写作导致了他腰部落下病根，去年初夏，周老师因此申请了提前退休。“如果退休的话，退休工资可以比在职上班的编辑高一些。
3、其次，长夜班，我动过大刀的身体也吃不消了，如果能提前退休，对我来说是好事儿。”在凌晨编辑部昏暗的灯光下，签完版面后周老师抽了一口一包十块钱的烟，一声叹息，他对着我说话，看上去脸色显得愈加苍白。在退休前几天，周老师的同事和朋友每人出资 80 元，为他办了一顿欢送宴，其中包括我。在饭桌上，周老师声情并茂的唱起了一首别战友“当我和她分别后，好象那冬不拉闲挂在墙上。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琴师回来冬不拉还会再响。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象那雪崩飞滚万丈”在他含着泪花的吟唱中，一股悲情从我的内心燃起。当下的时代，一些心怀家国天下，苦守节操不折腰的媒体人的生活处境，为何依旧这样的清苦。文化的价值与地位，何
4、时能获得它该有的价值和尊重。若长此以往，中国媒体人或将因经济的窘困而导致在政治与商业利益诱惑下的集体陷落，因之使中国独立思想的枯竭和失语，也或将成为一种可能。除此之外，传媒人的转型和出路“内圣后开新外王”的突破又在哪里？（一）今年，我在 MSN 上遇到了周俊生老师，他自称自己是“退休老伯伯”，退休后的生活反而自由轻松了。一是说话可以无所顾忌，反正退休了；二是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写评论；三是五千块钱的退休金使他的经济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为此，我很为他高兴。但是，除了像退休媒体人周俊生、鄢烈山这样的既有知名度，又可“退而不休”无所顾忌表达言论的老顽童外。那些在职的媒体人的出路和转型又是如何的呢？今年夏天
5、，我来到了位于延安西路新民晚报大楼内的东方早报看望老同事甲乙丙丁们，这是份曾经闻名遐迩以客观、理性、中立著称的都市报，在前东早评论部的厕所旁的企业文化墙上写一首小诗是秋天的小提琴，是寂静的声音，是暗夜的洞察，是晨风的致礼，是不愿苟同的苛求者，是不改初衷的真相追逐者。是上海的也是中国的，是年轻的是真诚的，也是经历磨砺并坚定向前的。今年年初，东方早报邱总将早报的这份“是经历磨砺并坚定向前的”的新闻理想情怀用互联网新闻网站“澎湃新闻”的形式进行了变革和延续。可以看出这份“澎湃的变革”是次基于纸媒的信息、技术、读者既有基础上的变革。东早的评论版似乎是变成了“澎湃社论”，东早记者们善于对热点新闻的发掘和
6、追踪报道将以更快的速度的在网页上出现。而那些已经形成相当的品牌的栏目如东早书评和上海经济评论，也在以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形式获取青年读者的心。在与一位东早 80 后时政记者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了他们这种变革的激情和投入。以至于那些“老东早们”也在以自己的擅长和努力为“澎湃的理想”出力，如我的一位老同事带领了几位青年编辑花了两个月的努力翻译了一份美国纽约时报革新的技术报告。“我们心情还是很澎湃啊”那位澎湃新闻的青年女记者对我说。但我反问她一句：“如果你离开了东早或澎湃，你该怎么办？”而不再依靠平台和体制资源内的媒体人，也各自在打开自己的出路，寻找自己的存在感。（二）黄章晋，诨名“黄校长”，前香港凤凰周
7、刊执行主编，2012 年底，他在辞职后骑车前往故乡新疆散心的路上，突然想到了创立一个建立在微信和微博基础上的新媒体“大象公会”，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大象公会的原创文字吸收了凤凰周刊擅长于对时政选题的把握以及历史人文报道的特长，以更贴近微信读者人群80、90 青年的互联网阅读模式和语言，将时政和历史人文类的文章以更新颖活泼的表现形式表现出来，一炮打红，创造了微信公众号媒体内容和营销上的成功先河。陈雪频，前哈佛商业评论编辑，当我在三年后见到他时，发现他因为长期出门跑业务而使他的面容被晒的像一个皮蛋，头发也越发稀松了。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诉说他开咨询和培训公司推广项目的事儿，一个基于在他任职哈佛商业评论时
8、代积累的资源和经验，开创的一门针对企业高管培训的“模拟私人董事会”课程。在一家好像与钟表公司合租的办公室内，陈雪频和他唯一的一个助手向我介绍他的培训产品，他每天都被跑业务、公关、社交等时间占有，但显然看上去他比在还是陈雪频编辑时代看上去更充实和有激情。“以前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我已经重新开始。要把资源变现，变成更有价值的东西。”陈雪频拿着一本他写的商业评论对我说。而在一场商业推广活动上，我和陈雪频见到了几年前因爆料“三鹿奶粉”事件出名的前东方早报首席记者简光洲（老简），老简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交换了名片，彼此问候“你现在在哪儿混着？”，“我也离职出来啦，自己干啦”。老简说。我发现，老简现在
9、已经是一家传媒公司的简总了，承接一些企业品牌宣传和媒体公关的商业项目。在今年春节后不久，我发现陈雪频的“私人董事会”上了一些主流财经媒体的封面和专题，他在电视银屏上继续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地介绍他的产品。我看他的微信显示，他似乎更忙了。类似在传媒业大转折的过程中，像黄章晋、陈雪频和简光洲这样的，依靠之前媒体平台积累的资源而转型自己创业的媒体人也有不少。高端点的有做新媒体的、做传媒公司的，培训公司的。低端的点的开网店的、卖小核桃兼卖蔬菜，卖水果的，社区民生服务等等。但终究是一条闯出来的自食其力的出路。在创业下海的同时，他们的经济收入上去了，但其中一些人还是没有放弃专业创作，而这种创作反而较之他们在
10、体制内和媒体内更为不受政治和功利的约束，显的更为独立和自由。有人用历史学者沈志华的经历来比喻这种媒体人先求经济独立再获得创作独立、思想独立的例子。“沈志华如果没有在广东下海经商的资本，才有实力去俄国购买前苏联解密档案，以此曲线着又回到了学术圈，做出了学术成果嘛”。（三）除了依靠媒体自身的变革机会而“先生存后谋发展”的、自创新媒体的和干脆自己转型下海的媒体人。也有媒体人走出了另一条“第三条道路”。他们依托媒体的资源，长期的新闻训练培养的专业技术，和不变初心的追求公平正义、忧国忧民的情操以及为民请命的勇气，他们以另外的一种方式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揭露丑恶与伪善、并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11、。比如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和前凤凰周刊记者宋元。 大概在 2011 年，作为调查记者的邓飞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了贫困地区的就学儿童中午没有饭吃的情况，于是他首先在调查记者群中发起了一场呼吁每人每天捐助三块钱为贫困地区就学儿童提供一顿免费午餐的活动，不想此一活动得到了数十家媒体和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的响应，在随后的三年中，筹措资金推广“免费午餐”项目成为邓飞的主要工作。而邓飞的另一位老同事，前凤凰周刊调查记者宋元，在一次采访过程中发现了一群被社会视角抛弃，孤立无助的聋哑儿童。之后，宋元与邓飞在杭州促膝而谈，谈理想，谈转型宋元经过反复的考虑，决定逐渐放弃他的新闻媒体的本职工作，而将视角放在帮助和援助那些
12、因经济、社会等客观环境不能得到及时救治的贫病儿童。2013 年初，宋元筹备建立了“关爱血铅儿童公益专项基金”，联合了学界、医学、企业、媒体等志同道合的人士，向社会呼吁，筹集善款，援助那些因工业重金属排放污染而导致血铅超标的儿童。他在项目的倡议书中写道：“人类有保护族群繁衍及彼此互助的天性，对其生存的自然及社会环境具有不可推卸的维护责任，对那些羸弱无助的非健康儿童，需给予关爱及救助的良知并付诸行动。以实践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理想。”在最初的援助血铅儿童的行动中，前往西南某地重金属污染地区检测当地儿童血铅指标的宋元遭到了当地政府一些人员
13、的围堵和阻挠，但他还是借助于他长期的从事调查报道的经验和智慧，成功获得了当地重金属污染导致儿童血铅超标的一手资料，帮助了几个儿童得以到上海获得救治，并因社会渠道各种努力，使得有更多的人知道了儿童血铅超标的事实和危害。他的尝试得到了另外几名凤凰卫视老男人的支持，几个年过四十的老记者，宋元、老张、老郭，感觉到了必须用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实实在在去推动解决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微观问题，而不是存在于文字的象牙塔中去进行空洞的“宏大叙述”的时候。几个年过四十的大叔，虽然他们满脸胡子拉碴、手指骨骼粗大，头部面临谢顶，在体貌特征上已是中年，但还保持着一颗单纯驿动的心，洋溢着青春的热情。因讨论和筹划捐助行动，兴奋
14、不已，并决定在自己的不惑之年还要争取开出自己事业的“第二春”。尾声2003 年，作为一个嘴上无毛的年轻的实习记者，我潜藏在因反对周正毅团伙操纵上海“东八块”拆迁事件而将上海某区政府包围起来的成百上千的群众中。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转型中国，声势浩大的群体事件。2007 年，我被包围在十几个濒临倒闭的浙南某地小企业主的中间，他们要求我能够救救他们，向政府呼吁能否减少点税收，多些政策扶植，让他们可怜的小企业脱离困境。2010 年，每天清晨，我都按约，面对每天发生的社会新闻，满腔怒火地给新京报网撰写每天的时政评论来信专栏。2011 年，当温州动车事故和内地校车翻车后，面对在天灾人祸中死去的儿童，我也满怀
15、悲愤的奋笔疾书撰写社论。当时，我曾感受到自己责任重大，新闻记者“无冕之王”、“第四等级”的监督社会的神圣力量在我心中燃烧着。但是十年，致力于新闻理想和实践的努力和奋斗，因各种不可抗的原因实际起到的作用有限。2012 年某日的凌晨，在加班做版面和撰写评论后，我吃完了一份在大排档上叫的地沟油炒面，然后紧紧捂住口袋中干瘪的钱袋，一人独行在下着濛濛细雨的马路上。我反思这十年，决定一定要尝试转型。媒体人在经济上的窘困和表达上的逼仄，使得理想和现实间产生了一种难于弭平的鸿沟。如何让自己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对得起妻儿老小。又如何能将自己那份单纯的理想主义情结用观察和文字，去发现和推动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并保
16、持自己的思维和表达的独立性而不受制于人。于是我开始寻求转型。或许，三年来的转型我并非是成功者，但我通过转型，实实在在的接触到了无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活生生的生活和脸孔，他们的生活、人生、欲望和挣扎，让我明白除了激荡的文字之外，媒体人还有许多的工作可做，发现和推动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还有许多的途径和方式。首先，是要让自己有尊严的活下去，保持自己的独立的立场和诉求，而不去受制于人。作为 2014 年记者节的纪念，我也愿意将这几年我看到的媒体人转型的些许案例与大家分享，使得大家关注当下，凝视未来。我想引用麦克阿瑟的那篇著名演讲来结束此文“长期以来，我从事这个职业，又如此热爱这个民族，能获得这样的荣誉简直使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情。这是象征一个伟大的道德准则捍卫这块可爱土地上的文化与古老传统的那些人的行为与品质的准则。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美国军人道德标准的一种体现。我一定要遵循这个标准，结合崇高的理想，唤起自豪感，同时始终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