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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色科普：脑与语言对于语言这个词的理解，没有人能有美国著名盲聋哑作家海伦凯勒那么深刻。这位天生的盲聋哑人，在她接触人类语言之前，世界对她寂寞无声，一片黑暗。在她九岁那年，她的家庭教师奇迹般地使她知道了人类语言的存在，并以特殊的方式教会了这位天资聪颖的姑娘使用人类语言表达她的思想。那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天凯勒正觉得烦躁异常，她的家庭教师领着她去散心，到了一处水龙头边，教师让她洗洗手，当她把水龙头拧开时，她突然灵机一动，想让凯勒知道水的名称。于是，她在凯勒的手上用指头画着“water”( 水)的字母，然后，又在其手上滴水，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凯勒觉得“water”和滴在手上的东西可能有某种联系。在后
2、来的几天里，家庭教师，用同样的方法，每让凯勒触接一个东西之后，总要在她手上画些符号。聪明的小凯勒终于明白了：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东西都自己固定符号。她的内心豁然开朗，因为，她终于知道了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用符号来表达的。她的心灵象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她看见了五彩滨纷，声息万千的世界。从此，她再也不那样郁郁不欢了，而是，一步一步走进了神秘的语言王国，精通了盲文，学会了写作。人类的语言让她的智慧发放出夺目的光彩，她成了著名的作家。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正常来说，语言似乎没有那种神秘的色彩。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语言，但是，我们大多认为语言不过是有意义的声音，就象任何动物能够发出声音，交流情感一样的
3、情形，所不同的是，人类的声音可以用书面文字来表达。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人类语言无论从其自身的内在结构，还是生理机制都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首先，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尽管蜜蜂可以用极其复杂的舞蹈，知告同伴花蜜的方位和距离；所有的动物都能以自己特殊的姿态或声音向同伴报告危险的来临或满足及痛苦的感受；有的灵长动物，如黑猩猩还能学会一些人类的手势语和特殊的符号语言。但是，没有一种动物，即便是脑结构和人类有极大的可比性的猩猩，能够象人类那样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尽管，经过严格训练的猩猩在特定的场合里能够使用其所学的“语言”。比如，见到主人做敬礼的动作。不过，这些条件反应式的语言使用离语言
4、的创造性使用还相去遥远。人类语言的创性是它有别于动物语言的根本标志。猩猩不会说人话，鸟不会唱人歌，这都是由物种的生理特理所造成的差异，因为，猩猩和鸟不具有人类的发音器官，不能象人类那样发音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动物只能表达与其本能相联系的或出现于眼前的事物和情景。而不能象人类那样表达抽象的，复杂的，非眼前的情景：能够在不同的条件下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同一种内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可以是坦诚相见地直抒已见，也可以委婉其辞，甚至装腔作势等等。大猩猩不具备人类这些语言能力中的任何一项。因此，它们的语言，是不具创造性的。 语言的创造性还与语言的规则性紧密相联系在一起。虽然，动物的语言
5、也有其自身的规则性。如蜜蜂若在米之内的地方发现了花蜜，它会返回蜂群，先吐出一滴花蜜，让同伴尝尝，然后跳起圆圈舞，先往一个方向，再往相反方向，反复几次。最后起飞，径直飞向花蜜所在地，同伴们并不直接尾随其后，而是各自单独飞行，并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花蜜所在地。这说明，同伴们是从跳舞的动作中明白了花源的距离和方向，从它吐的一滴花蜜中知道了花蜜的类型。如果花源在米以外，远至几公里，那么跳舞的动作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所谓的规则，语言如果没有规则是不可能操作的。但是人类语言的规则比动物语言的规则要复杂得多。首先，人类语言有大量的离散的符号来表示各种事物和情感的概念或者一定的结构范畴，这些离散的符号不经组织是无
6、法充分有效地表达意义的。只有将这些符号纳入一定的系统才能具有强大的表意功能，而这套系统是由是规则支配的。规则支配着句子组成的词序，时态语态等句法功能，还支配着语义和语用功能。各个层次的功能共同实现一个统一的整体意义。例如，一个句法上符合规则的句子，不一定符合语义规则，符合语义规则的语句也不一定符合语用规则。当我们评价一句话是否具意义时，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在一定的语言的场合里“草吃牛”这句话也可能具有意义。这就需要语言使用者掌握一套规则，而通过这套规则又必须能生成和理解无限多的语句。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语言系统，我们竟能在人生早期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毫不费力地把它掌握下来，并能自如运用它。世界
7、上还有比这更神奇的现象吗？正是由于语言的神秘，千百年来，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语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试图从语言的种种现象中了解人类的智慧及其本质。哲学家试图从语言的各种逻辑操作中（如逻辑三段论）了解人类思辩的过程，了解逻辑真理和谬误产生的机制；语言学家试图从语言的起源的探索中发现语言系统形成的原始动力；从各种修辞的研究中了解语言与人的情感表达的各种微妙联系；从语言的结构变化中看到人类文化的演变及其对人类思维的影响；而心理学家则试图从语言的运用中间接地了解人类思维的真实过程。然而，这一切的研究都尚未对语言习得，理解与产生的真正机理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这并不是因为
8、研究者的无能，而是因为语言太复杂了！正如陈明远教授在他的语言学和现代科学一书中所打的一个关于语言历史的一个比方：如果把从地球有生命存在的三十万亿年在比例上压缩成一年的长度，那么，按这个比例尺，一天相当于历史上的一千万年。照此推算，每小时相当于万年，每分钟相当于千年。在这样的尺度上，从原始生物到人类语言的进化，显示为下面的图景：如果一月一日在地球上开始产生原粒细胞细菌类生物，那么，最早的真核细胞在月出现，恐龙到月日才出现，并在同一天就灭绝了。月日出现灵长日动物。月日出现猿类。月日出现会说话的人类。月日晚上点，北京猿人才学会了用火。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原始文化的遗迹和文字记录，都是在这最后一分钟形成
9、的。而在最后一秒钟里，人们才认识到自己的语言具有真正的历史。从这个比方中，我们不难看出，对语言的研究，象对人类其它方面的研究一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算是刚刚起步，由于研究手段的局限性，我们还无法对语言作出真正科学的全面的描述。特别是对语言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人们已经意识到现在的手段是无法对各种假说，如拟声说，号子说，进行验证的。因此，更多的假说也是无济于事的。世界上有千多种语言及其方言（方言是标准语言的一种变体）。有许多语言在历史的变迁中已经死亡，只留下了文字材，有的语言正在衰亡。另外还有大量的语言只拥极少数的使用者。现在被确认为是独立的语言有种，其中有还没有通用的文字。使用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
10、语言只有种。这是世界语言的基本概貌。那么，人类为什么会拥有那么多语言，而且有的语言能千百年流传至今，有的却会衰亡呢？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巴比伦通天塔”的故事：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拥有共同的语言，他们彼此团结、相互交流，表现出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他们要在巴比伦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帝知道这件事之后，对人类的狂妄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他便让参与建塔的人彼此语言不通。这一招使人类再也无法实现建造通天塔的理想了，因为他们彼此不能沟通和交流，隔阂和分争便接踵而至。当然，现代人是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但却会由此引发许多问题：这些不同的语言一代一代是怎么流传下来的？一个人在其孩提时代为什么可以容易地学会他所在的
11、任何语言环境中的语言，而成人却并非如此？ 我们且不考察哲学家是怎么说的，就看看现代的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是怎么看的。对于上述问题，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乎两方面的观点，一是把语言的获得看成是一种条件反应式的记忆学习；一是把语言的获得与天生的大脑机制机联系起来，认为语言是由遗传机制决定的。前者为行为主义者的观点，后者为理性主义的观点。行为主义认为，人类习得语言就如其习得其它行为一样，通过不断的强化，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斯金纳在他的语言行为中指出，发音的练习与其它肢体动作的练习并无不同；都是中枢神经系统控制下的横纹肌的动作练习。因此，两者的学习都可用工具性的条
12、件化过程予以解释。因此，行为主义甚至认为，只要给予适当的环境和适当的刺激，动物也是可以习得人类语言的（当然语言的形式是不一样的）。理性主义者竭力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习得语言，是因为其具有一套遗传所赋予的语言习得机制。这个机制规定了语言习得的各种方向和限度，就象人的运动机制规定了人的运动限度一样：人不能每秒钟跑米，也不可能学会猴子爬树的技能。同理，每一种物种都有其由遗传所给定的种种限度，因此，猩猩无论怎么训练也无法学会人类语言。但是理性主义者们也看到，遗传能给定的机制必须通过后天环境的激发才能实现其功能。另外，这种语言机制具有普遍性，它是一套潜在的语法规则。当儿童在特定的语言环境
13、生长，他的具有普遍性的语法机制就会具体化为他所接触的那种语言的语法。这一语言学派的杰出代表乔姆斯基以他的句法结构一书将这种观点推向了一个高峰。 然而，乔姆斯基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演绎推理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他后来也试图寻找他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心理现实，但是，至今也并无实质性的发现。人们提出了许多疑问：诚然，如果我们没有一套天生的规则系统，我们是难以想象怎样去学习和理解几乎是无限多的语句的，但是，这套规则系统又是怎样禀赋于我们的头脑呢？外部的语言环境又是怎样激活这套语言规则的呢？其方式和行为主义的刺激一反应式的学习有何本质的区别呢？对于这些问题乔姆斯基只给出逻辑上合理的答案。比如，他通过转换生成语法向
14、人们演示了这样一个原理：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套包含一个名词词组和一个动词词组的句法规则，我们就可以生成无限多这种类型的句子。而不需要象行为主义认为的那样，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学。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伟大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理论有其革命性的意义。他把语言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使其步入了认知心理学，神经语言学和生理心理学等各个领域。而且每一个领域都为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研究者们认为，要真正了解语言习得的各种机制，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对语言的脑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其实，对语言的脑神经机制研究早在古代欧洲的医学史上就出现了，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研究的结论带有许多主观臆想的成分。比如把脑神经看成是精气
15、的通道，各种 感觉的传入和智慧的输出都是由这些通道实现的。诸如此类的解释，离科学的解释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因此，在世纪以前，如果有人出现语言异常，不管其原因是什么，一律视为精神病，是由于大脑精气通道出现了故障所致。到了年，法国医生布洛卡的发现才改变了人们这种错误认识：有一位患失语症三十年之久的病人，由于患了炭疽病而送往法国医生布洛卡处诊治。经检查，病人除语言能力障碍之外，神志清醒, 表情正常，毫无精神病人的症状。不久病人死了，布洛卡对其进行了尸体脑部解剖，结果发现，这位病人的左脑额叶有损伤的迹象。在随后的几年里，布洛卡还对多例失语症病人的大脑进行了研究，结果都发现在相同的区域有不同类型的损伤，
16、如肿瘤，脑溢血等。布洛卡的发现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但证明了语言与脑的关系，而且还明确了语言与脑的具体部位的关系。继布洛卡之后，德国年青医生维尔尼克于年发现脑的另一个部位损伤与病变也会出现语言失常，这个部位在颞叶靠近听觉中枢的地方。此后，人们便把这两个语言中枢命名为“布洛卡区”和“维尔尼克区”。在现代的脑成像技术发明之前，对各种失语症的解剖学研究成了神经语言学的唯一资料来源。然而，对各类失语症病人的大量研究发现，语言的产生与理解不但与经典的布洛卡区和维尔尼克区有关，与大脑的其它部位也有关。其中主要有联络区皮层，皮层下结构，基底神经节和丘脑底部等各个部位。失语症是一种非精神性和智力性因素引起的，而是由脑的局部损伤（包括病变）所导致的语言产出和理解障碍。病人神志清晰，智能正常，与语言有关的感觉和运动系统都未受破坏。它的表现繁多，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动性失语症，它表现为语言产生的各种障碍，另一类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