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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 参见拙 着：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三章，“由 亲绿组纲、地缘组纲向业缘组纲的演变，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 必然结果。但是，这三种组织之间并非是依 次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时间上的交叉 并存，也有组织上的相互重叠，由于浓厚的 血缘和地绿色彩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 点，因此几乎所有的商人业缘组织，乃至近 世晚期的跨行业组织一一商会， 都不同程度 地打上了亲缘和地缘的烙印，”商务印书馆 2003年出版。205个汪氏族人中.对所迁源 头不明者约占三分之一。但他们基本上都认 同根在徽州。2.敬州各邑的职业分布及徽 人的迁徒由上表可知，旅杭汪氏
2、以歙县、休 宁人数最多，夥县、婺源居次，绩溪、祁门 则居末。歙、休两邑向以盐业和典当两业为 主.在杭州的势力最大。可见，杭州汪氏移民的来源，是与其本土各邑的交通、传统职 业相关的。例如盐业。明清时期杭州是两浙 都运盐使司治所，管辖17府1州包括浙江 全省和江苏的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四府 和安徽的徽州府、广德州食盐的行销。盐商 也是汪氏在杭州的主业之一。宗人录中， 有9人在登录时说明其先人是因经营盐业而 移居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 91世汪 维瀛一I 6人，其先“81世祖洪信公业盐迁 杭”。上溯10世，汪洪兴当是明清之际迁 入杭州的.在政界服务的汪宸祖孙 2人，其 祖上“原籍安徽休宁县，至
3、 82世，休宁82 祖志可公业盐浙杭，83祖衣菩公遂占籍”。 衣善公大约是在清初人籍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汪琛，其安徽休宁 85世祖友 圣公因经营盐业占籍仁和，即今杭州”。汪 友圣当是在乾隆年间迁杭州的。上表还可帮助我们了解徽州各邑移民的方向。我们曾指 出明清时期歙县多盐商。休宁多典当商，婺 源多木、茶商，祁门则瓷、茶、木商居多。 造成各邑均有主干商业的原因，除地理、物 产诸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由宗族联姻所织成的血缘网络，覆盖面往往仅及一邑，所以同 为徽商.各邑主干商业却不相同。它在客 观上有利于各徽商集团互不干扰地发展势 力，建立垄断。同时，各血缘网络又互相交 叉，这表现为各邑在主干商业外
4、， 百业俱存、 无货不居。民国时期这一格局大体保持。宗 人录披露同一家庭往往从事同一行业。如 从事瓷器业的是训霖，训辉、训藻、训泽四 兄弟，从事布业的是家洪、家辉，家禄三兄 弟。徽商经营的行业也与移居地的社会经济 特点相关，杭州是丝绸、布匹的产地，因而 商人也会对自己的行业作出调整.由汪氏的职业来看，他们中已有一部分从事新式银行 业，但大部分仍是以传统商业为主。移民从 徽州到杭州的迁徙过程是复杂的，以寄籍杭 州的82人而言，其中经一次迁徙就直接寄 籍杭州者67人次，经过两次迁徙寄籍杭州 者13人次，如汪子春，经营古玩业，其祖 上“ 89世祖由安徽歙县迁居浙江山阴，91世祖转迁抗县”。经过三次迁
5、徙寄籍杭州者 2人次，如汪赞乾，“由安徽婺源迁至湖北， 又由湖北迁至河南固始县，现居杭州”。移民从徽州迁往杭州的时间， 也以寄籍杭州者 为例.他们分别为万历时4人，明末清初20 人，康熙时4人,乾隆时5人，嘉庆时1人， 咸丰时7人，同治时9人，光绪时13人， 民国时期9人，不明日期有8人。可见，万 历年间是徽州人入籍杭州成风之初，明清之际则是一个局潮。此后，一直保持这个移民 的势头，直至民国时期。3.旅杭汪氏的世 次与血缘认同在宗人录中，世次被列为 第一要素。是否能清晰地列出本人的世次， 这是血族认同的重要指标。 在旅外族人与徽 州本土联系的三个层次（即籍贯乡里、寄籍 杭州与寄籍异地者）中，有
6、19个族人没有填 写“收姓后世次”。其中第一个层次6人，他们是上海新闻报馆的汪伯奇、汪仲韦，都 是世居婺源北乡的；上海启新洋灰公司的汪 金云、郑州浙江兴业银行的汪忠漾，都是籍 贯歙县；在杭州经营典业的汪迪封和绸业的 汪椿生都是籍贯休宁的。 他们虽籍贯乡里但 与家乡的宗族生活已是十分疏离了。第二个层次有2人，尚能确认自己是徽州人，他们 是从政的汪毅，“祖由安徽歙县迁江苏镇 江”，公务员汪茂才“祖自徽州迁无锡再迁 临海，明末清初转迁黄岩”。第三个层次有 12人，他们甚至不能确认自己的祖居地为徽 州，如在上海行医的汪尊美。居住在上海法 租界，籍贯为“曾祖淳川公由安徽巢县迁居 上海，至锡鲁公人籍贯中拔
7、贡及举人”。又 如，致仕家居的汪世杰，侨寓汉口，其籍贯 为：“明季益衡公由湖北麻城迁四川井研， 到九世人籍”。又如律师汪承宽父子的籍贯 就填为“江苏青浦”。上海地方法院推事汪 润，其“先世由安徽青阳县迁居河南固始县 东关”。所以，世次不明者的差别就在于： 属于第一、二层次的，都认同自己是徽州人， 而第三个层次者，不仅人数最多。且对徽州 的认同已大打折扣。但是，从总体上看，旅 杭汪氏百分之九十以上能明确登记自己的 世次，其血缘世次的认同大于地缘源头的 （县邑）认同23个百分点，可见，徽州人的 血缘认同倾向是最为强烈的。 这也是抗战前 夕徽商组织血缘化的基础所在。 参见 拙着：沦量商与封建宗族势力
8、，历史研 究1986年第2期。三、吴山汪王庙的结构功能与控制机制抗战前夕的徽商虽然具备了在大都会 重建宗族组织的前提条件。 但是重建宗族组 织的必要陆又在哪里呢？换言之，商人为什 么愿意为宗族组织投入时间和金钱 ？陈瑙于 光绪三一年（1905年）为志略所写之序, 阐明了重修汪王庙的时代背景，即“今日者强邻虎视，世变孔棘.较诸唐宋之时为尤 甚.安得如王与钱王者数辈号召乡间固结民 心。练成劲旅，如国家无事则散处农亩，有 事即出身犯难，不避艰险。虽有外侮亦何足 忧。半樵（汪文炳之号）仰承先德，终访得王 庙址而复旧观。吾知其关心世道，必先有以 仰俯异代，同为歇嗽不已者。又知人之输者， 必深明乎抨灾御患
9、，崇德报功，亦云集而响 应也”。这一 “抨灾御患”的时代特征到 1935、1936年是愈演愈烈。虎视眈眈的强邻 日寇正欲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国，东洋商品入侵已泛滥成灾。战前杭州的时局混乱，商 会软疲无力，社会黑势力猖獗，人心浮动， 法制不足以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于是有建 立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动议。敬商“云 集而响应”，重新祭起有乎息寇乱、御灾疔 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的祖宗神，并非仅 仅追求精神的抚慰，而是有跨行业的互济， 降低交易成本，规避商业风险的实际效用。1 .昊山汪王庙的组织结构与功能续编宗盟为我们了解吴山汪王庙的组织结 构提供了可能。现将宗盟披露于下：组 织管理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乙
10、亥三月十日 同族会议议决。庙宇荒颓。势将就此，负责 有人，共谋修理。（一）本会名称定为杭州市 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二）本会组织：1. 凡汪姓皆属会员，额制无定； 2.由会员 中公推执行委员七人担任会务； 3.由执行 委员七人中互推常务委员三人管理会务；4.由常务委员三人推一人为主席。（三）本会会址：暂设运司河下缎局司巷十号。（四）本会经济：1.修葺屋费；2.本会基本金； 3 .年例春秋祭费及诞祭费。（五）本会筹备 财政问题：1.赶印捐启，由会员分担向同 族劝募，数目不拘多寡，交汪显掣给收据；2. 俟捐有成效再行召集临时会议筹备方策进行。由宗盟可知，汪氏族人皆属会 员”，且“额制无定”。由族
11、人所召开的同 族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汪氏宗族组织的名 称是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其常设领 导机构由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主席组成。 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是由同族会议选举产生。 我们据宗人录得知 1935、1936年汪王 庙管理委员会成员一些基本情况；1935年汪 王庙管理委员会由12人组成，其中商界仅1 人，政界4人、律师3人、教员1人，会计 师1人，不明身份2人，商人占8. 3%,政 界占33. 3%,律师占25%,教员、会计分 别占8. 3%。不明占16. 7%。这个班子是 以政界为主，律师也占据重要位置.这反映 了徽州商人亟需政界人士的保护。同时也反映了 20世纪30年代律师在社会生活与商
12、业 活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教员与会计是因 管理所需而设。“丙子年（1936年）改选各委 员”。管理委员会扩大为16人，其中商人4 人，政界6人、律师2人、职员1人.教员 1人、会计师1人、不明行业者1人。商人 占25%,政界占37. 5%,律师占12. 5%,职员、教员、会计师、不明行业者分别占6. 3%。政界的人数进一步上升，由 4人增 至6人，律师由3人降为2人，政界与律师 仍占绝对的多数。商人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 增加，这个比例是比较合理的，能在管理层 较好地反映商人的声音。教员与会计的人数 不变。汪王庙是汪氏宗族组织的固定资产。 由于汪王庙地处杭州西部吴山下，且“庙宇荒颓”有待修理，
13、所以管理委员会并没有设 在汪王庙。而是设在执委兼常委、律师汪显 的家，“即运司河下缎局司巷十号” 。1936年的地点则改为杭州清波门外学士桥9号，这是新管理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众议院议员 汪秉忠的家。他们共同承担起收取族人捐款 的任务，有着浓烈的家族色彩。汪显和汪秉 忠都是休宁汪氏。捐款是该民间社团开展活 动的主要经济来源。管理委员会的职业组成 与全体会员的职业组成是否相应 ？宗人录 的205名会员中职业众多，政界达 33人， 中西医生6人，工程技术人员4人，法律界 （含律师）10人，教育界8人,军界2人.职 员8人，会计1人，报业2人，学生21人， 不明行业者3人，从商（不明行业者）36人,
14、典业8人，绸业8人，丝业2人.棉织业1 人，纸烟业7人，瓷业4人，木业4人。布 业4人，衣业3人，古玩业 2人，旅店业 2 人盐务1人，茶食业2人，广货业1人, 交通业1人，钱业1人.橡胶业1人，扇业 1人，渔业1人，地产业1人，银行业12人， 洋行4人。可谓百业俱全。民国年间徽州盐 商已衰落，重要的商业有典业、丝绸业、布 衣业、纸烟业、木业和瓷业这些传统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地产业、银行业和洋行等新 兴行业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将职业类别进 一步归并，各类从商者107人，占52. 2%。 政界占16. 1%，法律界占4. 9%,教育界 与职员分别占3. 9%,学生占10. 2%,军 界与报业分
15、别占1%,会计占0. 5%,不明 行业者占1. 5%.据此。我们制作了下表。 汪王庙管理层与全体会员职业分类所占比 例对比表上表清晰地反映出在杭汪氏族人 职业是以商业为主的。占全体会员半数以上 的商人 在1935年的管理层所占比例却仅 为8. 3%。1936年的管理层，商人的比例 增加到25%，但仍与商人的实际人数不相对 应。这里，学生尚未成年，只是随家长而登 录.若不计学生，则各类职业的比例还将有 所变化：商人占58. 2%,政界占18%,法 律界占5.4%,教育界与职员分别占4.3%, 会计占0. 54%,军界、报业分别占1. 1%, 不明行业者占1.6%。商人几占六成，而商 人在管理层的
16、比例却只占 25%。反之,从政 人员在全体会员中所占比例仅为 16. 1 %或 者18%，但其在管理层却占至 33. 3%或 37. 5%,超过丁一倍.这个落差约为4: 1, 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在汪氏宗族同盟中从政 与从商的地位对比，或者说是当时社会上对 官与商的地位对比。显示了即便是在资本主 义已有所发展的民国年间， 即便是在经济繁 荣的商业大都会，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 官本位社会。上表还说明在杭汪氏宗族各类 职业间已形成一个互为奥援的网络。两届管 理委员会中从政与从法的族人占了管理层 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管理委员会主席分别由 原浙江长兴县县长和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担 任，他们担当起汪氏宗族在杭利益的代表.律师在两届管理层中受到充分的重视， 1935年管理委员会就设在律师的家中.在法 制不足以保护正常商业贸易的局面下，求助于本族律师自然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