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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字与语言论德里达对索绪尔的解构【 正 文】当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对语言的兴起与日俱增，然而，直接从哲学的立场介入语言学的争论，德里达还是第一人。年，德里达发表论文字学 ，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传统提出了挑战。嗣后，他又在缓别 、 日内瓦语言学派等一系列论著中重申并发挥了他的批评，引起欧美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极大关注。德里达认为，索绪尔语言学建立在对言语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是一种语音中心论。它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语音中心论限制了文字学，更一般地说，也限制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必须予以解构。为此，德里达集中分析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几个核心论题：、言语与文字的关系；符号
2、的独断性；符号的差别性。为了便于论述，本文遵循德里达的思想线索，对这几个论题逐一加以讨论，然后对德里达批评的意义及文字学的得失给予评价。一、在贬抑文字的背后法语“文字” 一词（Ecriture）是动词“书写” （Ecrire）的名词化。它指一笔一划的书写单元，也指由这些单元构成的符号系统。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这种文字的特点使得西方语言学家作出结论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表现语言。如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 卢梭也说，语言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说话：“文字只是口语的一种补充”， “一种表达”（） 。这一思想长期支配着西方哲学和语言学对文字的看法，形成了漠视和
3、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索绪尔的语言学继承并加强了这一贬抑文学的传统。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开编，索绪尔即花去大量篇幅论证“文字表现语言”。他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前者”（） ， “文字本身与语言的内部系统无关”（） ， “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 ， “字母的暴虐还不仅止于此：它会欺骗大众，影响语言，使它发生变化”（） 。索绪尔指责文字的主要依据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混淆在一起，以致“篡夺了”它的主要作用。人们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则相对稳定。作为
4、语言记号的文字随着历史的发展就会与语音发生龃龉。原来合理的记音到后来就会变成不符合于它所应表现的东西。此外，当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借用字母，这一书写体系往往会为了适应新的书写任务而发生改变，这样也会导致写法和发音的悖离。这种分离的结果就是，文字歪曲了语言的本来面貌。索绪尔认为，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决定一个词的发音的不是它的书写形式，而是它的历史。但是文字却有一种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的威望，它使人们看不到语言所固有的传统。这样就颠倒了文字与语言的真正合理关系。那么文字为什么具有凌驾于语言之上的威望呢？同样是一种符号形式，为什么文字只能作为语言的表达形式而存在，而且这样一种形式虽
5、然必须，却是“有害的”“ 危险的”呢？半个世纪后，德里达对索绪尔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在这种对文字的指责背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又与形而上学有着紧密联系。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实在或存在。无疑，这种语音的优越性是建立有实在或存在的权威之上的。德里达又称之为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 。逻各斯在希腊文里具有双重含意，它既指言语，又指言语所表示的存在。因此逻各斯中心论同时也意味着标志存在权威的形而上学，它一直“控制着形而上学的历史”（）
6、。形而上学在德里达那里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指一种把存在规定为在场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任何事物或经验都可以当下呈现或在场，因而思想最终都可以把握存在，思想的表达式语言也具有确定的意义。德里达认为，在场的观念决定着整个西方哲学，甚至西方文化的历史。不仅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始基（Arche） 、相（Eidos） 、出场（Ousia） 、真理（Aletheia） 、超验、意识、良心、上帝和人等等都是以 隐喻 或转喻的形式指示着在场，西方人对语言和文字的理解，乃至西方的语言本身也受这种在场观念的支配。德里达说，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所表现的乃是“对某种所指的迫切的、强烈的、系统的、不可遏止的欲求”（） 。语音
7、中心论与形而上学相互支持、发扬。一方面，语音中心论或逻各斯中心论体现了对在场的系统欲求，是一种“拼音文字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语音中心论的传统又加强和巩固了在场或逻各斯的地位。因为在言语中，所说的东西总是直接呈现，而这正是形而上学所追求的。德里达拿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开刀，力图“揭示他未加批判就继承下来的整个传统”。他认为，在索绪尔贬抑文字的背后潜藏着形而上学的动机。在他看来，索绪尔语言学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表现出了与形而上学的同谋：索绪尔把符号区分为能指和所指，并把所指与概念等同起来，这意味着他承认有一个自在自为的所指，即独立于语言而直接呈现于思想的所指。德里达称为“超验的所指”。符号的概念本身
8、包含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稳定联系，因而假定了每一符号都有一个终极的不变的意义。索绪尔赋予言语、语音以优先地位，而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所有这些都是基于维护形而上学传统的需要。但是，德里达又发现，就在这样一种建基于形而上学之上的语言理论中，蕴含着突破形而上学的可能。对文字的压抑恰恰表明，文字、特别是非拼音文字对于逻各斯中心论和形而上学所具有的颠覆作用。因此，要摧毁逻各斯中心论和形而上学，就必须将这些被压抑、排斥，被贬黜的文字解放出来。而索绪尔的语言学也为这种文字的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就是思想本身的解构。德里达对索绪尔的批评一方面旨在揭示其语音中心论背后潜伏着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着重从其语言学
9、的论题中发挥出文字学的理论。德里达所谓“文字学” （Grammatologie ）并不是一门“ 科学” （Logie ） 。只是因为针对索绪尔的符号学提出，所以才用了这样一个带有逻各斯中心论色彩的字眼。德里达把“文字”视为一种产生差别性的活动力量；一切产生差别性的活动及其铭文形式都可以称为“文字”，因而它不仅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字，如表音字、表意字、象形字等，还包括诸如绘画、雕塑、作曲、舞蹈设计这样一类文化形式。 （） 显然，这样一种文字概念是语音中心论所无法涵盖的。德里达认定逻各斯中心论与西方拼音文字之间有着难以分割的血缘关系，因此他极力从非西方的和非拼音的文字中寻找突破逻各斯中心论的种族中
10、心论的局限。他提出了表意文字（如汉字） 、象形文字、图画文字等方面的证据，他对这些证据的阐释是否有效，最好留待文字学家去评判。本文关注的是，他如何从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发挥出他的文字学，以及这种文字学在理论上的得失。二、由独断性到字迹所谓符号的独断性，按照索绪尔的理解，是指能指即音响形象与所指即概念之间的关系缺乏根据或不可认证。一个概念为什么用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音响形象或一个音响形象指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概念，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在这一点上，符号与象征（Symbol）不同。象征建立在象征物与象征对象类似的基础之上。因而它不完全是独断的。“它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 。独断性原则是
11、索绪尔符号学的第一条原则。 “它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 “是头等重要的”（） 。它的重要性在于确立了语言学的疆界。语言学以独断的符号系统为对象，而非独断的符号如象征则应被排除在外。对于德里达来说，独断性原则的重要性在于，它瓦解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在言语中心论的系统内部撕开了一道裂缝。在索绪尔看来，声音之所以具有优越性，在于声音是“唯一自然的纽带”“唯一真正的纽带”（） 。而独断性原则所断言的是在声音与概念之间没有任何自然的基础。而且，如果文字也是一种符号系统，文字对语言的表现也是独断的，它决不是语言的“外在形象”或自然形象。因而，根据独断性原则，语言与文字之间的二元对立就失去了依据。所以
12、德里达说：“符号的独断性论题必然要阻止在语言符号和书写符号之间作出严格区分”（） 。德里达认为，索绪尔提出语言的独断性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思想离不开语言，所指离不开能指。观念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 “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而这与索绪尔未加批判继承下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是截然对立的。对于符号的独断性，早在古代希腊，智者和修辞学家们就已经有所认识。他们否认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名字是分派的和约定俗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言的使用者有自由选择名字的权力。语言是一种法规和制度，依照索绪尔的说法，是一张“强制的牌”。 “
13、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说话者也不能对它行使主权”（） 。不过这样一种制度较诸其它社会制度又有所不同：它没有自然的基础和合理的规范，因而更具有制度性的特点。德里达发现，索绪尔在此坚持的制度（或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与文字与言语之间的二元对立属于同一形而上学传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索绪尔才将象征系统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然而，索绪尔的符号独断性这一论题仍然包含着某种非制度或非动机的因素。这是许多语言学家都指出过的。 “Arbitraire”这个词被普遍译作“任意性”，恐怕与索绪尔的措辞不无关系。为了与索绪尔有所区别，德里达以“非动机性”（Unmotivation ）这个概念代替了符号的独断性。通
14、过对文字独断性的讨论，德里达引申出了他的文字学的基本概念：文字或书写（Ecriture） 。德里达的文字并不指任何具体的书写形式或书写形象（表音文字、表意文字、图画文字等等） ，而是指非动机的制度，即不可归约为自然必然性与主观动机性的任何符号系统。因而它既包括文字，也包括语言。 “如果文字 指符号的铭记，尤其指持久的制度（这是文字这个概念唯一不可归约的核心） ，那么文字一般来说就包括了语言符号的整个领域。 ”（） 德里达认为，文字或符号的铭记是符号独断性的前提。 “制度的概念，因而符号独断性的概念没有文字的存在或在文字的视野之外是不可思议的”（） 。文字或书写系统的构成要素是字素（Graphi
15、e） 。字素是任何一种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书写单元。这个单元究竟是什么完全取决于它与其它书写单元的关系及它在书写系统中的位置，因为字素的不确定性，德里达又称它为“字迹”（Trace） 。字迹只是一种隐喻。它并没有任何视觉形象或书写形象。它指的是制度化的活动及其产物。因此，德里达说，字迹并取决于是否被刻画、被书写，相反，刻画、书写作为一种意指活动必须以字迹为前提。德里达用字迹概念代替索绪尔的符号。在他看来，符号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总是意谓着一个确定的所指。而字迹只是一道痕迹，它是可以被擦去的。字迹作为符号活动的产物，它没有确定的所指和固定不移意义。书写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非动机性（它是独断性的
16、替代概念） 。然而非动机性本身并不是一陈不变的，它“总是在生成之中”，而且这种生成也不是人为的。 “事实上，不存在非动机化的字迹，字迹总是自己成为非动机性的。 ”（） 德里达认为，在这种自我生成中，自然与制度、象征与符号的外在对立就被消解了。德里达套用索绪尔的话说：“既没有象征，也没有符号，只有象征成为符号。 ”（） 根据这种生成观念， “字迹既非文化的，也非自然的，既非心理的，也非物理的”（） 。由此，德里达从索绪尔的系统中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索绪尔的语言系统是建立在共时与历时绝对区分的基础之上的。而德里达将生成引入系统本身，使系统成为一个开放的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中，索绪尔在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符号与象征之间作出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将生成引入系统并不是为了维护历时的立场，而是为了打碎能指与所指之间稳定的联系，从而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