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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方：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作者： 何方为纪念李一氓同志逝世十周年，除将模糊的荧屏改名李一氓回忆录再版外，还计划出一本纪念文集。他的夫人王仪同志要我再写一篇回忆文章，这在我也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同一氓同志相交的四十年里，我受到他的关怀和2教导实在太多。我一直视他为恩师，不时向他请教。而他对我这个没有什么学历的晚辈后生却全然平等相处、以朋友相待，并给予极大信任。这就使我们成了忘年交。特别是最后十多年，更是经常相会，无所不谈，可以说是我今生接触和来往的老同志中唯一可称得上莫逆的一位。因此，对于他，真是情深似海，有说不完的话。可惜像他这样一位不只品德高尚、作风淳朴，而且阅历丰富、学识渊博、
2、在当代中国也是并不多见的老革命和大学者，以我的水平，确有点“泰山之与丘垤，河海之与行潦” ，加之又没有时间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实在无法加以全面介绍和评论，只能写些点滴感受，特别是按我的理解介绍一点他的为人和他的几个重要观点。不过我认为，李一氓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希望有志于现代史的学者或传记作家，能趁目前尚存在有利于蒐集资料的条件，尽早写出一些李一氓传、李一氓论、李一氓年谱以及他在各方面（如古籍整理）的成就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类专著来，那将是一件千秋不朽的事业。 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和一氓同志相识始于 1950 年初。那时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听了苏联人的意见，认为可能很快进入联合国
3、，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一个 50 人左右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副团长就是从旅大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调来的李一氓。代表、顾问和专员还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刘贯一、刘英、姚仲明、刘彬、陈叔亮、钱三强、陈忠经、王铁崖、郑森禹等。真是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只能驻在赵堂子胡同二号原朱启钤公馆练兵待命，前后约一年半。当时闻天同志每周只来一两次，一氓同志则同大家住在一起，主持日常工作。所谓工作，主要就是学外文和分工研究点国际外交问题，也组织一些人写点文章。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的分工是主管调研和资料工作，同时
4、张闻天还布置我写一本美国侵华史的小册子，因此向一氓同志请示3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一些。这也为日后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 在代表团，一氓同志和大家不论职务高低相处都很融洽，平易近人，毫无虚假，大家亲切地称他氓公，也愿意向他请教和听他谈论。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有话就说，有文章就改，有意见就提，既没有架子，也不讲客套。对工作如此，就是业余爱好，他也是诲人不倦。例如他精通词学，我也想跟着学一点，当郑森禹和田惠贞结婚时，就填了一首打油词祝贺，还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未曾泛舟成功湖，却已双游沼塘子”，拿去向他请教。不想他极为认真，搬出词谱、韵书，逐句分析，哪里平仄不对，哪句叶韵欠妥，真是不厌其烦。我只好将贺词撕掉
5、，未敢拿出。后来他还把历年词作的手抄本拿给我看，以致至今还记得几句。可惜这本词在“ 文革”中已付之一炬。他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对晚辈尤为热情，但并不表现在表面上，有时反而显得“冷漠” ，加之他“不攀领导”（这是他在回忆录自序中的话），所以一开始人们还觉得他有点“怪” ，不像个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 大干部 ”，更多的像个文化人，但又没有现在一般文人的某种习气。他熟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名流，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来往，更不会趋炎附势。熟人有时去看他，他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谈得来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有话可以相对无言，也不勉强应酬。对同事如此，对其他客人也是这样。有回去看他，只见一位高级将
6、领和他对面而坐，两人沉默不语有半小时之久。一次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大家，他也是和大家一起站在那里只听总理讲话，既不趋前，也不叙旧，显不出从北伐起就长期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样子。就是张闻天来代表团驻地，如果与他无关，他甚至可以不出门来参加迎送。但两人在工作上还是合作得很好，这也是后来张闻天力排众议，竭力推荐他出任驻缅甸大使的原因。他的“怪” 脾气曾引起一些人的误会，甚至得罪了一些人，但他不认为是错，当然也就不改。氓公这种禀性，有时不免令人联想到竹林七贤，但他却完全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高风亮节的老共产党人。 一氓同志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对工作不挑不捡，更不计较地位高低。1951 年 4 月，我
7、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工作，代表团还维持了几个月才最后解散。他对分配到郭老领导下的和大工作也是兴致颇高，在给我的信上还风趣地说，“此间圣（剩）贤（闲）也是星离云散” ，他将去做 “游仙”（和大驻外代表）。4此后近三十年他都是从事外事工作，职务变来变去，但地位却始终如一。像他这样一位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做过秘书长和和苏北行署主任的人，建国后直到 1982 年离休还是副部长。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他却安之若素，而且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些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记得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住在新侨饭店二楼，我去看他。谈到由于意见不同再加上有点误会，他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我
8、建议他是否向上面作点解释和检讨。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住在二楼，也不想上三楼去，大概还不致叫我搬到一楼。他就是这个脾气。直到 1985 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补选为常委，还是无所谓的样子。当我问及，他才说这是组织上的照顾，是胡耀邦同志提出来的。此后也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一切照旧，还是那样乐观潇洒，找我去他家聊天的次数也更多了些。 不但对革命工作，就是在其他方面，一氓同志助人为乐、有求必应也是出名的。只要请他题签或索取墨宝，他都立即照办。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旅游指南，都有他题写的书名。其中通过我的就不少。一次去沈阳开会，时任副省长的朱川托我请他写个条幅
9、。回来转告了他。不想过后一问，他已写好自费寄去了。真有点令人感动。再如对于个人爱好，一氓同志更是体现了高度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学识渊博、涉猎甚广，而古籍的研究和收藏更是闻名全国。但他的收藏并不视为私有和秘不示人，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 ，不但任人查阅借用，而且不少还是随收随捐献国家，最后更是悉数交公，不遗私人，实现了他“余藏书画，均缴公库 ”的愿望。在国外工作期间，他除蒐集流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原件及其译本外，还开拓疆域，收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手迹和一些著作最初版本，并且买到后立即交公。一次他写信要我以在苏联工作之便，设法买一些列宁著作的俄文初版本和手迹。可惜我没能完成任务。而他在东西欧却有
10、相当的收获。他买回的德文原版和英法文译本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据说是以前全中国都没有的，更不用说马恩列的一些书信手迹了，其中列宁的信后来还补充编进了列宁全集。 最值得称道的是，最后十年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新时代。这是许多专家和老先生所公认5的。大家对他也非常尊重。钱钟书后来是一般会议不参加的，但出席氓公召集的古籍整理小组会，可以把他请到氓公家里来。一次谈到一件作品，钱先生还说，得到李一氓同志的赞扬不容易，他可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有的人甚至议论说，李一氓主持古籍整理可谓空前绝后，就是说，像他那样一位革命老前辈，古籍知识又是那样全面和那样内行的人
11、来主持古籍整理，不但当代极其难得，以后更不会再有了。这是人们对他生前的赞许和死后的惋惜。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总是“青出于蓝 ”，今后的古籍整理一定会搞得更好，但氓公的开创之功也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只是由于我纯属外行，这方面虽也经常谈到，但却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总之，四十年的交往，使我在现实中真正看到了一位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一位忧国忧民、思想常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老共产党人。二、对国际问题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氓同志从事对外工作近三十年，对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不但熟悉而且颇有见地。特别是在“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他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提出的报告和建议，无论是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判断还
12、是在调整对外战略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不图名不张扬，所作贡献至今仍鲜为人知。由于我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所以这方面他同我谈的也比较多，觉得有必要根据个人的记忆和理解举例作点简要介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估量国际形势和确定外交政策，关系极为重大。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一氓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立即抓住几个关键性问题，于 1980 年年中，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并写成讨论稿报送中央。其中一些问题实际上他早有考虑，甚至可说已成竹在胸。我不在中联部工作（他曾建议调我到中联部工作，我因故未去），所以无由参加这个写作班子，但他还是经常同我谈起，而6且
13、每次打印稿都要我阅提意见。特别感人的是，有一篇稿子，他亲自送到我当时借住办公的前毛家湾一号（林彪旧居）。车子停在门口，稿子交我后他就坐在车子上等。他的这种谦虚和信任态度，反倒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只得仓忙看了一遍并简单谈了几句赶快将他送走。由于算是间接参与了点工作，所以后来他也向我简要传达了一些中央对几个报告讨论的情况和意见。这种名为讨论稿的报告先后共有六篇，但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和战问题，也就是对国际形势的根本战略判断。记得的大意是，战后三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和技术（包括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使世界大战不容易再打起来，有可能
14、争取到比较长期的、可以说是持久的和平，因此需要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提法。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争取到并且客观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完全有可能集中力量抓建议、搞改革。他在同我议论时曾讲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一方面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一方面又说战争不可避免，能争取推迟十到二十年就不错了，这不是等于说辛辛苦苦搞十多二十年的建设最后还是要被战争打烂，不但使人没信心，而且搞建设也没劲。你想，心里没底，整天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要打仗，哪能一心一意搞建设？实际上是我们过去把战争的危险夸大了，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战 ”、 “战争迫在眉睫”，这种估计本来就
15、是不对的，是一种教条式的推论，并不是真的从客观实际出发。其实，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之间不会打，两霸谁也不敢打，因此起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以前讲战争危险的迫近，只是自己吓了自己，如果现在还这样讲，就又要耽误搞建设了。当然，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不容易一下取得共识。据他说，还有人批评他忘了列宁的一条根本论断，说“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哪能避免？” 但是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中央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经过认真的分析和判断，中央后来在提法上也很快开始发生变化。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 。再过了不到两年，邓小平就正式提出了
16、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就使我们抓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特征，认识到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再也不是战争与革命了，世界已经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了长7期有利的国际环境。事态的发展说明，李一氓早在七十年代末组织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并提出报告，不但对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开了国际问题这方面研究的先河。这一贡献也许知道的人不多，所以需要作点简单介绍，而不应使之埋没。 二是关于“ 三个世界划分 ”的问题（这与“第三世界”的概念是两回事，后者是五十年代初法国人提出，直到现还通用的名词）。1974 年 2 月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问题，实际上也是确定“一条线” 战略（核心是联美反苏和以苏划线）的依据。1977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进一步把这一划分提到理论高度。而且事实上，七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就是本着这一战略方针行事的，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也都以此为指针。现在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