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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回到马克思”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张一兵/蔡云【专题名称】哲学原理【专 题 号】B1【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原文出处】东南学术(福州)2003 年 03 期第 2330 页蔡云(以下简称“蔡”)：1999 年，您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一书出版，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目前还在不断引起国内学人的许多争论。张一兵(以下简称“张”)：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这本书，实 际上概括了我之前许多年的不懈追求。从 1989 年前后开始，我花了很长时间踏踏实实地 深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力图在与马克思的直接面对中，实现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向马 克思真实哲学视界的历
2、史地回归，我认为这种努力是非常重要的。蔡：我的问题就在这里。您在该书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回到马克思”是 20 世纪 90年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您认为这种回归是摆脱前苏联和东欧式马克 思解读模式的理论无根性的真正开端，这种种提法对学界来讲可以说是相当耳目一新的 。但是甚至在这本书引起的争论和反响还未平息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自己的研究方向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的研究重点似乎已经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解读转移到国外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上去了。该书在您的整个研究思路中仿佛具有一个分界线的意味，因为 从该书出版以后，您似乎就已经不再以“回到马克思”为研究的重心了。张：首先应该说明一下，
3、“回到马克思”这一努力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完成。最近，作 为这一方向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我与蒙木桂合作的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 的当代阐释一书，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主要对象是更广大的青 年读者。另外，我所主持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在 MEGA2 第四部分的马 克思早期经济学笔记研究方面，以及新编马克思哲学史稿方面都将形成新的重要学术成 果。当然，你的观察是准确的。从上一世纪末，我们已经将主要研究方向调整到当代国 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来了。蔡：因为我注意到，最近这些年，您突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异常活跃，发 表了不少论文。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在研究方向，或者说是研究
4、重点上的这种改变的原 因和意义何在?能不能从这个问题出发对您近年来的研究思路做一个梳理?张：确实如此，在 1998 年之后，我的确把主要精力从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转移到对国 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来了，不过实际上我的总体研究思路和方向并没有变，你所观察 到的这种所谓的分界，其实还是在同一个总体研究方向上不懈前进的两个理论准备阶段 而已。事实上，我并非是在今天才开始“突然”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初次遭遇西 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上一世纪 80 年代初)，其时正逢徐崇温先生第一次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引入中国。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领域的一次具有重大意 义的延展，简单来说就是传统
5、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狭隘性一举得到改变，理论研究的 学术含量大大提高，也为后来的学人们开拓出理论创新的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不过，那 时的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远远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当时我仅是直觉到一种深深的 震惊：研究马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在这种震惊的驱动下，我才开始了最初的文本阅 读。可是，早期的阅读总是囿于传统哲学解释构架的惰性制约，真有些像哲学笔记 开端时的列宁，我总是努力地在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地方错了。蔡：真有意思，早在二十年前，您就开始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处!而近年来您却一 直在质疑自己是否具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张：是的。当时这种否定性批判思考的正负坐标系是那个众
6、所周知的教条主义构架。 毫无疑问，这个阶段的阅读既不系统精深，也失之盲目与不够成熟，不过阅读中倒也约 略感觉到一些力不从心，对我今后的思路有些启迪，可以说我后来所质疑的正是我当年 也怀有的那种阅读和评判态度。在毕业之后的几年里，我静下心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做了一个专题的研读，从时 间上看应该是在 1985 年到 1989 年间，这可以算是我正式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 个阶段。那个时期的研读成果是一篇近七万字的提纲式的东西，先是收在孙伯癸先生主 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第三卷中，有一编的篇幅，后来我又把这个提纲 扩写成了一本十七万字的小册子，即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
7、一书。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感觉研究本身还是踏实的，积累下了数百万字的学术资料， 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不过，也正是在这本小册子完成不久，我开始反 省自己的研究思路，并且决定暂时把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程搁置下来(那 大概是在 1989年前后)。原因很简单，还是我多次提到过的那几个字力不从心、窘 迫不堪。我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自己从前就曾经感觉到的理论基础上的力不从心，因为 自己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理解远远比不上正在被我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学者，这是一场不同层次之间的对话，或者根本称不上对话，说严重点，当时的我以及 所有进行类似“批判”的人们根本就是在进行某种自说自话
8、的自欺。如果真实一点地直 面现实的话，这种理论水平上不平等的“批判”是无法再进行下去的。这是我十多年前 自觉中断这一研究进程的真实原因。我后来曾多次追问：“我们是否具备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在许多前辈看 来，我的追问是大不敬的。其实，这个后来招来不少批评的追问倒真不是一种狂妄简单 的他性指责，因为我最初质疑的对象正是我自己。应该说，我的这次反省是相当深刻和 诚挚的，对此我曾不留情面地对自己做过剖析“我俨然一副站在马克思正确立场之 上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面貌，论说他们的种种不是。但是，在内心里我却已深深 地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困窘。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 一部
9、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是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建 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反抗话语，而这一切又真是建立在对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之上的。我曾经指认过：如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 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罗姆在 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米 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认知；而阿尔 都塞的读资本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学的重要成果。撇开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 读构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 文
10、本，仅着眼于他们显性的结论，是很难准确判定其是非对错的。所以，我已经内省到 自己这种批判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进而认为，关于开拓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判性视域新的深度和广度，只能有待于我们自己内功的加强。这需要我们完成回到 马克思的历史任务”。 蔡：这么看来，应该就是这次深刻的反省，直接促动你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花 费十余年时间研读马克思的文本，致力于“回到马克思”的。张：并不仅于此。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已经说明过“回到马克思”的复杂原因) 。不过，这次深刻的质疑和反省使我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难度之大，已远 远超出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西方哲学研究，它要求一
11、种在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 方哲学领域的双向深度内居，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真正弄懂马克思，不能真正深入当 代西方哲学，那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们将永远不得其门而入。因此，这次反 省对我个人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最终促成我强压急于批判、急于写作的不成熟的 冲动，而下决心真正沉静下来，排除一切诱惑，包括创作的诱惑来做两件事。其一，就是大家熟知的“回到马克思”。正如刚才我所讲的，如果我们自己根本就不 曾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文本，那么我们凭什么去 判定他们的对错?简单地将传统教科书体系作为绝对真理的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它显 然将带来理论上的无根性，这也是我在研究中深
12、感窘迫的根源。“回到马克思”花费了 我接近十年的时间。在那些日子里，我一本接一本地读马克思的文本，一本接一本地读马克思读过的书， 主要是与古典经济学相关涉的领域。之所以选择从经济学的视域重读马克思，一方面是 孙伯癸先生的学统，另一方面是由于我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优秀的思想家大多具 备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背景，我认为只有先走过他们走过的路，才能居有批评的高度。 与此同时，我认真地关注着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仔细研读了当代不少大师的论著， 甚至包括后现代的大量文本。那是一段很苦的时日，坐“冷板凳”真是十分艰难，不过 我想也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所幸我扎实地走了出来，阶段性成果不仅凝聚在马 克思
13、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里，更重 要的是，当我再一次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自己觉得有底气多了。回到马克思 的序言里有一句话或许可以形容这种隐性的成果：“从我自己的理论研究来说，在呈 现了过去自 80 年代以来就一直让我不安的马克思哲学的初始理论地平线之后，我终于可 以重返实际上自己更关心的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了”以该 书的出版为标志，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主体部分基本告一段落。此时就出现了你所提到的我的研究重点的转移。在十年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之后，我重 新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那次研究反省后下决心做的第 二
14、件事情。我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本身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某一流派的思想大师，他们据以重释马克思的认知构架直接就是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话语， 如青年卢卡奇在成为走向马克思之前的生命美学理论和韦伯的社会学，萨特早期的存在 主义哲学，弗罗姆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阿多诺的无调音乐理论等。这时候我们就遭遇另 一个窘境如果我们自己根本不能透视这些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视域，那么又何以实现 对批判对象的深层理论框架的真正解构?十多年前写作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时 ，这个窘境也曾带给我切肤的具有反讽意味的痛楚：明明在马克思文本的理论支援背景 和方法论构架上都逊色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却在说人家错了。这不
15、仅不能算是科学 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滑稽的。所以，在完成第一个十年的马克思文本解读之后， 我将自己的主要研究精力重新投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就是 1998 年到现在我 一直在做的工作，根据我的计划，还将持续一段较长的日子。蔡：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回到了过去曾经中断了的研究思路上来了。可是，这还是同 一个思路吗? 张：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我原来的研究思路是越来越明晰了，当然也有认识上的改变。我认定，只有加强自己的内功，我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判性研究视域才能达致新的深度和广度。我想，在经历前十多年资料性评述研究以后 ，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到了一个不得不深化
16、一步的时候了。在这里，我还是要 重申我多次强调过的观点，这种深化需要我们怀着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和诚挚 的态度，甘于首先伏案完成认真踏实的文献学工作，建构起一种能够高屋建瓴地驾驭当 代西方哲学文化的新型深度研究模式。蔡：这个思路听起来十分令人向往，不过我想会是十分艰难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的新 型深度模式。我注意到，您总在提出一些新的东西，这个新型深度模式应该又是您提出 的一个新概念。张：不错。深度解读模式确实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新模式，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主要 还是基于我对国内学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的总体估计。这恐怕还是得从徐崇温先 生的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进”谈起。1982 年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中国学界已经进行了 20 年，应该是时候冷静地返观这些研究的成果了。具体来说，20 年来，国内学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所形成的成果主要还是在翻 译和人头式总体评述的水平上展开的。从翻译方面看，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