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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笔谈综述一、着眼疫情全局，理性判断趋势董志勇教授指出，如何应对疫情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已超出单一学科领域，是经济学、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做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趋势将维持不变的基本判断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本次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冲击。疫情防控属于全局战，只有政府、企业和全体人民同心协力，中国经济才能转危为安。作为经济学人，应能通观全局，理性客观地去记录、反思和做出警示。董志勇教授认为，疫情期间，“看得见的手”发挥到极致情有可原，因为行政力量简单有力，应对突发事件最为直接有效。然而，政府要审慎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坚持将政策重心置于结构调整而非总量控制。政策时滞是
2、“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最大风险，如果仅注重短期成效，出台强刺激政策，或许会增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难度。基于特殊时期、特殊条件，政府应着眼于结构性调整政策，利用特定政策手段，针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予以扶持，如：倡导发行专项债或专项建设国债；大力减免甚至减除小微企业的税收。鉴于疫情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压力和带来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逆周期调节和量化宽松措施，以对冲疫情的影响，这一举动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应谨防对金融、资本市场的过度干预。因为疫情是典型的外生冲击，该期间因“过度反应”发生的“超调”，可能也是理性的反应。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经济活动也会慢慢回归“正常”，资本市
3、场所受冲击亦可同步减小。同时，除了对内政策调整外，政府还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强资本流通，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开放，着力破除行政性垄断，积极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放宽基础产业准入条件，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恢复经济的正常秩序。董志勇教授表示，此次疫情的传播会对经济的各个层面带来潜在的影响，包括贸易减少、供应短缺、财务收紧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肯定会首当其冲。如何直面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他认为，对中国企业而言，要勇于“做减法”，确保企业核心团队的正常运作；同时，有条件的生产企业要与政府、供应商、员工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克时艰。
4、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企业家应静心思索企业长期发展，加快自我转型和革新。创新、品牌维护和应对不确定性是企业家的三大任务，中国企业能否将新冠疫情引发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契机，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家的敏锐观察和精准判断。民众则应对民营企业抱有信心，要认识到民营企业的充分参与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则应不断推动改革，完善市场机制，给企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相信危机后的中国企业一定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二、回顾历史事件，评估疫情风险孙祁祥教授回顾21世纪以来集中爆发的各类风险事件，指出了“新型传染病”更高的风险性和危害性。她认为，人类面临的风险日益多样，挑战逐步升级，其中“金融危机”和“恐怖
5、主义”因其直观的威胁和危害尤甚，引起各国极高的警惕。然而，“新型传染病”因自身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危害较“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更为深远。高危传染病毒源于病原体生物，经由人类活动传播，这种具有“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的风险发生机理，产生了更多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从风险应对视角分析，人类应对“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而抗击传染病毒则是人类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人类之间的博弈。特别是新型传染病所具有的三个超强的叠加效应客观的疾病威胁与主观的恐慌情绪叠加、即期的生命健康影响与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叠加、本土经济受损与全球经济受挫叠加，导致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风险，
6、防范难度更高，危害性更大。她表示，面对新型传染病这样的高风险事件，人类应谨防疫情可能引发的“扭曲思维”：首先，不能因“举国体制”的优势而改变市场化改革方向；其次，不能因“国有制”的优势而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阻碍混合所有制改革；再次，“问责机制”应以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标准，而非以结果为导向，避免“宁左勿右”、“层层加码”的出现；最后，“紧急防控”不可违背公民社会的法制要求，防止极端防治行为所造成的对公民权利的践踏，杜绝“矫枉过正”。在全面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应尽快补齐各种漏洞，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提升公民公共卫生意识、人文健康素养，形成多元化的传染病风险应对机制，提高国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
7、全风险事件的能力。张辉教授比较了本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疫情，发现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并以SARS疫情为参照系，评估了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可能影响。第一，从产业结构分析，2019年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于2003年21.6个百分点，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优势产业。第二，从全球分工水平来看，2003年中国初入世贸组织，全球分工参与程度极为有限，随着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分工体系，并且正发挥着联结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桥梁枢纽作用。第三，从爆发和持续时间来看，SARS是2003年34月间爆发，对生产造成的实质性影响相对较
8、小；而本次新冠肺炎在春节爆发，许多企业员工回乡探亲无法按期返回，打乱了企业生产部署，引发不同程度的延工。苏剑教授认为，当前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与2003年SARS对经济的影响有相似之处，但国际格局和经济形势与2003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疫情风险不容小觑。首先，经济发展阶段不同，2003年中国刚从低收入国家晋升到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目前中国已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并且2003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尚未完善，众多投资机会潜藏，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良好的投资机会大幅缩减。其次，国际环境不同，2003年中国是“世界工厂”，工业品远销发达经济体，而目前中国与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已由互补
9、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疫情或可延长中美贸易战周期。其三，债务环境不同，目前中国企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难以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疫情过后的投资。其四，疫情特性不同，相比于SARS，新冠肺炎传播速度快，引发中国大部分城市处于隔离状态，制约了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三、定位供给与需求，精准把握疫情冲击针对疫情引发的经济影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学者们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探讨了可能遇到的经济困难。（一）供给侧视角。张亚光副教授提出，根据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调查数据，疫情期间企业面临员工复工率低、企业运营成本高企、租金税费压力大、营业收入减少、订单预期减少等问题，其中将“企业运营成本高企”作为
10、自身发展面临主要问题的企业占总数的74%。张亚光认为，新冠疫情会从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方面提升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显性成本具体包括：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由于中小企业短期“合同制”员工比例较高，人员不稳定性和流动性较高，疫情导致企业复工率下滑）；企业的应收账款成本、订单成本（原有订单延迟和取消提高了生产企业的资金周转难度）；企业的库存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由于物资、人员流动受限，企业预订的原材料难以运送，销售计划难以实现，为保证复工复产顺利，企业必须建立更多渠道获取原材料和销售产品，从而提升了企业运营成本）。隐性成本具体包括：延迟复工引起的竞争成本（中美贸易谈判结果不明朗、国际收支大幅波动、外汇储备
11、收缩可能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较大压力，对中小企业出口构成威胁）；疫情防控形成的管理成本（受政府要求，企业必须开展疫情防控措施，期间产生的大部分物质与人员成本需由企业自身消化）；社会恐慌导致的延迟成本（基于疫情恐慌，居民可能继续减少经济活动热情，使得库存、原材料、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延迟）。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本质是强化资源约束，由于目标函数无法改变和短期资源难以增长，企业唯有通过机制创新、模式创新才能实现自力更生。韩晗助理教授认为，新冠疫情对企业的负向冲击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这一时期各地以抗击疫情为主，国内产业链的总体布局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二，工人返城受防疫措施影响，导致企业开工不足；第三，物流
12、速度变慢阻碍原材料运送。上述三点应着力解决。他还认为对那些与控制疫情发展直接相关的生产企业，各地政府应该给以特别的支持，要尽量保证防护服、口罩等生产企业的工人顺利返工和原材料运输通畅。王桂军博士后着重探讨了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的枢纽位置，新冠疫情对中国产能恢复的影响极有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全球价值链生产受阻：一方面，由于“中国制造”的短暂“休克”，“上环流”发达国家的高端中间品可能会出现非常态化的过剩现象；另一方面，中国产能不足则直接减弱中国出口能力，这会进一步导致对中国产品依赖程度高的“下环流”国家的生产停滞。（二）需求侧视角。章政教授认为
13、，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社会总需求已由以往的出口导向（外需）转化为投资拉动，而现在则成为消费驱动（内需）模式，如果疫情恢复过程中无法提升居民个人消费的实际占比，加快消费者心态调整，在长期悲观情绪和封闭隔离的作用下，居民对市场恢复信心不足，个人消费的比重有可能不升反降，从而可能引发“明升暗降”的结构性收缩。刘新立副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爆发会对中国保险业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寿险行业首当其冲。短期来看，严格的人员流动以及社区防控措施导致寿险业代理人入户拜访陷入停顿，而个人代理渠道保费是寿险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其贡献比重由2016年的36%提升至2018年的60%，因此，由于新冠病毒引发的人际交流恐慌，代理
14、人拜访及展业的停顿可能是寿险业发展短期面临的最大障碍。长期来看，由于新冠肺炎传播快、感染人数多，与疫情相关的索赔费用可能给保险公司带来系统性负担。至于未来医疗费用和保险赔付数额最终多少，目前来看仍具有不确定性，考虑到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相对较低，最终人寿和医疗索赔的冲击也可能是较为温和的。此外，她还表示，疫情对财险业也将产生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旅游业受疫情影响，大量取消了原有的旅行计划，导致保险索赔大幅上升；疫情无法短期消除还将引发其他责任保险的索赔率增加和业务中断；经济增长放缓很可能还会提高信用担保保险合同的索赔率；疫情爆发抑制了2020年初汽车销售，使得汽车保险增长前景更加不乐观。四、审视国
15、内经济基础，坚定长期向好判断不变张辉教授认为，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短期的下滑压力，但也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疫情的发展引发社会劳动力的再分配，加快产业新陈代谢速度，将生产要素从传统工业向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的新兴产业转移，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张辉教授表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够有效抵御现阶段疫情引发的短期波动。作为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功能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西方经济体系相比，具有更强的灵活性，能够快速、有效地调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较好地抵御各类风险。只要中国能够在第一季度遏制新冠肺炎的蔓延，安全抵御疫情冲击就能够顺利实现，中国长期向好发展
16、的态势就不会动摇。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在16个制造业门类中的12个构建了世界上“最长的”价值链。截至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28%，是德国、日本、美国的总和，年均生铁、原煤产量是相同人均GDP水平下美国、日本的十几倍，电子产品产值也是同期美国、日本的三倍以上，已形成雄厚的工业基础及工业资源储备，完全具备支持疫情过后经济恢复的能力，保障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能够克服防控物资短缺困难，保障经济增长动力。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医用防护服、N95口罩等物资供需矛盾，但随着化工、纺织服装企业的相继复工复产，中国坚实的制造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医疗物资生产加快，供需不平衡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制造能力的释放将进一步完善中国风险应急体系，维系中国经济前进步伐。张辉教授提出，中国卓越的贸易优势能够维系出口地位。20152018年，中国年均RCA大于1的产品超过100种，RCA指数全球排名前20的产品为14个，中国已初步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出口贸易优势较为凸显，疫情导致的国际贸易动荡并不足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