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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资料来源于网络 如有重复请联系本尊删除关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思考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我们党和政府近年来一直着力要解决的问题，更是亿万中国人民最关注的制度建设和社会问题之一。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有效与否，不仅事关民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和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执行的关键性，本文通过回顾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曲折历程，深刻反思其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制度提供有益参考。一、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建设的回顾新中国党和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是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却又不断遭受
2、挫折的过程中曲折地发展起来的。有学者总结指出：“党的历史上比较重视监督有两个时期：一是延安时期，一是五十年代初。”在延安时期，出于全民抗战的需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党十分重视民主，重视监督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党外人士对党的监督。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虚心接受人民群众意见的精神和态度。党对党外人士的许多批评意见十分重视并尽可能采纳。如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意见，黄炎培与毛泽东一起探讨中国历史的兴衰周期率，毛泽东提出了民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党持续执政
3、兴旺的观点等。他特别强调，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说明当时党已认识到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的重要性和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视。所以，延安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原则，明显的是为了从制度上实行民主党派和党外群众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监督和制约。而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更是建立了一套代表机关的监督制度，议会有广泛的监督权。此外，还建立了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更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人民的罢免权。尽管这些制度受当时战争任务的影响，不能充分实施，但如此重视监督和制约制度的建设，的确是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的宝贵经验，值得
4、继承和发扬。建国后，党依然比较重视监督制度，到1957年这段时期是我们党重视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又一重要时期。其主要表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制度，体现了民主监督和对权力制约的政体特征。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临时国家权力机关中，各种社会力量既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管理，又相互监督和制约。除此之外，党还比较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对党的监督作用。1950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当时存在的一些党的领导者随着地位、威信的提高，不能接受群众对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从而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倾向，为此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报纸等形式，对党和国家实行监督批评。
5、与此同时，国家对行政监察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也是较为重视的。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设立的人民监察委员会是当时政府的四大委员会之一，专门负责监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法律和正确履行职责。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使党内监督制度得到加强。但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国家监督制度上的滞后问题。随着1954年宪法的颁布，人民代表大会取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的监督和制约地位有所下降。同时，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使它的监督有效性受到限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56年党的“八大”是我们党对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建设的一次十分有益的理论探索。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从
6、四个主要方面全面论述了加强对国家工作监督的四个方面：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第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到的处分。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形势突变，党的这些加强监督的主张没能付诸实施。1957年开始以后的几年发生的几件大事使监督被大大削弱，在一些领域甚至不存在了。一是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错误，在客观上导致了堵塞人民群众言论、关闭社会监督渠道的错误；二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开始实行的“政社合一”，在不断加强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过程中，不适当地把权力集中于党委，使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得不到发挥，且司法机关分工配合、互相制约的理论也受到批判；三是1959年国家监察部被撤销，监察权归党的监察机关，破坏了国家权力的监察体系；四是1958年后各项权力向党委集中，导致党内监督功能也日趋退化，“一言堂”、“家长制”盛行，党内监督近乎消失。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