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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社会福利政策有些论文 社会福利政策是我国民生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滞后的福利发展将会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下面是 _为大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供大家参考。 【摘 要】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是社会政策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以此为视角考察新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即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时期、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及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将国家视为社会政策的唯一主体，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市场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注重借鉴当代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
2、最新成果，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世纪初以来，在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的背景下，这种新型社会政策已经曙光初现，但其发展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 _简介】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 键 词】国家/市场/社会政策/社会福利 一、社会政策发展阶段的划分 关于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中外学者各自都进行过一定的研究。1958年，沃伦斯基(Harold L. Wilensky)和莱博克斯(Charles N. Lebeaux)在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一书
3、中，以美国的社会变迁及福利制度的变迁为例，根据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职能，将社会福利制度区分为“补缺型”(residual，也有的译为“剩余型”或“残余型”)和“制度型”(institutional)两种类型，这是对福利制度的经典划分之一。“补缺型”社会福利重视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强调依靠家庭和市场来提供个人所需的福利待遇，即只有当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失灵而难以提供个人所需的福利待遇时，国家和政府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此相对，“制度型”社会福利则重视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认为国家对于个人的福利需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国家和政府通过一整套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提供个人所需的社会福利。稍后，英者蒂特马斯(
4、R. M. Titmuss)等人也提出过类似的划分：普遍性福利和选择性福利。强调普遍性社会福利是一种面向全民的社会政策，旨在提升全民的福利水平。 无论在现代西方社会还是当今中国社会，上述两种类型的福利一般都同时存在(但有主次之分)，西方学者做出的上述这些划分，主要还是说明西方各国乃至全球社会政策的发展大体上是沿着从“补缺型”到“制度型”(或从“选择性”到“普遍性”)这样一个基本的路径。“补缺型”社会福利起源于1601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通常可以认为是与工业化初期阶段相联系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它 _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认为自由竞争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
5、国家对于市场的干预只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害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主张国家仅对市场化进程中生活困难的居民实施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福利模式过渡到“制度型”或“普惠型”，“福利国家”的普遍建立是其基本标志。“普惠型”社会福利以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贫困源于社会而非个人的原因，享受全面的高水平的福利保障，是全体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与西方学者不同，在中国，学者更多地是从社会政策理念变化的角度来探究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历程。吴忠民指出，从 _到现在(xx年)的50多年间，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留下了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1978年前，同朴素的平等理念、平均主义的行为方式以及种种条
6、件相适应，中国的社会政策开始初步形成，并 _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呈现出诸如非现代性、非规范性、非一体化和非持续性的特征;1978年以后的20多年，与现代的公正理念逐渐形成以及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发育相适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开始逐渐形成，并由单项的、零散的社会政策日益趋向于体系化、规范的社会政策。 景天魁认为，中国社会政策在以往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从平均主义、经由差别主义到发展与公正相统一这样一个理念的转变。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既不是仅仅追求发展，也不是仅仅追求公正：我们追求的发展是作为公正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公正是在发展中实现的公正。这就意味着，社会政策的主题不仅
7、仅是就事论事地解决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贫困救助问题等等，而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统一、结合起来。这是社会政策的真正主题。 此外，景天魁在批评了有的学者以改革开放前后为序、或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序 _社会政策的发展阶段进行的划分的不足之后，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他认为，观察中国社会政策的成长，不能依据它的某些外在条件，而要看它本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形成情况。以此为标准，可将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是依附于经济政策的(1949-xx年)。自提出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来，社会政策才逐步处于与经济政策相互并立、协调发展的地位(xx-2020年后的某一时
8、期)。在经过一个较长的并立阶段以后，社会政策有望处于主导地位，那将是社会政策成长的更高阶段。 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标准)讨论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成果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价值。由于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或关系是社会政策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回避的基本或核心问题，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以此为标准 _社会政策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西方学者所做出的类型划分虽注意到了国家角色的转换，但均是以暗含的意义涉及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中国学者从理念转换等角度考察社会政策的演变，难以体现国家、市场角色的变化。我们在此明确地从社会政策主体变化的角度，特别是国家、市场角色变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以
9、从中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教训，作为未来我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之参考，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从社会政策主体变化，特别是国家、市场角色变化的角度来探讨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我们认为，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社会政策大体上经历了“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1949-1978年)和“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1979-xx年)两个阶段，自21世纪初(大致xx年前后)起，开始向“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转型。以下我们即沿着上述划分的思路展开分析讨论。 二、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强调国家的无限责任(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依托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了国家统揽型社会福利制度。经典作家有关 _社会
10、福利问题的论述，成为我国建立国家统揽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根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社会总产品”即社会成员集体的劳动所得的分配原则。他指出，社会总产品不能不折不扣地平等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从中应该扣除：(1)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2)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3)用来应付不幸事故、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基金。在将剩下的部分作为消费资料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应从中扣除：(1)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2)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设施等;(3)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就是现在所谓的官办济贫事业。马克思在上述社会总产品“两次有效扣除学说”中，包含了丰富
11、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构想。 列宁在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中，提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工人的国家保险”。他还在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的决议中提出了国家保险四原则：(1)它必须为工人在丧失所有劳动能力情况下提供保险;(2)保险的范围应包括所有工资收入者及其家属;(3)所有受保人应收到与其工资收入相当的补偿，保险支出全部由雇主和国家负担;(4)各种形式的保险都必须由地方型的统一保险组织，根据受保人全权管理的原则进行管理(11)。 根据 _经典作家的以上论述及 _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等规定。政务院于1951年2月通过了中
12、华人民 _劳动保险，并于1953年1月进行了修订，这是一个包括养老、工伤、生育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社会保险法规。根据上述法规及其他法规，除了建立面向城市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外，其他社会政策还包括：对贫困军烈属和革命工 _家属实施救助;向灾民发放赈济粮;以工代赈，救助大量失业人员;接收改造旧的慈善机构，收养孤寡老人和孤残;收容无业游民，组织其进行生产自救，等等。 在农村，全国人大于1956年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规定了对因公受伤生病者的医疗帮助，第一次要求集体经济实体对农村社员疾病医疗承担责任。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都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
13、形成了县、公社和生产大队三级预防保健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普及。同时，该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在农村实施“五保”制度。 到“大革命”以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低水平、广覆盖，兼顾城乡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在城镇建立了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和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还普遍享受和住房福利、生活补贴;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保障了国民的最低生活;农村合作医疗、“五保”制度开始普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项社会福利制度继续发挥作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甚至在这期间得到推广，发展到了最高点(12)。 我国改革开放前依托计划经济实施的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具有国家包揽、地位从属、平均主义等特点： 第一，国家(依托单位、集体)是社
14、会福利的唯一主体，个人不承担责任，第三部门的发展受到全面制约，社会福利供给的渠道过窄。按照中华人民 _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当时我国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涉及伤残、疾病、生育、养老、死亡等项目及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有关待遇。所有社会保险项目，职工皆不负担任何费用。有些项目，如医疗，除职工享受外，其所供养的直系亲属，亦可享受半费医疗待遇。除项目比较齐全的社会保险外，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城市职工及居民还享有各种福利待遇，如为减轻家务劳动，单位承办补贴的食堂、浴室甚至理发室;为增加交通便利，单位开设班车或发放交通补贴;为减轻住房负担，单位为职工(按级别、职务、职称、供养人口、贡献、工龄等多种因素)无偿提供(
15、分配)住房，仅收取低微的租金，减免水电费;为解除妇女的后顾之忧，单位承办的托儿所、幼儿园，有的甚至还办小学、中学等。此外，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内修建了大量的文化设施，有的还开办疗养院所。由于国家和单位提供了各种优惠乃至的社会服务，当时职工家庭收入虽然不高，但确无生活困顿之忧。 第二，社会政策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从属于经济政策，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目标。改革前，我国虽然制定了不少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的或制度，但当时不叫“社会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部经济和社会事务都由政府安排、政府主管，“国家统揽”不仅涉及政府对社会福利的统揽，更涉及政府对全部经济、社会事务的统揽。在这种制度
16、下，政府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 _，而不是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考虑如何确定政府行动的界限与范围。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 _领域中一直比较强调“制度”和“体制”的概念，而不太强调“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一类的概念(13)。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对城乡实行了大相径庭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城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而在农村则未实行社会保险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体经济开始取代家庭经济原有地位而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原先依靠家庭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转变为依靠家庭通过集体(主要由家庭有生产能力的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取得报酬，为丧失生产能力或处于生活波折期的成员提供生存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