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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修人生价值政治论文人生细节的证明价值摘要：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人传记的撰写和出版非常兴盛。史料是传记基本元素，文人传记作品中的细节性史料值得特别注意。它们能鲜活呈现历史场景，有画龙点睛的表达功能，还能揭示公共场合难以出现的私人形象。细节性史料往往有特别的证明价值。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人传记的出版空前兴盛，包括新旧两类文本：前者为新时期后撰写；后者为建国前作品。旧本不少传主如胡适、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等在新中国曾长期受到冷遇，重新出版不仅因为依然有启示意义，也给新时期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本文所说文人传记范围较宽。除长篇传记（展示了传主一生或阶段性经历）：如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大型传记
2、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如李辉文坛悲歌、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季羡林留德十年、蓝翎龙卷风、贾植芳狱里狱外和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还包括记载了传主人生片断的回忆性散文：如青岛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思想者说命运思想者说感动和思想者说往事一套三本，内收的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吴祖光怀念老舍先生、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梅志记吕荧与胡风、刘梦溪晚年的吴宓与陈寅恪、贾植芳萧军印象和柯灵邀寄张爱玲等，就是回忆性散文。又如刘海粟傅雷二三事、楼适夷痛悼傅雷、丁玲牛棚小品、杨绛干校六记和巴金随想录中诸多人物回忆，也是如此。包括李辉专题采访是是非非说周扬中，里面很多内容亦有传记成分。相对长篇传记，
3、回忆散文可谓一种亚传记或片段传记。它们往往展示了传主有特别意味的人生片断，所以同样值得重视。不管完整展示还是片断呈现，史料都是传记基本元素。文人传记作品中，一些细节性史料值得特别注意。它们不仅有画龙点睛的表达功能，而且有意味深长的证明价值：如显示传主的思想情感，折射传主灵魂深处的东西，甚至成为一种个体生命复杂性的写照。细节通常指细微处描写。如人物的一种表隋、一个动作或几句话。儒林外史有个人们常谈到的经典细节：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的严监生因家人点了两根灯草，就伸出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个细节就是个动作。这里谈论的文人传记细节，除这种通常意义的细节，还包括一些细微小事。细节是相对情节和场面而言的细微片段
4、，对文人传记中传主的风雨人生来说，这些小事完全可以说是人生细节。胡适四十自述?自序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认为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所谓琐碎生活就包括很多人生细节。当然传己细节是非虚构的，如胡适所说是赤裸裸的叙述。文人传记中细节性史料的功能与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鲜活呈现历史场景史料通常具有硬件性质，即是一种切实存在。但并非就是一堆枯燥材料和抽象论述，往往表现为鲜活情形。文人传记呈现的是一个个血肉之躯的
5、文学活动和风雨人生，因此鲜活性史料很多。而这种鲜活性史料恰恰多在人生细节方面。人物传记都是历史追忆，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关于传主人生细节的描写通常都具体形象，从而鲜活或比较鲜活地呈现出特定历史场景。而这种历史再现，能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活的历史。胡风冤案形成原因已有很多史料说明，其中涉及复杂微妙的宗派问题和人事关系。而具体历史情形就得于细节性史料的鲜活呈现。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个著名的三十万言书可以视为胡风的特殊自传）中就有不少这类亲身经历的细节。如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主要就是为了说明自己遭受打击的真相，包括安排到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做编辑时，编的作品发不了，写的文章难以刊
6、用等，这些就包含着人事关系。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中，胡风对周扬的排斥异己表现了更多激愤，由此特别举了件事：周扬一再警告他你说的话就是九十九处都说对了，但如果在致命的地方说错了一处，那就全部推翻，全部都错了。这一细节就鲜活呈现了一种令人心悸、发人深思的历史场景。周扬如此咄咄逼人，虽然也显示了其性格的强硬甚至霸道，但更加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思想立场和思维方式。也难怪胡风回击周扬时也是上纲上线：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这类鲜活细节，无疑有力呈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及人际关系的紧张。梅志有篇记吕荧与胡风，主
7、要通过吕荧与胡风的个人交往来展示吕荧性情。作为热爱自己专业的翻译家、美学家的吕荧，胡风受到公开批判时，曾有次胆大妄为的举动：在文联、作协召开的批判胡风的扩大会议上，在一边倒的批判中，唯独吕荧竟然还为胡风辩护，声称胡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革命。话未说完台下一片起哄。某个诗人和理论家还跳上台来拽吕荧，结果吕荧被强力赶下台。这种不识时务固然能够说明吕荧的思想和性情，但会议事件后的一些小事，同样能够说明吕荧的厚道性情。1961年梅志因母亲病逝被释放出来处理后事和照料孩子，这时吕荧找上门来，谈话一开始，吕荧首先就跟梅志解释多年前那次会议事件。虽然吕荧为胡风作了勇敢辩护，但吕荧的解释没有
8、任何自我表彰的意思，而只是怕梅志产生误会，以为他的发言也是一边倒，因为他当时还是说了胡风不该发表舒芜的错误文章。可见吕荧为人的真诚。胡风倒霉时，人们避之不及。吕荧却常来探望胡风。梅志还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吕荧每次看胡风，总是先掏出好烟让胡风抽，因为他知道当时胡风经济状况不好。这一细节也能说明吕荧的厚道。这类鲜活的细节性史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具体历史场景，也感受到了运动的残酷和保持气节的可贵。鲜活呈现历史场景的细节，往往无声胜有声比抽象分析和论说更有证明价值。如吴祖光与李辉谈周扬时涉及田汉，吴明确表示我很讨厌田汉。因为田汉在吴被打成右派中起了主要作用，运动过后田汉对他不仅没有同情，还摆出盛气凌人
9、的样子。吴举了件事：60年代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第一次看戏，在后台见到田汉，他连理也不想理。相比我很讨厌田汉的议论，后面这个鲜活细节更能说明问题。从田汉这种表现中，我们能察觉文人在政治风浪中形成的微妙人际关系，但也揭示了田汉在运动中形成的思想态度。二、画龙点睛的效果细节并非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往往具有说明事情和表现人物的画龙点睛功能。如严监生伸出两指头的细节就深刻揭示了其守财奴形象。文人传记的细节描写同样如此。胡适长期在学术与政治问游移，参政议政多，当过种种官。但他始终不弃学统和自由主义立场，除其他原因，还与胡适作为真学者和性情中人有关。季羡林访学台湾参观胡适墓后写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追忆
10、昔日和胡适交往时，就特别强调了胡适的书生气质，认为胡适本性是一介书生甚至有点书呆子气，也是善良厚道的性情中人。细微处见真情，为此季老专门谈了胡适几件小事，而这些都是很感人的人生细节。如有次在北图开评议会，匆匆赶到的胡适首先就声明他还有个重要会议，要提早退席。但会议间有人忽然谈起水经注，此话题立刻让胡适忘乎所以，淡到散会还兴犹未尽，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把那个重要会议都忘到脑后了。这不仅显示了学者性情，而且不是一般学人所能达到的。又如胡适曾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上街游行示威，但每次只要有学生被宪兵或警察逮捕。胡适就一定坐着他那辆小车奔
11、走各大衙门，逼迫当局释放学生。胡适这些并非显赫的小事确实显示了胡适的性情。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四本名家经典纪怀散文选。有本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曾经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界成为一种流行语，确实是有原因的。这不仅说明人们以与胡适交往自豪，也说明胡适是一个与人为善、重视情谊的学者。王富仁长篇论文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该文在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1至12期连载），根据不同时期鲁迅研究的基本倾向，归纳了鲁迅形象的历史演变：启蒙者、革命文学家、民族魂、现实政治的工具、文化的鲁迅和人的鲁迅。这种学理归纳当然重要。不过了解鲁迅思想，有些细节和小事同样有用，且有画龙点睛之功
12、。如曹聚仁说过一件事：刘半农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朋友们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自己也为之首肯。这副对联是说鲁迅受过托尔斯泰和尼采学说的影响，而文章又有个性张扬、崇尚自然的魏晋风格。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认为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且确有异彩。李辉摇荡的千秋关于周扬的随想中谈到一件事也非常发人深思：夏衍曾回忆，1975年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了家，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结果晚一周出狱。李辉认为：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细节。它从多方面反映出周扬的思想、行为，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经永
13、远不可能脱离毛泽东而存在。坐了多年牢，释放时还想着给毛主席的检查，这一细节当然耐人寻味。确实能够反映周扬思想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周扬晚年对毛泽东及其文艺思想的认识有所变化，但他对毛的崇拜始终刻骨铭心，长期的政治风浪和政治经验又强化了这种意识。该文还淡到1930年代初周扬从日本回国时，年轻的他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们也是谈笑风生。但到延安后开始变得深藏不露，朋友们也再难以与其推心置腹。这些人生细节都意味深长，都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周扬的思想变化及其环境原因。三、私人形象的揭示作为公众人物，读者往往对传主非公众场合的私下表现感兴趣。这种猎奇心理并不奇怪。
14、因为公共场合和公共话语中形成的公众形象，显示的多是公共规范甚至有表演性。长期担任全国文艺界领导职务、握有重要话语权力的周扬，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焦点人物。李辉专题采访是是非非说周扬中收有作者对夏衍、吴祖光、李之琏、林默涵等十多人的采访，其中唐达成曾如此评价周扬：我觉得他是一个处在矛盾状态下的人。个人爱好和公开的讲话、指示，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乔木（指胡乔木引者注）也有这个矛盾。他未尝不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不喜欢戴望舒的诗，但公开表现出来的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个人兴趣要服从一个时期的政策的需要，我看这也是很多文艺界领导的通病。这个评价就说明了公众形象和私人形象的差异。公开表态与个人爱好不同甚至相悖，在中
15、国当代文人的公共表现尤其政治生活中其实是常见现象。但在看重公共规范的中国，私人生活和私下行为常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事。其实它们往往具有特殊证明意义。这类私人小事不仅能够更全面反映人物，而且能够补正公共形象。是是非非说周扬中，被采访者对周扬的感觉不仅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如袁鹰认为周扬“”后的反思是真实的，诚恳的，李之琏则认为周扬的忏悔并不真诚，而且有做戏成分。对于整过他的周扬，李之琏感到至少周扬对他没有一点儿歉意。关于周扬人品，林默涵认为周扬从不关心人，只是利用人，林默涵夫人则说：我对周扬的印象一直不好。周扬夫人苏灵扬比较直爽，周扬很虚伪。这些个人看法显然涉及私人性的复杂人际关系，孰是孰非姑
16、且不论，但它们至少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周扬。郁达夫有篇悼念文章光慈的晚年，其中涉及不少私人话语。内中有这样的描述：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但好景不长，蒋光慈不久就陷入困境：他告诉我说，近来病得很厉害，几本好销的书，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艰难。他又说，近来对于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觉得做人真没趣得很。而光慈晚年每引以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对于他的许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并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这些出于私人间推心置腹的话语，没有思想本质的评判，更没有冠冕堂皇的思想游戏，却是对蒋光慈状况的真实说明。文章还谈到蒋光慈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