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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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文化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探讨中西文化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探讨 2018/03/05 内容提要:曾大兴教授近期出版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引起学界同仁强烈关注,在理论创设与研究方法上有着诸多精辟见解。其特点有三:一是“以我为主”之姿态,将“实证研究”作为其主要方法;二是“六经注我”之气概,将“理论创新”作为其发展路径;三是“中西融通”之视野,将“学科建设”作为未来面向。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仅参与着中国社会发展、文学嬗变、文化转型和思想论争,而且与世界文学不断进行着对话,将在互动、互照、互释与互补中继续前行。文学地理学概论的出版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必将在促进世界文学地理学的发展以及建设本土化学科的过程

2、中,发挥更多实质性、创造性的效用。关键词:文学地理学;比较视阈;实证研究;理论创新;学科建设曾大兴教授集多年之思,对所从事的文学地理学的实证与理论研究做了一个总结,集大成于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版)。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同仁强烈关注,现已第三次印刷。此书是作者自2012年3月起在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的第四本文学地理学专著,在理论创设与研究方法上有着诸多精辟见解,有必要加以细致阅读并进行再思考。总体而言,此书特点有三:一是“以我为主”之姿态,将“实证研究”作为其主要方法;二是“六经注我”之气概,将“理论创新”作为其发展路径;三是“中西融通”之理念,将“学科建设”作为未来面向。

3、这三个特点,正是作者从事学术研究心路历程之重要体现。作者谈到自己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经历和体会时,有“从实证研究到学科建设”一说,1以此对应作者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个十年”,或可对应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个阶段”。相信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与世界学术的不断对话中,将在相互促进之中继续前行;而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学科的理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一、“以我为主”之姿态:“实证研究”的方法“实证研究”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文学地理学概论是一本理论色彩很浓厚的著作,但是作者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实证到理论。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又通过大量的结论提炼

4、出一个新的观点、新的概念或新的理论。作者首次总结、归纳的文学地理学的六个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究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区域比较法”“地理意象研究法”)与“三个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地理分析与文学分析相结合”“文字表述与图表呈现相结合”)(15),均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而得出的。诚如作者所言:“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仅是对作家、作品、地名、地理环境、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地理空间等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即便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带有不少实证研究的色彩。”(448)由此可见,“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新学科,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方法论上的启示,而

5、这些方法的基础便是“实证研究”。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处处可见作者对中国古代名著、典籍以及今人论著的引证、参考、借鉴、归纳、审视与反思。作者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已有2560年的历史,将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片断言说阶段”(前5441905)。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到左传礼记国语战国策荀子管子吕氏春秋山海经等,再到两汉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魏晋南北朝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唐宋时期魏徵、朱熹、祝穆等的著作,均有涉及。二是“系统研究阶段”(19052011)。援引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文章中的观点。三是“

6、学科建设阶段”(2011),其中多处引用杨义、梅新林、陶礼天、邹建军等现代学者关于文学地理学的论述。书中对于经史子集、历代学人著述中的精妙之思,可谓是多有引述而作为论证所需的证据、材料。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实证”:“中国学术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征实传统,也就是讲求实证。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有很浓厚的实证色彩。实证研究就是讲求证据,就是拿证据来,一切靠证据说话。不是从一个观点推导出另一个观点,不是用演绎法,而是用归纳法。所有的观点都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归纳出来的。”(448)作者作为一位著名的词学研究专家,2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确实受到“征实”传统的深刻熏陶,他的所有结论均

7、是从实证研究中归纳而得之。在文学地理学概论第二章第三节“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关键要素”中,作者认为气候是影响文学的关键要素,这个观点并非凭空而设,而是经过反复论证与推敲而得。首先,有西方史料为证,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9世纪批评家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以及其后丹纳的艺术哲学,均谈到气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其次,有中国史料为证,南朝批评家刘勰文心雕龙物色、钟嵘诗品序等作品即有论证。第三,亦有中国古诗为证,如周朴塞上曲、朱庆余岭南路、李白塞下曲、子夜吴歌夏歌等,说明气候的地域差异影响到文学内部景观的地域差异。又如第四章谈到文学作品地理空间建构的几种基本模式:“寒江独钓型”“重九登高型

8、”“西窗剪烛型”“人面桃花型”等,是基于对柳宗元江雪、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商隐夜雨寄北、崔护过都城南庄等唐诗中呈现的时空结构分析而得出。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注重宏观观照与个案阐释的相互结合。“宏观”之意义在于理论的整体凝视,“个案”之内涵在于典型案例之深入、深化;只有有了“宏观”的透视功能,方能深入到“个案”之探究;而超越了“个案”的深化之后,方能进入“宏观”之观照。此书注重“整体”与“个案”的两相交融:在第一章整体设计之后,一章一章的逐个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个论点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论据作为支撑;因而,“整体”与“个案”之间,相互贯通、相互阐释、相互补充、相互转化,从而能够有效

9、交融并达到创新之境。作者在阐释“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指出:“学术界关于文学家籍贯的考证成果虽然不少,但是并未完成对所有文学家籍贯的考证,因此我们在确定那些未经考证的文学家籍贯时,要尽量做到两点:一是把内证(即文学作品本身的叙述)和外证(即有关史料)结合起来,二是把文献考证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要逐一进行细致的甄别,防止出现差错。”(92)对一位文学家籍贯的“考证”,并不是“孤证”研究,而是多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考证”,讲究内部与外部研究的结合,既要考虑到文学作品中的叙述,也要考虑到相关史料的研究,除了这些文献资料的考证之外,还有必要到文学家的籍贯所在地进行实地调研,从作品到作家,再到作家所生

10、活的地理环境,三位一体进行立体考察,最终才能完成对一位文学家籍贯所做的“考证”。这正是作者所强调的中国文学“征实”传统之体现,全书正是在此主旨之下反复思虑、考证、推敲,同时进行中与外的互释、古与今的链接,因而显得内容丰富,有理有据,不能不令人信服。作者在细致入微的“实证考据”之下,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打下了坚韧牢固的根基,并跳出旧有的逻辑与框架,依据文学地理学发展的轨迹以及研究历史、现状等,创构出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相链接的学科建设框架。作者之热情、执著、灵感与智慧亦不断从字里行间迸射出来,让我们洞悉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精神境界与学术追求,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科学思维的体认方式。而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

11、来前景,亦将在与西方世界的持续对话中,获得一种新的生命、新的力量与新的意义。由是观之,作者对于这些有着深厚生命力的经典名著的深刻剖析,以及将之运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其实是对一个民族精神内核的生动阐释,也是对一个民族文化命脉的把握与传承,其间始终洋溢着的是一种民族的智慧,一种本土文化的自信、自强与自立,以及一个民族内生生不息的活力。二、“六经注我”之气概:“理论创新”的发展路径自19世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文化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占据着中国的学术阵地,中国学者全盘引进西方的话语、概念、学科等,可以说是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导致中国本土文化丧失固有的思想原创力和理论把握的能力。而在全球

12、化时代文化趋同的浪潮中,文学地理学概论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以本土文化作为基础进行理论研究,其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历史进程的梳理与论述,不仅准确寻找到中国文化原创力的触发点,而且与现当代文论相链接,达成了新旧连接、中外贯通的新体系。作者在“自序”中有言:“本书从内容到体例都是我设计的”,“书中的多数概念和观点是我首次提出,全书的话语体系也是中国式的。内容、体例、多数的概念和观点,还有话语体系,这些能不能成立,均有待于专家和读者的评判,有待于时间的检验”(12)。作者对于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发展亦有新的展望:“文学地理学就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创造。这个学科建成

13、了,就是中国对世界学术的一个贡献。”(31)文学地理学概论正是在此语境之下得以出版,极具创新意义:它是中国学界第一本系统性的文学地理学理论著作,是“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一份独立宣言”,是“一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顶层设计”,也是“一部文学地理学的教科书”3。同时,它也是一部凝聚中国智慧与西方学术于一体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专著。文学地理学概论的理论创新,来源于“自己设计自己”的理念。作者谈到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道路时说,他得益于1985年看到的雷祯孝先生的人才学概论,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自己设计自己”的观点,此后一直启发着作者的学术思维,鼓励着他在学术道路上做前人所未做之事,自己设计自己的道路,

14、自己安排自己的人生。4如今,作者集多年之功,身先士卒地设计了一份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宏伟蓝图。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给予文学地理学一个准确的定位,再根据这个定位,做好它的顶层设计,然后根据顶层设计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去做,一步一步地努力前行,那么这个学科在中国建成,就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462)全书九个章节在全景式的透视之中,以“实证研究”作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宏大框架。该书有一个总体的研究思路。第一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明确提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围绕这一总论,作者接着发问“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种研究视

15、野?或是一个学科?”(6)从而在此基础上确定其未来研究面向问题。第二到第六章,均在解答第一章“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地理环境只能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来影响文学,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和结果只能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文学只能通过文学接受者这个中介来影响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文学景观与文学区的出现。”(2)于此,分别形成“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文学扩散与接受”“文学景观”“文学区”等六章。第八章“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第九章“文学地理学批评”,归纳与总结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附录“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略”,更是详细梳理了中外文学地理学发展的历史,并阐述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的特点及不足,以及文学地理学科在中国诞生的原因。此书在古今中外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勾勒的宏伟蓝图,确是中外学界所从未有过的,可以说开辟出了一片沃土,而后来学者将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文学地理学概论的理论创新,也得自于“六经注我”之气概。作者还谈到雷祯孝先生影响他的另一个观点:“不要总是讲孔夫子怎么说,黑格尔怎么说,关键要看你自己怎么说。”作者认为,雷先生的这个观点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讲,就是不要满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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