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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权发布赵守祥 仓颉篇概说 赵守祥李老师：在仓颉研究中，我又形成说、该说、“寿光”再释、商先民播迁?古地质古气候?文明输出、卨?契?蝎子沟诸文，现发给您，请示教并请酌发相关网络。仓颉一书近期可出草本，完成后即赴京面呈请磋。赵守祥仓颉篇概说赵守祥中国留存下来的文献记载，仓颉始创文字，仓颉是中国文字鼻祖。笔者在前不久完成的关于仓颉的再考证一文中指出：仓颉一称，实实在在是中国文字创立史的代名词；这已经是一个很清楚的重大历史事实。元至正金陵新志（至正为元顺帝的年号，1341-1368）载：“昔周初有仓颉墓（指寿光仓颉墓）下得石刻，藏之书府”。北宋朝太师王著（？-992）奉宋徽宗令所编淳化阁帖将出土于寿
2、光仓颉墓的石刻（即仓颉石室二十八字）作为“诸家法帖”（法帖即将古代著名书法家墨迹经双勾描摹后刻于石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的第一篇收入帖中，并注曰：“在北海，此石虽不得，而为吾国文字之祖”。当代学者谢子展则谓仓颉文“是四千多年前的文字”。真如以上三者言，则仓颉造字是极早的事，可上推至夏代早期及其以前，是在距今四五千年间，这正与史载仓颉为黄帝史官之时代相符，且已为地下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文字的创立始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发展、兴盛、成熟于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下限已延至夏纪年内）。在民族基因记忆中，中国文字发明的主体是仓颉氏族，其代表人物是仓颉。正因于这个缘故，在从龙山文化以至于夏、商、周、秦、汉
3、，甚至更后，是字书多以仓颉名之。在中国历史进入王国时代，尤其是秦汉之际及以降，字书是当时普及知识文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那个时期王朝、统治者实现天下一统统治的核心文化资源和核心文化手段。而这个时期的字书均以仓颉而名。一仓颉篇是我国古代识字教材的代表性著作，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之初。仓颉篇是我国秦汉时期由国家编著的识字课本，所形成的是秦汉时期的一种规范文字。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丞相李斯废除六国文字中不与秦文相合部分，以周时之史籀篇（大篆）为本（史籀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秦国人。而秦的祖先则是源出于今寿光一带的益族，即伯益之后。籀即抽字，籀与
4、仓颉姓氏侯冈之侯，寿光之寿，均为音近字，是源发于寿光一带的古音），改篇中繁重、怪累之字而成秦篆（小篆），作成仓颉篇，同时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李斯仓颉七章、赵高爰历六章，胡毋敬博学七章。汉初，乡间书师为教学童将秦代仓颉、爰历、博学（称为“秦三仓”）三部字书并为一书，总名为仓颉篇，四字一句（史籀篇相推也应为四言句式），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称“三仓六卷”），总字数3300字，小篆的常用字基本上都囊括在内。因为秦时“三仓”多用古字，到汉朝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50）时一般人难以读懂，汉宣帝从齐国征到了能正读的人，命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即今临汾人）等人从受，张敞又传至外
5、孙杜林（扶风茂陵即今咸阳人），杜林并作文字训诂。汉平帝（公元1-5）时集100多名通小学（即文字）之人于未央宫说文，在此基础上，由黄门侍郎杨雄篆成训纂篇，作为仓颉篇的续篇（去除了仓颉篇中重复之字），总计89章，5340字（在仓颉篇基础上，增加34章，2040字）。杨雄所篆训纂篇最后二字是“滂熹”，到汉和帝（89-105），郎中贾鲂又续为滂熹篇。到晋代，张轨将秦之仓颉篇（秦“三仓”）编为上卷，训纂篇作为中卷，滂熹篇作为下卷，亦称“三仓”，即谓之“汉三仓”。除此之外，汉代仿仓颉篇编出的字书还有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的急就篇（又称急就章每句七字），汉武帝时将作太医李长的元尚篇等
6、。汉书艺文志曰：急就篇、元尚篇中均为仓颉篇中正字，凡将篇则有出入。“汉三仓”即仓颉篇（秦“三仓”）、训纂篇、滂熹篇，加凡将、急就、元尚三篇，即史说秦汉时期8部字书。这8部字书，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急就篇。仓颉篇则有残简出土。其他不传。仓颉篇的亡佚，学者认为应在北宋末宋室南迁时毁于兵燹。从这时起完整的仓颉篇不再见，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在其他著作中引用仓颉篇的片言只语。仓颉篇在宋代亡佚，但在中国其他古籍中，却常能看到被引用的仓颉篇句子。清孙星衍、陶方琦把前人引用仓颉篇文句收入他们所辑的仓颉篇及补本中。王国维还收录敦煌出土汉简上的仓颉篇残简而成重辑仓颉篇。自汉至宋，引用仓颉篇句子的著作总数达四五十种。唐
7、六臣文选注引用仓颉篇172处。唐释慧琳正续一切音义引用仓颉篇1470处。二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掘汉长城烽燧，从遗址中出土一批汉简，内有仓颉篇整简一支，断简4支，共40余字，是仓颉篇亡佚千年后第一次新发现。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今称弱水）的居延（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遗址出土汉简中发现仓颉篇残简，其中一条三棱觚（gu）上有仓颉篇第五章，每面20字，共60字。1972年-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居延汉代烽燧、破城子遗址出土一批汉简，中有仓颉篇残简，存150多字，其中有基本完整的仓颉篇第一章（仅缺最后4字）。1977年，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小学字书习字简
8、牍，其中有仓颉篇残简3支，另3简也疑为仓颉篇简，可复原出仓颉篇首章大半。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汉简，上载多种古代典籍，尤其是有“秦三仓”（李斯之仓颉篇、赵高之爰历篇，胡毋敬之博学篇），是当时仓颉篇亡佚千年后最大最重要的发现。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敦煌县文化馆汉长城调查组马圈湾烽燧遗址发掘中出土简牍1217枚，其中有仓颉篇残简。新疆尼雅精绝遗址亦发现汉代小学字书仓颉篇简牍，在新疆地区是第一次发现。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捐赠，从海外抢救回归一批汉简，达3300多枚，载有多种古代典籍，其中仓颉篇达1300多字，是继阜阳双古堆汉墓之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其中有完整的章节，是秦代版本
9、。从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汉烽燧遗址出土竹简中，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弄清了仓颉篇的几个基本问题：四字为句；有韵可寻；首句是“仓颉作书”，故以“仓颉”两字名篇。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内蒙居延汉燧遗址中出土竹简中，发现仓颉篇的“仓颉作书”“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刑薄赋宽”“以教后嗣”“趣遽观望”“行步驾服”“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菹醢离异”“但致贡诺”等句子。甘肃玉门花海汉烽燧遗址出土竹简中，发现仓颉篇首章大半：“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吾成史，计会辩治”。阜阳双古堆出土汉简中，发现仓颉篇的“己起臣仆”“发传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诛罚赀耐”“政胜误乱”
10、“巴蜀筡(tu)朾(cheng)”“筐箧敛笥”“丰盈爨（cuan）炽”“雄雌具鸟”“疢（chen）痛遫（su）欬（kai）”“谿（xi）谷阪险”“丘陵故旧”“宗幽不识”“爰历次貤”“继续前图”“益就获得”“赏勦（jiao）向尚”“机杼滕椱（fu）”“蛟龙龟蛇”“而乃之於”“纵舍捣挈（qie）”“携控扺（zhi）扜（yu）”“盘案柘（zhe）几”“疵（qi）疕（bi）秃瘘（lou）”“霸暨专庚”“县鄙封疆”“街巷垣蘠（qiang）”“开闭门闾”“尌（zhu）茎稷粮”“尽搏四荒”“游敖戠（zhi）章”“倏赤白黄”“囷（qun）窖廪仓”“升半实当”“铸冶镕镶”“杀捕狱问”等句子。学者胡平生、韩自强认
11、为阜阳汉简是以秦仓颉篇为底本的汉初抄本。阜阳汉简仓颉篇整理出的汉字共541字。在新疆尼雅精绝故城遗址出土汉代仓颉篇竹简，说明在统一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后，西汉王朝曾努力在各有关城邦小国内推行汉语文化教育，以利于王朝政令的通行。学者胡平生通过对甘肃玉门花海和马圈湾汉烽燧遗址出土竹简的研究，认为竹文书写风格与仓颉篇相近，急就篇所列136个姓氏应源自仓颉篇。三汉代的仓颉篇共55章，每章60字，总计3300字。考古出土的仓颉篇残简889字（含重复字），占全书四分之一。已发表的残简摹本中字迹清楚，形、音、义确切无误的字有560字。在已出土并经过整理发表的仓颉篇资料中，数量最多，最完整的是仓颉篇的第一章（
12、缺3字）和第五章。仓颉篇第一、第五章内容已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仓颉篇第一章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敬务成史计会辩治超等轶群出尤别异初虽劳苦卒必有意悫（que）愿忠信微密倓（tan）言赏仓颉篇第五章盏表书插颠颎（jiong）重该己起臣仆发传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逋（bu）逃隐匿往来汉兼天下海内并厕（ce）类菹醢离异戎翟给賨但致贡仓颉篇之篇名是取全文首句二字名之。这个传统为后者所承续。急就篇即从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的头两字而名之。因仓颉篇是古代童蒙识字课本，所以编排上就要利于学童诵读和记忆，因之采用四字为句的句式。仓颉篇文采陈述式和罗列式。第一章为典型陈述式，中心是“劝学”
13、，告诫学童，只要持之以恒，不怕劳苦，定能有所收获。第五章亦是陈述式，中心是“汉兼天下”，是歌功颂德的内容。赵高所作爰历篇篇首“爰历次貤，继续前图”，也是陈述，说明爰历接续仓颉。罗振玉、王国维认为仓颉篇的用韵是“四字为句，二句一韵”。胡平生、韩自强认为仓颉篇用韵有四个特点：每章一韵到底（如第一张、第五章）；“二句一韵”（亦有例外）；亦有“一句一韵”之例；不入韵时用韵部较为接近的字。仓颉篇收录了秦汉时期日常使用的基本字、词，常将同义、近义、反义词组织在一起，以便对比和辨析。仓颉篇还常将同义词、近义词集中排列，形成一大事类或一大物类，即按字与字间意义相近、形体相似编排在一起，利于初学汉字者区分形似或
14、义近的字。后之急就篇按姓名、饮食、器具分类，说文解字创部首排序的做法，都是沿袭了仓颉篇词义类聚的特点。四李斯完成仓颉篇时，秦国通行篆、隶两种文字，仓颉篇当时应有用篆、隶两种字体写成的版本。秦朝统一文字的标准是小篆。在对秦文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明确区别而生“篆”“隶”之专体专名。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其中三至七是专用花体字，当时整理的重点是篆、隶两体，隶又是两体中之重。在对秦统一以前文字简化基础上产生了小篆与隶书，二者同为官书，小篆则因难写只用于最隆重的用项（刻石、权诏、兵符等）。秦实际是以隶书统一
15、文字。隶书至晚产生于秦昭襄王时期（前300年起）。秦文直承周代文字，其远祖是周时之金文。篆应解作从周金文到秦金石的所有篆体书。“隶书者，篆之捷也”，捷即简化，即秦统一六国前，隶书已在秦国形成通用。郭沫若说，“草篆的冲击力把正规的篆书冲下了舞台，而成为隶书的时代”。到汉代，隶书发展更为普遍，篆文渐被隶书取代。隶书字体比小篆易学易写，现发现的仓颉篇多为隶书写成，通行全国，对汉字字体统一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结构，“画成其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划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构。小篆与隶书实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小篆是象形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划化新文字的开始。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仓颉篇汉简字体是真正的早期汉隶。我国古代字书，依今所知，以史籀篇为最早。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丞相李斯本史籀篇整理改定成仓颉篇（同时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