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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轨时期的教育和社会分层一 社会流动与人力资本 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所谓社会分层,是指把社会成员按某种标准进行区分,并通过这种区分来观察社会结构的性质和特征。社会分层的实质,是指社会资源即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分配不均等,而特定的社会分层状况是通过社会流动而形成的。社会分层究竟与哪些因素相关,对特定的社会体系有什幺影响,社会分层随着社会的变迁会如何变化呢？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社会分层理论有着不同的解释。马克思和韦伯分别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为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直至今天,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在这两
2、个理论框架内深化和发展。 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上,最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研究取向：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更多地以结构性因素来解释社会的不平等；而继承并简化了韦伯理论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采用多指标体系来划分社会阶层,即财富、声望和权力三个指标。人们在追求社会地位时,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标准。比如经济界追求财富,按财富多少决定社会地位；知识分子追求声望,声望高低不同,各个方面的相关利益也不同；政治界追求权力,权力大小不同,社会地位自然也就不同。在这里,资源的概念被扩大化,不再仅仅指经济上的财富。 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研究取向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社会成员的社会差别,解释为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别,主要是职业地
3、位和收入上的差别,而职业地位、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与此相应的社会流动模式理论,着眼于讨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对社会地位的影响。这个模型认为,社会分层结构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而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受代际之间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和初职的影响。而新结构主义则强调在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获得中,个人特征之外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承认职业地位、教育、收入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意义的同时,这种理论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很多分割性的结构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地位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如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部门和产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组织特质、产品和服务特征、受分割劳动力
4、市场制约的职业经历及其相关因素等。网络结构观则将社会结构设想为人们构成的一个社会网络,按照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或权力等,每个人得以排列在这一网络中及相应的位置上。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是指与个体直接或间接相连的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力,以及社会关系。 综观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不同社会分层理论的区别,主要在于决定和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不同。换句话说,划分社会分层的指标和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是多元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制度背景下,这些指标和因素也会随之变化。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制度有很大差别。就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有显着差别的阶段,以及从前者向后者
5、的过渡而言,中国的社会分层经历了一个复杂且具有明显转变方向的过程。改革以前,中国的社会分层可以从四个维度观察。 第一是从居住地或户籍类型角度,存在着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分别。城市人口享有义务教育、健康保障、住房、食物补贴等一系列福利,而农民被完全排除在这种福利体制之外。只有一小部分农村出生的人,能够通过参军、婚姻或考取大学继而工作分配等途径,成为城市人口。 第二是按照所有制结构,分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从业人员。1978 年,城市劳动力中的 78%属于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企业保证职工的终身雇佣、医疗保健、养老、住房、子女入托、入学,乃至对职工的生、老、病、死、残都负责到底。城市集
6、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在这些福利的享有上面有所差别,而农村集体所有制生产单位成员（人民公社社员）则不享有这些福利。 第三是按从事的职业分为干部和工人。干部是一个极小的人口群体,在总劳动力中占 5%,在城市劳动力中占 20%。他们通常从事管理或专业工作,有培训和提升到党政部门领导位置的机会。与此相反,工人基本上没有升迁的机会。农村中领取工资的政府工作人员,也被看做为国家干部。那些不领取工资的村干部,也被认为比普通农民在政治和管理上享有更高的权威。 第四是根据出身背景和个人的政治态度,或被划归为革命阶级,或被划归为反革命阶级（或称阶级敌人） 。但这种划分是不确定的。在土地改革（19481950）之前,划
7、分的主要依据是人的家庭阶级出身。如果出身于没有财产的家庭,则被划为革命阶级；反之则归为反革命阶级。但是,个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政治表现,可以改变其所处的阶级,从而使其受到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 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主要是伴随着从单一所有制结构的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化混合经济转变而发生的。一方面,资源分配方式转向市场机制,使得拥有资源的机会变得更加均等,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大提高。1992 年以来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开始由市场配置资源。与改革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出现大量下岗和
8、转岗工人,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异,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发生了新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拥有特殊的社会资本的人群,通过正常或非正常手段,获取国有资产和利润,或者成为合法富裕阶层,或者非法成为暴富。固然,改革以来,很多干部把注意力从政治转移到对市场和经济机会的把握上,但也出现了很多腐败现象并由此而产生社会分层。 可见,经济转轨事实上导致两种效应。一种效应是,资源分配机会的均等化,导致人力资本成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越来越重要的驱动因素,这时社会流动产生一种正面的激励作用。另一种效应是非正常侵占公共资源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差距扩大,产生扭曲的激励作用,并造成
9、显现的或潜在的社会冲突。然而,这两种效应究竟哪一种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决定了对改革方式和改革方向的评价。本章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从职业结构的角度对社会分层状况做一总体描述,同时,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等 5 个城市的调查数据,从统计上估计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揭示人力资本因素在社会流动中日益增大的作用。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紧密相连的。不同人群占有的资源不同,造成了社会分层,适当的分层能促进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需要形成一个社会流动的良性运行机制,以社会流
10、动保证社会公平。在实行规则化的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如果一个社会的流动性较强,流动率较高,社会运行就是有效率的。反之,社会运行则没有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化的分层体系和规则化的公平竞争,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没有制度化的分层体系,没有规范化的公平竞争,即使社会流动性较强,也不能带来高效率。研究社会分层问题,就是要掌握社会分层的规律,但最终要归结到社会流动上,通过社会流动掌握社会结构的发展规律。标准地位获得模型认为,一个人地位的获得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继承与个人成就。人的地位高低通常由其所从事的职业来衡量。继承主要是指,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会影响其子女的职业；个人成就主要是指个人的受教育水平高低。
11、 社会分层既可被看做是一种状态,也可被看做是一个过程。说它是一种状态,是因为社会分层意味着社会成员各自具有的不同特征,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说它是一个过程,是指社会分层描述了社会成员是如何被归为不同的阶层的。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在探讨人的地位获得,或者说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如果把职业和收入作为进行社会分层的衡量尺度,文献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的时期,由于客观环境和政策因素的影响,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作用大小并不相同。而且社会分层还受到其它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与教育的影响交互作用,形成了具有较大差异的影响路径。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研究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例如,
12、一项在哥斯达黎加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受教育水平没有很强的影响,而受教育水平对所获得的职业具有直接影响。在智利的研究则发现,对中产阶级来说,受教育水平对职业有显着影响,而对非常富裕和非常贫困的家庭来说,代际之间的继承比教育的影响更大。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牙买加进行的调查则发现,中等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对其社会流动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另外一些研究试图通过国别比较,分析工业化水平对分层的影响。例如,1959 年在 9 个工业化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同国家之间,代际之间的职业流动率差异很小。研究者把这归因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过于相近。另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指出,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们
13、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成就的定义范围越来越宽泛。随之带来的是,父亲的职业对子女职业的直接影响,以及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都会降低；而子女自身受教育水平对其职业的直接影响则越来越大。对海地、哥斯达黎加、英国和美国进行的对比研究显示：在中等工业化水平的地区,父亲的职业比自身教育对个人职业获得的影响更大；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父亲职业的影响下降,自身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增加。还有的研究,试图分析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工业化程度不同）代际之间的职业差异。一项在乌干达的研究发现,在前工业化时期,代际之间的职业流动性很大；而
14、在工业化时期,流动性反而下降。有研究比较了巴西的四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并未发现在父母地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上,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比工业化程度低的地区小。二 转轨时期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不适用于由标准地位获得模型来解释。首先,改革以前,中国把人的家庭出身作为衡量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维度；其次,在衡量个人成就时,往往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第三,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不可能依靠市场,而是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来进行。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而不是职业,成为人的地位高低的衡量尺度。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是扭曲的,是非正常的。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不同
15、所有制单位职工之间、干部和工人之间以及不同的政治类别之间,要想从一种身份转换到另一种身份,是非常困难的。这与当时的制度壁垒和扭曲的机制密切相关。 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按照官僚制度和政治等级,来决定个人控制资源的多少。但是,虽然个人在控制资源权力上面具有巨大的差别,传统的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却并不完全反映这种差别。因此,除了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之外,城市或农村内部劳动者之间在资源获得上,相对来说是较为平等的。1978 年改革以来,原有的制度壁垒逐渐被打破,社会公平性和流动性都大大增强。例如,大量农民离开一直生活的农村,迁移到城市就业；一些城市居民为寻求更好
16、的就业机会,迁移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同所有制单位和不同部门之间,人员的流动越来越频繁等等。这一切在改革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整个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分层和流动的良性运行机制。2001 年 7 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可能会对这种状况产生两种影响。首先,政治资本在社会中的作用依然重要,为一些具有此种资本的人提供提高个人报酬、获取社会资源,甚至攫取国有资产的特殊机会。其次,市场机制会使得人力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成员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实现垂直方向的社会流动。 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运行机制及其变化,使得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