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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经济的制度背景一一“知识经济力批判(1)一、引言首先必须澄清这个副标题里面“批判”的涵义,因为在 中国现代语境里这个语词被污染得很厉害。康德作纯粹理 性批判并非要对理性加以批判,而开宗明义提出要对“理 性”的适用范围加以界说。“批判”就是扬弃和理解。理性 反省理性自身,于是有了 “批判理性”。我们今天反省“知 识经济”,于是可以有“知识经济批判”。对一件事情加以 “批判”地理解,这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类理性要运用自己 能力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的追求“自由”的 天性。因为所谓“自由”首先便意味着“思想”的自由。当 一件事情例如“知识经济”变得如此时髦以致获得了 “意识形态”般的话语
2、权力的时候,思想的自由便意味着要对这 一新生的“意蒂牢结”加以批判,通过批判,思想才获得了 独立。“知识经济”,把知识与经济联在一起使用,我以为始 自德鲁克,至少经过他1994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 获得广泛认可。德鲁克定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 阶级冲突的形态从古典的“有产阶级一无产阶级”的冲突演 变为“知识阶级一无知识阶级”的冲突。他把这一社会形态叫做“知识社会”。在我看来,“知识”作为一种经济物品,固然表现出特殊的技术属性,但当它被当成经济物品时,它 的基本属性仍然是“资本品”。换句话说,作为“知识社会” 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改变知识的“资本”性质。其实只要 存在谋利动机,就永远
3、存在着将知识转变为商品的动机,从 而永远存在着以“知识”为手段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 化”的过程。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知识被纳入经济发 展的范畴。换句话说,只要“资本”还具有积极意义,作为“资本品”的知识也就具有积极的意义。把知识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在中国还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渊源。这一渊源可以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来概括。这一口号一方面是对“文化革命”反智传统的否定,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作为“科学主义 ”意 识形态的延伸,正在或已经成为市场化制度变革的障碍。在 这一双重的背景下,澄清“知识”与“经济”之间的复杂联 系和二者间互动演进的多种可能前景,就超出了单纯学术探 讨的
4、范围,进入社会批判领域。下面我将要讨论的,首先是“知识”的经济学性质;其 次,“知识”能否,以及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成为“生产力”, 从而解答“知识救国”与否的问题;再次,被当成生产力的“知识”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意味着什么,从而,我们 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发展”;最后,在“格物致知”的知识与“权力意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这一 差异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人生。我相信,如果 我们能够在这样几个层次上把握“知识”与“经济”问题,我们也就初步完成了对“知识经济”的批判,从而获得这一 问题上的思想自由。二、“知识”与其“互补性”在论及“知识”的生产力性质之前,让我先引述德国启 蒙思
5、想家莱布尼兹对“知识”所下的定义,他的知识及道德 哲学可谓是“上承苏格拉底,下启康德”。他在一篇书简中 这样定义知识1: “知识分为两类,其一为关于事实 facts 的知识,其二为关于理性 reason s 的知识。关于 事实的知识就是统觉perception,关于理性的知识就是智 慧intelligence。关于理性的知识使我们变得完美起来,因为它教导我们普遍与永恒的真理,这一真理通过上帝般完美的存在而得到表达。而关于事实的知识就如同城市里错 综复杂的街道,当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需要它们,当 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被这些知识负累了我们的记 忆。”莱布尼兹在另一处还说:“快乐,就是关于
6、完美的 一种感觉或知识,”。而争取持久的快乐,在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这一西方哲学主流看来就是“明智”与“美德”的目的。从西方思想源流中截取的这一片段,对我们当下的讨论具有三方面的意义:“知识”,至少在白多年来“西力东渐” 过程中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知识”,是发自西方的,是希 腊科学的诸多果实之一;西方启蒙思想家们重新开掘希腊精 神的重要努力之一是从神与灵魂不灭的宗教传统中论证个 体“自由意志”与个体“理性”追求幸福的正当性。我们知道,希腊自然哲学的精神里面没有中世纪基督教那种强烈 的“善”与“恶”的道德观念。而具有浓重宗教传统的德国 启蒙运动实际上把“知识”从希腊自然哲学的道德中性立场 转变为
7、康德式的、类似于宋明理学那样的“知识”观念,即 旨在“安身立命”的知识;于是,从西方人那里发展起来的 知识论因英美与欧陆这两大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而分化为: 无神论的、怀疑主义的、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的知识论,由洛 克、休谟、边沁直到僧姆斯和杜威;目的论的、神正论的、 先验论和义务论的知识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莱布尼 兹和康德。这样,当我们反思“知识”观念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 的是西方知识论传统当中“技术的”与“道德的”知识论之 间原本就有的张力。我认为保持这一张力是西方保持其正常 人生状况的前提。其次,我们需要考虑中西之间对“幸福 的不同理解以及由这一差异所造成的对“知识”的基本态度 之差异。
8、只有经过这两个方面的反思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确 立一种健全和明智的中国人的知识论,并由此而进入一个健全和明智的中国人的“知识经济”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立场上的“知识”是一种力虽,所谓 “知识就是力虽”。注意,在英文里面“力虽”与“权力” 是同一个词。我常常觉得为了使知识分子对“知识”保持必 要的疏离和警觉,应当把培根的原文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作为“权力”的知识,本质上是技术性的知识。这里 有必要界定一下“技术”这个语词的含义。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第一卷里把“技术”与科学做 了区分:技术是对个别事物的观察和研究,而科学则以一般 事物为观察研究的对象。对事物进行个别的研究,这正是英 美经验主义知识传统
9、的特征。这样一种“分殊”原则极大地 拓展了西方人的科学与技术一一导致西方权力的全球范围 的拓展。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下,亚里士多德说“技术”是一 种依赖于偶然性的机巧。因为只有对事物的普遍形态进行研 究才可以把握事物的必然性。家政学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 究作为个别形态的家庭的理财方式。修辞学是一门技术,因 为它研究如何说服具体的听众。政治学,如果是马基雅维利 所定义的政治学,就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如何在具体的 权力博弈中取胜;如果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政治学,就是 一门科学,因为它研究“最高的善”。技术性的知识必须通过具体经验才能够积累起来,实验 室的发展和大学制度是技术知识获得长足进展的最关键环
10、 节。每一个人的具体经验都是有限的,于是:只有在分工制 度下才可能积累大虽的技术性知识,只有那些协调成本较低 的分工制度才可能持续地获取和积累技术性知识。我必须在 下面的论述中把这两个原则展开来讨论。如我在以前一系列文章里已经论述过的2,人类各种知识之间的经济学关系主要是“互补性的”而不是“互替性” 的。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 于经济活动时各自获得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小于它们联合运 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种互补性包括两个方面:知识沿 时间的互补性,即对同一个知识传统而言,尚未获得的知识 与已经获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补性;知识沿空间的 互补性,即对不同知识传统而言,
11、各个传统内已经积累起来 的知识,通过传统之间的交往而获得强烈的互补性。是否存 在着“互替性”的知识呢?就我所知,互替性的知识总是孤 立地个别地存在着,例如录像机的各种制式之间往往相互竞 争,网络浏览器里面的IE与Netscape之间相互竞争,还可 以列举一些重要的知识互替性。但是,即便在这些互替性的 例子里,仍然存在着基本知识结构之间的互补性。只要知识 是稀缺的,知识互补性就必定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可以 想象,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知识过剩”以及 相应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互替性”。知识互补性是收益递增现象的本质。所谓收益递增,就 是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产品总虽的增加而下降。通常所谓
12、的 “知识经济”,是指经济的主要产品的主要成本含虽从古典的资本与劳动投入转换为 “知识性”的投入。严格地定义“知 识性投入”需要很大的篇幅 3。在古典的要素投入与现代 的知识性投入之间并不存在概念的鸿沟,我们面对的其实是 一系列可以视为“连续性”的、要素含虽的结构性变动。例 如“劳动”这一要素,当培养劳动力所需要的教育投入的价 值增加到超过该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日常消费投入 的价值时,我们就认为该“劳动”已经从古典的“劳动”要素演变为“后工业社会”的知识资本了。当我们试图界定 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时,我们会进一步发现所谓“教育”,既 包括专业化训练,也包括业余消闲。这一现象已经日益被经 济学家
13、所重视并且在当代经济学文献里被定义为“生产性消费”。不论如何,要素当中包含的知识含H具有与其他要素单 位所包含的知识含H的互补性。这一知识互补性产生了所谓“收益递增现象”,后者引发了当代经济学的“收益递增” 革命4 o当要素所有者意识到他们自身知识与他人知识之 间存在强烈互补性时,他们就会意识到潜在的利润机会。这 一机会导源于这一基本事实:要素联合运用与经济活动所带 来的总产出减去要素单独运用于其他生产过程所带来的各自的收益所得的差远大于零。这就是收益递增经济里面的“经济租”。人们通过分工与合作试图获取和分享这一 “经 济租”。后者为分工与合作提供了强烈的经济激励,这一激 励强烈到足以使人们为
14、了分工的好处而自愿放弃离群索居 所具有的自由。三、“知识救国”吗人们通过分工制度的协调来获取大虽的知识。因为在分 工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专业化为某一狭隘知识领域的专 家,而后通过与他人“交换”知识而获得生活与生产资料。 心理学研究自19世纪初已经发现,学习一项知识所花费的 平均时间总是随着学习者在该项知识上投入的学习时间总 虽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发现在当代脑神经研究与认知科学 中乂获得了新的神经网络理论的支持。历史观察表明,那些 更加依赖于分工制度来获取知识的社会比那些主要依赖于 传统方式来获取知识的社会,表现出高得多的知识积累速 度,从而可以在短短几白年或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传统社会在 几千年时
15、间里所积累的知识存虽。理解了分工制度对获取知识的重大意义之后,我们就可 以讨论分工的协调问题了。协调分工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 单纯的知识论问题。制度问题的本质特征在于:收入分配的 方式决定性地影响到分工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虽和 质虽。也因为这一特征,当经济学在90年代以来进入“博 弈论”理性主义阶段时5,它才真正开始接触到制度问题。对于可供选择的各种各样的协调分工的“制度”一一我 还没有定义“制度”概念,如果我们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考虑 问题,即仅仅考虑效率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把各种制度按照 它们的经济效率排列出来。所谓“效率”,就是节约经济资 源的程度。如果我们把知识列入稀缺的经济资源的话,那
16、么 对于“知识经济”极端重要的制度问题就是寻找那些最小限 度地闲置知识的协调分工的制度。而这是很难很难的,因为 知识存储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以“观念”的方式运行着,任何违反了知识主体的主观意志的制度都很难避免巨大的 知识浪费。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处于奴隶地位的知识主体与一 个处于企业家地位的知识主体之间可能表现出的巨大的知 识运用能力的差异。在没有给出“制度”定义之前,让我先提出协调分工的 最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一个判据:生产的效率越是取决于要素 投入主体的主观意志与主观努力,协调生产的制度的效率就 越是依赖于“自愿原则”。读者或许已经想到,“市场”机制是一个比较尊重自愿 原则的制度,所以应当表现出高得多的协调分工的效率。这 个判断,或者上述判据的这一运用, 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 我愿意指出,即便是“市场”制度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