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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关于音乐批评的几次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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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关于音乐批评的几次论争_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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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绿目施里海特别策划】左联关于音乐批评的几次论争宋建株一.关于音乐本质的探索左翼音乐运动兴起之初,在中国音乐界流行各种各样的音乐本质观,诸如唯美主义、消蓿主义艺术至上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刚刚走上社会舞台的年青的左冀音乐家,只有在驳斥各种错误的音乐本质观和阐释左翼音乐批评的理论现念之后,才能树立左翼音乐批评的革命旗帜,推动左萋音乐运动的蓬勃发展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关注音乐领域左联”机关刊物之一《大众文艺》在I 930年连续发表了《革命十年问苏俄的音乐之发展*.《音乐之唯物史观的分析》等译文,介绍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音乐发展现状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呼吁革命音乐家创造为劳动群众所接受的大众化的“新辨的音乐”在进行思想理论准备的同时,左翼音乐组织也开始建立从1932年到1934年.左嚣音乐家先后成立r“北平左翼音乐寡联盟5,“中苏音乐学台”、中国新兴音乐研究台”.“左冀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音乐团体.开展革命音乐活动,参加者有聂耳王旦东李元庆.田汉、任光、张曙安20’o}-5_ 37【艺术评论1娥、吕骥等这些左翼音乐团体,会同参加左翼音乐阵线的音乐家贺绿汀、沙梅、冼星海等人,逐步形成了一支在思想上、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音乐队伍。

他们为左翼音乐运动的崛起和左翼音乐批评的展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31年12月,由谢韵心(章泯),郑导乐(沙梅)编辑的左翼刊物《戏剧与音乐》创刊号,发表了夏蔓蒂的《音乐短论》、郑导乐的《新音乐发展的倾向》等文章,探讨如何建设革命音乐的问题夏蔓蒂的文章剖析了当时流行的各种音乐观,并着重驳斥了一般至上主义者”的音乐本质观念他指出,那种认为“音乐是超时代,超社会,超一切的”音乐本质观念,是脱离社会、脱离时代,与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夏蔓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关系方面来阐述音乐的本质,明确提出“音乐是时代,社会的生产品”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在举例说明西方音乐史上一些音乐家与时代和社会的密切关系后,进而得出结论:“所谓的音乐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心理的组合物夏蔓蒂的论述,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阐述左翼音乐家的音乐本质观,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音乐文化现象,对左翼音乐批评的崛起,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聂耳是左翼音乐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左翼音乐批评的一员闯将1932年春,聂耳参加了中国左翼“剧联”的剧评小组,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来指导音乐创作和批评。

同年7月起,他以“黑天使”,“浣玉”、王达平”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艺术评论文章,成为把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运用于音乐批评实践的左翼音乐批评的代表人物他的《中国歌舞短论》【1l一文,以犀利的笔锋,批评了当时流行的那种“香艳肉感”的“黎派”歌舞和“为艺术而艺术”的音乐观念,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聂耳指出,社会现实中贫富阶级悬殊,“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然而,远离社会现实的黎锦晖歌舞表现的却是“香艳肉感,热情流露;这便是十几年来所谓歌舞的成绩”聂耳对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音乐本质观提出了尖锐而善意的批评,他说:“今后的歌舞,若果仍是为歌舞而歌舞,那么,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他大声疾呼: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他号召音乐工作者要深入群众,去深切地感受劳苦大众在“周围呐喊,狂呼”;去从中获得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进步的、爱国的音乐工作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时代精神的感染下,把音乐作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用音乐来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时代精神,逐步成为中国现代音乐批评的理论主潮。

1936年4月,吕骥等人提出“国防音乐”的1:3号,主张建立“国防文艺”来实现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而音乐就“应该担负起这一紧急的任务”同年7月,吕骥在《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中提出,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新音乐”,只有深入工农群众,创作“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新歌曲,才能“成为大众解放自己的武器”他说“如果新音乐不能走进大多数工农群众底生活中去,就决不能成为解放他们的武器,也决不能使他们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唧l吕骥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探索和解决中国音乐的现实问题,把“新音乐”作为中国革命音乐发展的方向,并自觉地把音乐艺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为左翼音乐批评树立了一面鲜明的理论旗帜在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年代,左翼音乐家倡导的这种全新的音乐本质观成为音乐批38 NO.50f 2010【特别策划】评的大潮,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在武汉劳军救亡歌咏大会上呼吁我们要利用救亡音乐像一件锐利的武器一样在斗争中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13】1938年2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签名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明确提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成群众有力的武器。

14]贺绿汀也发出呼喊:“把音乐变成武器,去武装千万个同胞,动员千万个同胞,为驱逐日本强盗而英勇抗战15]麦新的文章,在引述高尔基的话“艺术在本质上就是为战争或为反战争”后,旗帜鲜明地提出:音乐的本质是为战争或反战争丹16l当然,麦新进一步解释,这里所指的“战争”,不是狭窄的军事性的,而是体现着更广泛的“和生活斗争”相联系的内容,所以,“离开了生活和斗争就没有音乐”二.从音乐大众化到“走向民间”音乐观念的确立1 930年8月4 El通过的“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中去”的号召其后,在“左联”发起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左联”领导人瞿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探讨文艺大众化问题,极力主张“普罗文艺应当是民众的”他把人民大众看作普罗文学的根本,认为“没有大众的普罗文学是始终要枯死的,像一朵没有根的花朵”们他要求艺术家向群众去学习”,注意利用传统艺术形式的优点,包括旧式体裁的歌曲、小调等民间音乐形式,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1932年9月,周扬翻译的《苏联的音乐》一书的“译后记”在评介苏联的大众歌曲”和“大众歌唱队”取得的成绩时写道:。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赋予了普罗作曲家以新的任务:他们必须在他们的作曲中反映出新的主题,劳动的热忱,工人对于劳动的新的态度,并且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在‘为布尔塞维克的大艺术’这个战斗的创造的口号之下,普罗音乐家们正在努力创造一种普罗列塔利亚的交响的乐曲丹|8l不言而喻,此处对苏联音乐的评介,其目的在于以俄为师”,是为了促进中国革命音乐的发展希望在中国建立一支由无产阶级政党直接领导的左翼音乐队伍,运用“大众的普罗列塔利亚歌曲”的有力武器,唤醒全国的民众由此进而提出:这种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便是目前普罗作曲家的主要任务f91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诞生的一大批唤醒民众、鼓舞民众的音乐作品,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了进步的,革命的音乐,左翼音乐实践的发展也促使左翼音乐家对音乐大众化问题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阐释聂耳的《一年来之中国音乐》(署名王达平)在评述1934年的中国音乐时,欣喜地说:民众化的音乐,通过电影,已逐渐地为广大民众欢迎1 o】他称赞《渔光曲》,联大路歌3》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应该是1 934年中国音乐不可多得的出产”当“国防音乐”的口号提出后,周巍峙撰文论述了国防音乐的大众化问题。

他说:国防音乐在目前的时代任务是和别的文化工作~样,以灌输民族知识,唤起民众为最大的目标它是救亡运动中的一种重要的部门,它不会再是个人的消遣品了他认为:建设国防音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大众化[111贺绿汀在论述中国音乐界现状时,,特别强调音乐的大众化在挽救民族危亡斗争中的作用,提出要不断提高民众的音乐趣味和鉴赏音乐的能力,组织民众合唱队吕骥的《论国防音乐》(署名霍士奇)是阐释左翼音乐批评观念的一篇2010tlZll5M 39【艺术评论】重要文章文章从“为大众服务”的音乐观出发,根据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国防音乐应当以歌曲为中心”的理论主张,并论述了与此相关的歌词与乐曲、国防音乐的主题等问题应当说,吕骥在当时提出“以歌曲为中心”的主张,主要是从利用歌曲易传播的特点,来实现国防音乐的大众化这方面来考虑的在他看来,当时大众的音乐修养普遍处在“过低”的水平,应当利用歌曲易传播的特点,用歌词的形式把“国防音乐”的内容简明扼要地告诉听者在音乐大众化讨论中,左翼音乐理论家章枚的长篇论文《音乐艺术往哪儿去?》是一篇重要文献章枚详尽阐述了大众音乐产生的条件、大众音乐的表现形式等理论问题,并结合分析爵士音乐,黎锦晖“歌舞团音乐”、广东剧等音乐文化现象,指出了音乐艺术发展的方向。

章枚认为,大众音乐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思想和意识正确;二要通俗易解;三要高尚而有艺术的价值针对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市侩打着“大众”的招牌,靠出卖低级趣味的劣货来牟利的现象,章枚特别强调音乐的大众化与庸俗化的区别他指出,音乐的大众化,也就是通俗化,但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音乐家要多为大众提供通俗易解的音乐,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及欣赏能力;同时要划清通俗与卑俗的界限,不能靠出卖迎合社会低级趣味的劣货来牟利他说“为着使大众容易领略,我们需要通俗的音乐,通俗的音乐是较简单的、较浅显的,但简单的、浅显的音乐同时可以是很高尚、很美丽的音乐,如同几根线条组成的画亦可成一幅很美丽的画一样1121随着革命音乐的深入发展,左翼音乐家对音乐大众化的倡导进一步引发了对音乐民族形式的理论探索和“走向民间”音乐观念的确立1 936年7月,吕骥在《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中总结了几年来左翼音乐运动创作的经验,提出了新音乐要具有“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理论观点吕骥谠“目前对于大多数工农群众,新音乐运动不能不把一大部分力量致力于整理、改编民歌的工作,不过我们更需要的还是用各地方言和各地特有的音乐方言制成的‘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新歌曲。

目前就必须从事于各地民歌的改编和‘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新歌曲之创制sl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一文的重要意义,在于阐明了民歌研究与中国新音乐前途的关系应当说,这是中国新兴音乐由提倡音乐大众化到“走向民间”音乐观念确立的重要标志此后,冼星海在写于1 940年7月的《现阶段中国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到民间去”、“向民间学习”的音乐批评观念,把民歌视为蕴藏着“新内容”与“民族形式”的丰富矿藏他说:“要实现大众化音乐,我们必须努力研究民歌,有了民歌基础,我们才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顺利地创作出新的东西根据民歌,我们才可以找到许多新内容和建立民族形式114]贺绿汀对音乐的民族形式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在《[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中谶所谓‘民族形式’,在音乐方面讲,应该是一种‘风格’,而不是一种形式他进一步解释,各个民族因为环境,气候,种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等不同的关系而形成民族的特性,形成不同民族的音乐风格他认为,要创造出有世界价值的中国民族音乐,既不是把中国的音乐西洋化,也不是单纯模仿西洋音乐,而是在虚心学习进步的西洋音乐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研究并继承自己民族所特有的技法”。

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的音乐再不能仍旧停留在故步自封的封建阶段,我们要大踏步赶上人家,写出时代的新声,在这广大的东亚大陆上重新建立起灿烂的、新的中国音乐文化ps]李凌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创造民族形式是为了使音乐艺术更合规律地向前发展,满足人民新的需要,并赶上国际音乐叫16l40 NO.50f2010【特别策划】“走向民间”音乐观念的确立,有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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