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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金国平 吴志良提要； 一般认为,西方人对郑和的研究始于英国人梅辉立 (W.F.Mayers),而国人的郑和研究则以梁启超 1904 年在新民晚报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为开山之作,故有“百年郑和研究”一说，殊不知，15 世纪的葡萄牙人当年已注意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且对其前因后果以及当时中华帝国的政治、社会状况有相当的了解。本文对葡萄牙官方编年史家巴罗斯(JoodeBarros)1563 年出版的亚洲旬年史之三(TerceiraDecadadeAsia)内的一段有关记载进行了详尽评析,并简要评说了郑和研究的整体状况。2005 年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洲
2、际远航- 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毫无疑问,2005 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可与最近的纪念达伽马和其他欧洲-发现家.的庆祝媲美。及海外都已展开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应该承认,长期以来,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 580 周年及 590 周年庆祝活动起,郑和研究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成就,逐渐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了一门显学。尽管如此，较之西方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仑，郑和远航尚未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2000 年重走郑和航路的范春歌这样写道；“而 600 年来,我们和这世界大多数人一样,每当说起航海史,首先就会想起那三位欧洲人的名字。我们忘了，我们自己曾经有过那么
3、波澜壮阔的蔚蓝色。印度南部卡利卡特一个僻远的渔村,郑和与葡萄牙人达伽马都曾在这里登陆。我寻郑和无踪，当地却建有一座纪念达伽马的航海碑,镌刻着-1498.,他登陆的日子。去年出版的世界新史叹息道；中国达伽马-郑和太监的伟大航行完全被遗忘了。（J.M.Roberts,TheNewHistoryoftheWorl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p.460. RoderichPtak,China,thePortuguese,andtheNanyang:OceansandRoutes,RegionsandTradesc.1000)1600,AshgatePublishingLi
4、mited,2004,p.vii.）既然大家认为郑和下西洋本身是国际性的壮举,具有世界意义,那么,郑和研究自然也不能不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而 21 世纪的郑和研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国际化。我们认为,郑和研究国际化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将中国百年郑和研究的优秀论文汇编成册,然后刊印英语版,向国际学界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二,翻译!出版国外有关郑和的重要论文和专着,并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界交流接轨。南京和北京的一些学者已有计划开展这项工作。一般学科国际化的最大受益者通常是国内学界，但在郑和研究中,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汉语本身资料的匮乏,除了早期西方几位汉学大家对汉语资料拓荒性的翻译、介绍
5、外,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出现的力作数目不多。从事研究而且有所成就者都是精通汉语的汉学家，汉语新史料的披露有如凤毛麟角,中外研究无不受制于此。较之其他中国问题的研究,西方的郑和研究数量少，水平不高的症结也在此。欧美汉学界的特点是：“小题大做”,一口井挖到底,不穷不罢,自然不会有人花功夫，下力气去进行史料匮乏、难出理想成果的研究。商业界则不受此规律支配,什么书都可能出，学人需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而纯粹求利那类书籍的作者通常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一个最近的例子便是孟席思的1421 年-中国发现世界 。这本书未出笼前,所谓的惊人发现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实作者是“伞兵”式业余历史爱好者,其书绝对不是学术著作
6、,只能作为虚构的历史演义来读。杨院士已告诫我们；孟席斯的书不会导致改写世界航海史,我们应该感谢他为弘扬古代中国海洋文化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但如果再为他的那本书宣传,则将贻笑大方了。 （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3 页）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郑和的世界-世界的郑和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研讨会”上还有人坚持说,目前还没有人能驳倒孟氏的理论,我们建议读一读中国郑和研究公认的权威之一朱鉴秋先生的虚构的环球航行-评孟席斯-1421 的宝船队航线一文及孟席思著1421: 中国发现世界- 中外评论集GavinMenzies,1421,TheYearChinaDi
7、scoveredtheWorld,London:BantamPress,2002.台湾繁体版:孟西士(Gavin Menzies)著，鲍家庆译1421: 中国发现世界,远流出版,2003 年关于对此书的评论,可见苏明阳编:孟席思著 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外评论集 ,台湾,2003 年。郑和研究始于何时?一般认为；西方研究始于英人梅辉立,我们中国的研究以梁启超1904 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为开山之作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百年郑和研究”一条葡萄牙史料将这个时限前推了 400 年,换言之,郑和航海 400 多年前已经受到葡萄牙人注意,可以说,郑和研究已有 500 年之久 尽管刊载
8、此资料的葡萄牙海外大发现时期的御用编年史官若昂.德.巴罗斯的出版于 1563 年,鉴于葡萄牙人从 1498 年达伽马抵达古里时已经开始收集中国人航海的资料,所以我们才提出“郑和研究500 年说”巴罗斯记叙分析说；为保持其征服者之英名,华人在内陆东征西战。他们曾出师勃固王国。那里至今尤存的华人的手迹向我们叙述了他们的征战业绩,尚存硕大无比的金属钟及火铳。似乎他们使用火铳的历史较我们更为悠久。在勃固北部的阿瓦王国的遍达(Piand)与米兰都(Mirand)之间,尚存华人在那里兴建的一城市的遗址。不仅上述王国,正如前述,暹罗中包括的大大小小诸国,如位于勃固北部的梅里台(Meli2tay) 、堡高 (
9、Bacam)、茶兰瓦拉固(ChalamVaragu)及其他与其相临的内陆王国,或多或少地保存华人的宗教、华人的自然科技知识；他们将年分为 12 个阴历月份,在黄道图中使用 12 宫及天体运动的其他知识。因为华人在其征讨之地,传播了他们的文化。这些被征服的王国,作为对中国的承认,从那时起直至现在,每隔 3 年,遣使中国,进呈礼物。贡使人数总在 4 人以上,因为抵达中国大皇帝，王爷所在地的路程遥远,候见及赏赐的时间又长,一两个恐有不测“即便免于病卒,出席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后,也有人入土。暴死者得隆重安葬,竖有灵位,上面书写死者姓名、何国贡使。此种种做法,不无为其王国树碑立传之意。但当他们从陆地或水路
10、前来印度时(前有所述), 其行动必比希腊人、罗马人、迦太基人尤为小心谨慎。华人因征战他国,远离故土,竟然一度失去了自己的祖国,但无意重蹈覆辙。相反,看到他们在印度劳民伤财,与四邻兵戎相见且时有败北时,他们发觉自己的土地上有金有银,其他金属不一而足,自然财富如此丰富、百工技艺如此高超。人人从中国得益,但她从未从他人处获益,为何他们要流血征服他人之地?在当时一位贤明君主的命令下,华人重返家园,实行务实的防务,但诏令不得出海,违者以死论之。此禁海令沿用至今，仍有两条未废：其一外人不得经陆路或海路入华。替国王担任重要使命入华者均系贡使。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专人监视,一言一行稽查在案。那些欲由陆路入华的商人
11、,甚至联合推举一人为首领,藉贡使之名,行贸易之实。其二为华人不得出海，大陆邻近数个海岛的居民深受其害，无论前往何处，当年必须返回。航前,需向当地官员申请出海许可且要取保按时返回。船的吨位不可超过 150 吨。若申请大吨位船出海,绝无获准的可能,言之叛国。但无法禁止外人经海路潜至山洲海岛或偷入华夏大地,当地居民与其交易不绝。如今我们的商人便以此法买卖。 （500 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杨继波、吴志良、邓开颂总主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汤开建主编，第 5 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此处虽未明确涉及郑和之名,但从文字内容来看,无疑报道的是郑和下西洋-篇幅不短,有叙有议,当
12、可视作迄今为止! 古今中外最早的郑和研究- 巴罗斯不清楚蒙古人和汉人的区别,因此他所说的“内陆东征西战的征服者”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蒙古人以攻为守,因此他们节约了边防的费用” ， “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斋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盖乘元人所藏，而元时不备边,故其充溢至此。可见闾阎疲惫,去于边费为多。”（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 页）历史上,元明都曾师征勃固,因此巴罗斯的信息是正确的；葡萄牙人曾为勃固王和暹罗王充当雇佣军,接触过“硕大无比的金属钟及火铳”这一消息可能来自于他们。铸铳技术以更早的铸钟技术为基础,两物并提符合逻辑,因而巴罗斯毫不犹豫
13、地得出了“似乎他们使用火铳的历史较我们更为悠久”的结论。中国火器发展史证明了此点。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金国平、吴志良:郑和船队冷热兵器小考 ,载过十字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 2004 年版,第 378)393 页）巴罗斯报道了在勃固、阿瓦、暹罗、大大小小诸国及其他“相临的内陆王国” “或多或少地保存华人的宗教、华人的自然科技知识”,具体的例子是阴历年和黄道 12 宫的天文知识。巴罗斯结论说；因为华人在其征讨之地,传播了他们的文化。不久前,何芳川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郑和的世界-世界的郑和“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研讨会”上说,郑和七下西洋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传播了中华文明,提升了
14、周边国家的文明水平。在此,我们找到了欧洲人报道的实例。我们认为,今后的郑和研究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调研,凸现下西洋的文明传播意义。巴罗斯对朝贡贸易制度的描写,也可能是西方文献中最早的涉及。 “被征服的王国”大多是在元蒙时代，郑和七下西洋显然为了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对此,汉语文献记载繁多,学界并无异议，但 5 个世纪前,巴罗斯便有了此种认识，不谓不深刻。除了关系极好的国邦,如暹罗 1 年一贡外,一般的国家确实是 3 年一贡。关于/贡使人数总在 4 人以上的原因,巴罗斯的解释别开生面，虽不见之汉籍,但却也符合逻辑。德州的苏禄王墓及南京渤泥王墓足以证明“暴死者得隆重安葬”一语不虚。巴罗斯这段文字最有价值处
15、,是他对下西洋中止原因的分析。这是多年来中西学者十分关心并努力探索的问题,至今仍未尘埃落定。想不到的是，早在近 450 年前巴罗斯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不尽完全与正确,至少可帮助我们了解 16 世纪西方人对郑和下西洋骤止原因的认识。这个看法与中国传统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说不谋而合。看来，葡萄牙人是深入了解了情况，足以证明这是当时国人流行的看法。在很长时间内,西方地理学及地图学将东非埃塞俄比亚以东的地区泛称为印度。葡人东来建立的“印度国范围更广,从好望角一直延伸至远东的日本,中国包括在其中。巴罗斯笔下的“他们在印度劳民伤财,与四邻兵戎相见且时有败北时”,是指蒙古人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征战。 “时有败
16、北”显然是指征日、征爪哇失利。明朝在拥有绝对海权后,也未因此而对东南亚、印度洋及东非实行后来西方式的强权。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固有思维观念：天子是当然的全天下的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然无必要征服理论上在中国版图之内的任何地方。中国只要求“万邦来朝” 。除了其贸易性质外,朝贡贸易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政治、外交及军事制度。中国与外邦互通有无，提升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度，以此来避免军事冲突。这比殖民占领聪明得多,有效得多,也经济得多。无论如何,看看这些信息和分析，葡萄牙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令人惊讶！相比之下，我们到 1565 年才弄清楚“佛郎机”的正式国名叫“蒲利都家”尽管巴罗斯始终未搞清进行大规模洲际扩张的元蒙与取而代之的朱明之间的区别,以为是同一个朝代。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任何大规模的海外活动,除了征服之外,无其他解释。 “人人从中国得益,但她从未从他人处获益”,这是对“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经济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