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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爱情、人性、人道主义潮流新时期文学中“人性”的变迁人的觉醒不仅为五四新文学带来了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形成了新文学强烈的主体意识与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发生了阶级论与人性论的争论，在有关的论争中有各种各样的偏颇。解放后，文学中人性与人道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在不断的运动中受到批判，人性论被加上了一个限定语“资产阶级人性论” ， “人性论” 、 “人道主义”甚至“爱情”描写都成为了禁区。作家的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被否定，当代文学从 17 年文学到文革文学，文艺一体化，文学为政治服务，对于文学的功能理解的偏狭，文学创作被限制在某种主题之下，作家被迫不断追随当前的政治、经济
2、任务，作家被动地适应社会为他们所指定的角色，当代文学对于人的理解也同样狭窄，到了文革时期，政治性与阶级性成为了人的唯一属性和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人道主义被完全驱逐出了文艺创作的领域。196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否定了 17 年的文艺， “对于一切牛鬼蛇神都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曲、美术、音乐、舞蹈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 ，随着文革的深入，作家基本上遭到清洗，作协组织解散，文艺与政治完全融为一体，当时的作家对任何一部作品的创作，完全是把它作为政治任务来理解并执行的。 林
3、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一根本任务成为文化大革命统治文艺领域和作家创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理论，它的具体化就是“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是这一理论的体现。革命文学的特点往往是追求升华，它的美学风格是崇高。在革命文学里，世俗日常生活被排斥。实际上，不仅革命文学，古典主义也同样有它自己的文学成规，在表现的内容上尤其是在主人公的表现上也有很多限制，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只能是国王贵族，市民资产阶级只能出现在文学类型相对低级的喜剧里。在舞台表现上，不能出现死亡，不能出现流血的场景。这与中国文革样板戏在美学上有许多
4、相通的地方。俗话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从十七年文学开始，就开始排斥“儿女情，家务事” ，到了文革文学彻底否定了对日常生活形态的表现，没有家庭，没有爱情，只有革命、政治和阶级斗争。为了人物的升华，为了主人公的高大，英雄的世俗生活被淡化了。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成为当代文学的敏感区域，但是反升华的活动仍然很活跃，在文艺领域域，反叛的潜流仍然在悄悄涌动。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特殊的“地下文学” 。文革结束后，他们陆续公开出版， “浮出历史地表” 。这些作品表达了那个时代被压抑的内容，如第二次握手 、 公开的情书 、 晚霞消失的时候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规律，社会主义应该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5、人具有更多、更广泛的权利，具有更丰富、充分的自由。但是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极左的政治路线造成了对于人性的摧残，在那个时代，人不再是人，而是成为了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所谓阶级斗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愿意，人性受到了极大的扭曲，一部分人成为了“阶级敌人” ，失去了人格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实行法西斯主义，任意摧残和践踏人性，发生了空前的惨无人道的悲2剧。人民这一名词被抽象化了，成为了权力者滥施权力的借口。尽管文革时期，人性成为了禁区，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人性总是寻找空隙，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 遭到批判以后，在对西方资产阶级人性和人道
6、主义的批判中，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总是借机寻找表达的机会。对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反过来也凸显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理论地位，理论界加强了对于西方人性论、人道主义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杨绛在介绍斐尔丁的小说理论时指出， “斐尔丁说，他的题材无非人性（human nature） ”。 1冯至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下，继承祖国的文学传统，向苏联文学学习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也给了它不少的影响。 ”2文艺报1960 年第 9 号刊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其“编者按语”指出：“人道主义这个概念，也像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一样，是历史的产物。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
7、核心是个人主义，它是为资产阶级的战略服务的。 ”“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消灭战争的根源，以不断革命求得人类进步和永久和平；这才是最彻底、最崇高的人道主义。 ”同时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伪善的学说，它力求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尤其不能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为一谈；反对把共产主义变成“天爱”的呓语。 3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也并不是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的发明。冯牧在从小说到电影中说作者“高声地歌颂了只有劳动人民具有的那种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 4姚文元说：“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它就要在作品中歌颂那些充满共产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培养无产阶
8、级的人情和共产主义的个性，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和个人主义的个性，反对那种目光只在个人的生活琐事旁边打转，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成高于一切的资产阶级人情味的。 ”5周恩来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 、 人类之爱 、人道主义 、 功利主义都弄乱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 ”61981 年，钱谷融长期受到批判的论“文学是人学”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艺研究1980 年第 3 期发表了他写于 1957 年 10 月 26 日的一文的自我批判 ， 书林1983
9、 年第 3 期发表了他的发表的前前后后 ，表现出了中国的文学观念向“文学是人学”的回归。何西来说：“人们更加珍惜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了，我把这称为人的价值发现 。这便是革命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潮流勃兴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心理背景。正因为有这样深刻的历史根据，它才变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迅速漫过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我把这看做是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对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重视、描写和思考，是这种主体意识觉醒的文学表现。 ”7新时期盛行的人道主义潮流，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思潮，它在政治、思想、1 杨绛：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 文学研究1957 年第 2
10、期（6，1957） 。2 冯至：略论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里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 ， 北京大学学报1958 年第 1 期。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编者按语， 文艺报1960 年第 9 号。4冯牧：从小说到电影 ， 文艺报1961 年第 7 期。5 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 文艺报1960 年第 2 期。6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 文艺报1979 年第 2 期。7 何西来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前言 （1985 年） ，第 2 页。3哲学、历史和文艺等许多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当时思想理论界对于人道主义的讨论非常热烈。从文学实践来看，从伤痕文学一开始，首
11、先就是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文革中所遭受的创伤，所谓反思文学，同样是关于人的意义、人的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在另一方面，有人把文革结束后的人道主义话语与文艺复兴进行类比，被视为是反对神学的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所谓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呼唤，是对于一种新的世俗人性的呼唤，是对于人性的重新定义，实际上包含了不同的对于人性的理解，是对于人性理解的一次明显的断裂。实际上，文革文学不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人性的” ，同时它也把人性的对抗推到了一个极端，在红灯记中，鸠山所代表的“做人的原则”的原则是“为己” ，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与这种人性对立起来，表现一种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和欲望，舍身取义
12、、视死如归的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是以表现理想人性为目标的古典主义也没有达到过的一种理想高度。如果一个文学多元化的时代，这种文学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其他类型文学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它的现实政治对个人权利导致了严重的人权灾难。我们往往是文革是非人性，甚至于认为社会主义是否定人性的，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否定了某一种人性，实际上它要求创造新的人性。这种人性尽管不同于通常的所谓人性，但它毕竟是一种新的对于人性的设计。比如在创业史中柳青对于梁生宝的形象的塑造，柳青的目标在于塑造社会主义的理想的新的形象，当时严家炎根据现实主义小说的成规认为，梁三老汉是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然而，作
13、者却站出来否定这种评论，实际上，这种评论也就没有看到柳青梁生宝这个形象的历史意义，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化的新人形象，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对于人的理解，一种对于人的新的设计。梁三老汉的形象是现实所提供的，而梁生宝的形象则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是柳青根据毛泽东思想创造出来的新的人物形象。我们必须把毛泽东的理论与文革的实践分离开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是可以分离的，我们既可以认为文革是一场历史灾难，是一场错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革的那些没有实现的内容，那些没有实现的理想，而且应该看到，毛泽东思想所提供的新的历史内容，它的历史创造的意义，是一种思想遗产，一种思想资源。文革是一段过去的历史，它有历史条件的
14、限制，它有历史的前因后果，文革的极左路线，也并不局限于文革时期，而是一个延续的历史过程，它也不仅只是发生在中国，它同时也发生在苏联等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文革时期的这种政治的歇斯底里也不仅只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它也同样表现为 1950 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而毛泽东思想不仅作为一种历史实践的理论，而且它置身于另外一个评价系统之中，在一个思想结构之中，在思想史的系统里面，它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是要创造新的世界，创造新的文化，要创造新的人，当然也意味着要创造新的人性。文革结束后由文革抽象的、崇高的、理想化、英雄化的人，转变为感性的人，具有个人欲望，具有世俗追求的人，甚至于是欲望化的人，
15、90 年代经济人的概念取代了文革政治人的概念，甚至于是人性恶，人的丑恶，认为恶是人的本质。实际上这是两个关于人性理解的极端，一个是人性的恶，是扭曲了的人性，一个是人性的美好，是理想的人性，毛泽东把人性理想化，他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出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人的理想化；一个是把人的现实性，人在现实中被社会环境的制约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作为人性的本质。在今天，我们重新来理解 80 年代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不4应该再以一种简单化的眼光来看，不再是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一个“恢复人性”的过程，我们应该把人性作为一个具有张力的概念，一个矛盾的概念，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概念来。如果我们
16、简单地把文革理解为人性的失落，把 80 年代理解为人性的恢复，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 90 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在这一讨论中，正是 80 年代的启蒙主义者重新在谈论“人文精神的失落”的问题。由此可见，80 年代对于人性的追求本身就包含着悖论，并且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而也意味着我们对于 80 年代的某些论断也同样值得反思性地来讨论。新时期所谓人性、人道主义，所谓“大写的人” ，实际上是要求着人的还原，要求着人成为具有感性生命和欲望的个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人是真正大写的人，是理想化的人，而新时期所谓的“大写的人”恰恰是小写的人，是非英雄化的非理想化的个人，新时期文学恰恰是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从精神的人到物质的人，从精神的人到身体的人的一个不断还原的过程。张弦的记忆写 18 岁的电影放映员方丽茹不小心把领袖接见外宾的记录片倒装放映了几秒钟，便被作为“到处都存在阶级斗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