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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乡 、 社戏比较谈庆阳市合水县罗家畔小学 路岩 左巧珍【关键词】理想 现实 人性 冲突 【 内容摘要 】故乡和社戏都揭示了一个人类永恒的痛苦：理想和现实永远是一对矛盾冲突。并且反映了鲁迅先生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理想的追求。鲁迅先生把改变现实和现实理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儿童身上，对儿童世界给予热情的礼赞，并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不懈努力。从两篇小说的艺术手法来看，一边是理性的思索，一边是诗意的遐想，正反映了现实和理想一直在鲁迅先生的精神世界里发生碰撞。 故乡与社戏均带有一定的优美色调，其中有对童年的浓浓的回忆，淡淡的哀愁，深深的眷恋也有对故乡深沉的眷恋。这种优美的抒情色彩使作品增添了许多审美内涵。而导致
2、这种情况的出现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鲁迅前期思想中潜藏的童年情结。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撞使鲁迅的作品对现实虚伪与欺骗性做出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故乡和社戏都以鲁迅深深眷恋着的故乡为背景，两篇小说在主题、创造思想及艺术特征三方面的比较，揭示鲁迅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鲁迅很早就离开故乡，故乡给予他的，并非都是温馨和美丽，其间还有许多不幸与白眼。鲁迅对故乡，却有一种割舍不断的复杂情绪。他早年初离家时，在给亲人的信中说“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直觉柔肠欲断，涕不可抑 。所以，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不幸，看到不平，他就会想起记忆中故乡
3、的完美，或者说他就尽情地描绘、歌颂理想中完美的故乡。本文试图通过对故乡 （写于 1921.1，发表于同年5.1新青年第 9 卷第 1 号）和社戏 （写于 1922.10，发表于同年 12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12 号）两篇小说在主题、创作思想及艺术特征三方面的比较，揭示鲁迅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共同的创作主题: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撞故乡与社戏均带有一定的优美色调，其中有对童年的浓浓的回忆，淡淡的哀愁，深深的眷恋也有对故乡深沉的眷恋。这种优美的抒情色彩使作品增添了许多审美内涵。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鲁迅前期思想中潜藏的童年情结。理想与现
4、实的强烈冲撞使鲁迅的作品对现实虚伪与欺骗性做出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鲁迅于 1919 年 12 月回绍兴接母亲到北京，本以为故乡会给他许多温馨和留恋，没想到耳闻目睹的却是田园的残破和人心的隔膜。于是，在悲愤与失望中，用极其感伤的笔调写成了主体特征非常鲜明的故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作者不能把自己的全部生活信念和情感意志转嫁给叙述者“我” ，但在小说中， “叙述者实际上是作者最信赖的一个人 ”,作者靠“我”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情感世界带入小说中去。因此，鲁迅与“我”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当“我冒了严寒”急切地回到故乡的时候， “天气又隐晦了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记忆
5、中的美丽变成了残破的荒村。如果说自然景观只让“我” “悲凉”的话，那么人与人的隔膜和生活的凄苦则让“我”非常的“悲哀” 。当年的闰土变得面目全非：“红活圆实的手”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不再干脆利落、热情生动地讲那些“无穷无尽的稀奇事” ，而是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地说孩子、说收成，谦恭含糊地称“我”为“老爷”.本来时间已经相当残忍地改变着一切，让人伤心无奈，再加上“苛税、兵、匪、官、绅” ，更让人痛心，愤恨。其实，鲁迅心里很清楚，记忆中的只不过是尚未遭受真正的社会污染的儿童世界，况且记忆往往被理想滋润、放大、美化。所以，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的多了”这句感叹，并
6、不是怀疑记忆的真实性，而是对儿时的黑暗乡村的重新认识，恰好说明现实的残酷和理想的难以企及。这句话这样说才更恰当：我的理想好得多了。可以说，无论是 20 年前还是 20 年后，同样是“我”回故乡（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北方农村）,所见到的同样是那样的闰土和“圆规”,同样会”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 。别的不说，但就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隔膜而言，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悲剧。故乡固然让“我” “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但当北京的两次看戏经历让“我”品尝了城市的世故和污浊，感到“不适于生存了”的时候，割舍不断的故乡情结还是让鲁迅把笔触伸向了江南水乡。他的理想始终以故乡为蓝本。 社戏重点是描绘理想，而开头记叙的两次
7、看戏只不过是树立了现实这个靶子，以便正文用理想来针刺。平桥村，这个偏远的海边小村，较少受世俗的浸染，人们“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的纯朴气质，是一方“净土”。“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淡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这如梦如幻的山水令人陶醉，令人神往，比故乡中“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更清晰，更富有诗意。当然，和枯草断茎的“荒村”对比更强烈。不只是景色优美，平桥村的人情更是淳厚。“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是公共的”。小朋友们也因“我”的到来而可以减少工作，陪“我”
8、一起掘蚯蚓，钓鱼虾，放牛，不顾忌任何“行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偷吃了罗汉豆，六一公非但不生气，还特意送了些来。这些和故乡中的捕鸟、管瓜在叙事目的上没有区别，只是更细腻，更形象，更令人神往。在这临海的小村里，自然与人情融为一体，人情之质朴，淳厚如山水一样令人沉醉、感动。这又和故乡里人心之隔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平桥村不仅是我的乐土，更是鲁迅精心营造的桃花源” 。社戏在歌颂理想的同时对故乡的现实进行了批判，两篇小说都是“呐喊”，关注现实，追求理想的呐喊，并且揭示了一个人类永恒的痛苦：理想和现实永远是一对矛盾冲突。理想的事物永远是美丽的，纯净的，而现实却是丑陋的、可悲的。二、相同的创作思想：理想
9、与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故乡和社戏中令“我”失望、悲愤的都是成人社会，而令“我”感动、向往的则是儿童世界。 在故乡中，鲁迅否定了三种人生:心中只有等级观念和祈求神佛保佑的闰土注定一直“辛苦麻木”下去；对上层阶级既憎恨又羡慕，只会明抢暗夺的杨二嫂不过是在自己的生活漩涡中苦苦挣扎；即使具有新思想和同情心的“我” ，也已经背叛了原先的阶级，只能为个人的“谋食”而辛苦辗转，至多发一些哀叹。三个人都是社会直接或间接的奴隶，为了各自的生存辛苦着，彼此隔膜着又互相伤害着。杨二嫂尖刻地给“我”难堪，随意地诬陷闰土，以及“我”无形中给闰土造成的自卑、给杨二嫂造成的既羡又憎，虽然都是无意的，但毕竟深深地伤害了对方。在
10、社戏中，鲁迅对“辫子”们和“胖绅士”们制造的混乱、沉闷不单是否定，简直是恨透了，因为他深感“毛骨悚然” 。 “我”否定闰土和杨二嫂的生存状态，恨透 “辫子”与 “胖绅士”其实是“我”复杂错综心态的一种亢奋热烈的外化。如果鲁迅是一个一直生活在乡下的旧知识分子，他可能对此并不感到怎样的悲愤，但他恰好又不是。18 岁到南京求学， “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 物竞 天择也出来了 ，而且又在日本见识了明治维新带来的新气象，所以，当他回过头来，发现故乡(中国)并不是他理想中的那样的时候，他便不由地“呐喊” 。虽然他并不知道应该有怎样的一个社会，但他认定，这样的残破和污浊必须抛弃。他说“历观
11、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变迁，毫不悲观” 。 故乡虽然令人失望，但没有撞碎鲁迅的思想， “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 。在小说的结尾，他依然构制着蓝图，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显然，他把希望寄托在宏儿和水生这些孩子身上。如果说故乡中鲁迅的理想图景比较朦胧的话，那么社戏中的儿童世界则非常的具体可感，一边精细地描绘，一边热情的礼赞。可见，鲁迅不但把不遭受任何浸染的儿童世界当作他的理想社会，而且把改变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是明天的成人，是故乡和整个社会未来，对于孩子，鲁迅作为长辈的心愿是“自
12、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 为此，他在狂人日记中呼喊“救救孩子！”在朝花夕拾五猖会和野草风筝中狠狠地批评大人对孩子的苛刻教育和摧残。他“主张青少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 。 子乎者也的孔孟思想正是捆绑人们本来自由的心灵和手脚的绳子，是戕害儿童的毒草。闰土的麻木和称“我” “老爷”正是他无处不在的结果；杨二嫂尖利刻薄的“道台”之类正好反映了它的无孔不入。而“胖绅士”们的污浊和低级又恰好反映了它的无用。然而，平桥村儿童的天真、自由以及外祖母和六一公公的宽容、纯朴不能说与他们“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毫无关系。虽然鲁迅眼中的现实过于黑
13、暗，但由于理想的召唤，只要看见略微的“宽阔光明” 。他还是非常欣喜， “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美，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 ” 鲁迅深知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也深知进步的缓慢，但正是因此，他才不懈地努力。三、相同的表现手法：描绘了真实的理想与现实故乡和社戏都以鲁迅深深眷恋着的故乡为背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这也就是他小说最常用的归乡模式。 （后来的祝福 、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等无不如此。 ）以“我”为叙述者首先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而恰当的视角又是作者展
14、开故事情节和读者理解文本的关键。叙述者“我”在讲述他人故事的同时也在叙说着自己的故事。这里的“我”又是一个熟悉故乡却远离故乡的新知识分子，站在更高的视点上观照故乡及其人事， “呈现出一个苦苦思索和探求人生之谜的寻路者形象。 ” 所以，别人的故事和“我”的故事互相渗透，构成一个复调，能更深刻地揭示主题。 故乡中，闰土、杨二嫂和“我” ，三个人的过去和现在都通过“我”的耳闻目睹和回忆贯穿起来， “我”的所感所想又在精神世界里激起波澜，自然地流进故事。 社戏中的“我”虽然没有回故乡，但回忆可以看作心灵归乡。前后两部分故事中的“我”在年龄上不同，但作为叙述者的“我”仍然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思考者。 （当
15、然，更是一个渴望理想的浪漫主义者。 ） 故乡中， “我”是回到农村寻梦；社戏中，“我”则坐在城市里描绘理想。 “我”在两篇小说中的作用不但是人物活动的摄像机，而且实现了对现实和理想的深入思考。对比手法的运用，也是两篇小说的主要特色。 社戏在气氛、人物和“我”的心情等方面将现实和理想进行了对比。北京看戏让“我” “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而平桥的看戏则让我有着无尽的回味和向往。这里的对比并非戏本身，而是看戏前后的人和事。如果说社戏只是前后两部分对比的话，那么故乡的多方面和多层次对比则显得更巧妙。作者不但将闰土、杨二嫂自身的前后命运进行对比，而且还在人物之间展开对比。闰土
16、父亲、闰土和水生三代人的对比，揭示了：故乡没有变，人们重复着同样悲惨的命运；但故乡又变了，变得更加残破、凋敝。闰土、 “我”和杨二嫂之间的对比则揭示了:三种生活都“辛苦” ，都没有出路。与人物对比相契合，环境描写和“我”的心情描述，都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明亮与暗淡，向往与失望，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对比， “是以人物描写的主干长出来的，反过来又以青枝绿叶装点了主干，成为刻画人物，表现主题不可或缺的部分。 ” 对比，恰好揭示了理想和现实这对矛盾的难以重合。故乡和社戏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它们都具有诗一般的意境和抒情。只是故乡的色彩暗淡，基调深沉，情感悲伤，而社戏则明亮、轻快、喜悦。 “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