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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秦 佑 国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无需表达的表达” 建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社会和时代的烙印。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建筑，哪怕是刻意求洋的“欧陆经典”、“美国原版”，都脱不了“中国味”。,中国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实质是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而问题是： 是否需要表达？ 如何来表达？ 近百年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各种做法，未能令人满意。中国的房子盖了千千万，却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建筑大师和现代作品。当然原因并不全在（甚至主要不在）建筑师方面。 但，是摆脱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还是需要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才能使中国现代建筑立于世界之林？,中国（近）现代建筑始于何年，姑且不论。这里以1
2、9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作为行文的起点。这一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赔一两白银。每一场战争和冲突过后，冲突的双方都要作出调整，战败方调整可能大一些，战胜方调整可能小一些。 1900年以后，一方面清政府推行“新政运动”，废科举、兴学堂，旧衙门改新政府等等，这时学堂建筑（如北洋大学堂、清华学堂）和政府建筑（如大理院、陆军部、资政院）都采用西洋建筑形式，并扩展到普通民用和商业建筑，这个趋势在满清王朝被推翻之后继续存在。 另一方面，欧美教会吸取“民、教冲突”的教训，在中国加强“基督教本土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各地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的
3、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形式，尽管设计者是外国建筑师。,1900年八国联军打败了清政府，事后双方都作出“调整”：满清政府推行“新政”，基督教本土化。,官民一心，力求改良，官工如各处部院，皆拆旧建新，私工如商铺之方有将大金门面拆去，改建西洋者。 传教士刚恒毅：“建筑术对我们传教的人，不只是美术问题，而实是吾人传教的一种方法，我们既在中国宣传福音，理应采用中国艺术，才能表现吾人尊重和爱好这广大民族的文化、智慧的传统。采用中国艺术，也正是肯定了天主教的大公精神。”,陆军部 1906年,大理院 1910年,清政府新政运动，废科举兴学堂，旧衙门改新政府。学堂建筑和政府建筑采用西洋形式。,资政院的设计
4、图，1910年 设计人：德国建筑师 Curt Rothkegel,“商铺之方有将大金门面拆去，改建西洋者。”,六国饭店 1910年,清华大学 1911 国立大学 西洋风格,燕京大学 1920 教会大学 中国风格,两个大学,清华大学 19191921,两个大学 一个建筑师 H. K. 墨菲 (1877-1954) 美国人,北京（燕京）大学 19241926,12,亨利墨菲的燕京大学校园规划图,北京大学红楼 北京大学前身是1903年设置的京师大学堂，1905年设分科学堂。 国立大学 西洋形式,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理科教学楼和文科教学楼 1910年,欧美教会推行 “基督教本土化 ” ，一个主要的措施是
5、教会大学和医院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楼房顶上加上中国式的大屋顶，尽管设计者是外国建筑师。,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和协和医院,北京辅仁大学,还有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长沙湘雅医院，成都华西医院等。,到20年代中期，一方面五四前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召唤）转向民族救亡运动，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的知识精英看到了西方世界也非理想榜样，这就促使了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在此背景下，政府和公共建筑开始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典型的是1925年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和1927年美国建筑师Moller设计的北京图书馆，而且有意思的是两者都是通过国际设计竞赛中选的。,北京图书馆 国际设计竞赛
6、 1927，美国建筑师 V. Leth Moller,南京中山陵 国际设计竞赛 1925，吕彦直,但是，普遍的变化出现在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统一中国的19281937这十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加之蒋介石本人对孔孟之道的推崇，“中国本位”、“民族本位”、“中国固有之形式”成为一时的口号。 1929年“首都计划”： “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 许多重要的政府和公共建筑普遍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如上海市政府大楼（1933董大酉）、武汉大学（1933开尔斯）、南京国民党党史馆（1935杨廷宝）、南京中央博物院（19
7、36徐敬直）等。 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虽然和教会大学、教会医院建筑的中国式形式上相同，但背景和出发点却很不相同，不宜混为一谈。,1929年10月征集上海市政府设计图案时提出：“建筑式样为一国文化精神所寄，故各国建筑，皆有表示其国民性之特点。近来中国建筑，侵有欧美之趋势，应力加校正，以尽提倡本国文化之责任。市政府建筑采用中国格式，足示市民以矜式。”,上海市政府大楼 1933 董大酉,在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需要提到： 一是一批在海外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先后回国，并在建筑教育和建筑设计领域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同时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建筑； 二是中国建筑传统性和民族性的表达在主要采用“
8、大屋顶”形式之外，发展出另一种方式：建筑的形制是西洋的，而装饰图案和建筑细部是中国传统的和民族的。如梁思成先生1929年设计的吉林大学校舍和北京仁立地毯行（1932），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北京交通银行（1931），还有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1934赵深、童寯），南京国民大会堂（1936奚福泉）上海中国银行（1936陆谦受）等。,19241927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 学习,梁思成 (19011972),西洋建筑的形制，中国传统建筑的细部和装饰,吉林大学（1929设计）,仁立地毯行（1932，北京）,19211925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 学习,杨廷宝 (19011982),交通银行1
9、931，北平,正因为这条民族形式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有着中国人希冀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心结，所以在抗战胜利后继续不断，以至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方面在国民党退缩而占的台湾继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陆以“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发展。,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民族本位”“中国固有之形式” 五十年代：“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大屋顶”,1954,1953,1933,1936,中国固有形式在台湾,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 1911年的政权更迭（满清变更为中华民国），并没有引起建筑风格上的剧变，1900年后政府和公用建筑采用西洋风格的倾向一直延伸到1927年；
10、 1949年的政权更迭（中华民国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终止三十年代在民族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大屋顶”、“民族形式”。 两次政权更迭在政治上讲，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都未引起建筑风格的剧变。,人民大会堂 （西洋古典的型制，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的装饰和细部 ）,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1959 革命历史博物馆 （它的门廊显然比人大会堂的柱廊更显中国式，所以后来被模仿的很多。）,四个采用中国传统屋顶的国庆工程：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无一例外地都采用相对不显沉重的攒尖顶。,1974 北京饭店新楼（现代高层建筑的型制，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的局部装饰：琉璃檐口，门廊。）,20世纪五六
11、十年代之前，中国现代建筑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故然有其政治的背景，但建筑师出于民族情感是自愿地进行探索，且都具有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和传统文化的修养。所以，设计的作品形式地道，比例尺度把握较好，品味也较高。,32,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大批判”，但“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依然透着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时期出现了一股盛行的风气：形象比附和概念附会。正面当然是指“革命象征”，反面的则是被揭露为“含沙射影”，多少人因此而被批斗。在这股风下，以至出现要把西红柿改名为“永红柿”的荒谬。建筑设计也出现“双塔七层寓意纪念二七”；头顶火炬（西洋式的，而非中国火把）象征“星星之火
12、可以燎原”，并因为风向难定，火焰只好冲天；还有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了“革命的比附和象征”,成都拆除老皇城，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数字隐喻 4个柱体分3段：三忠于、四无限 10根柱子9开间：九大、“红十条” 23步台阶：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 台阶总高8.1米：“八一”南昌起义 毛主席像高12.26米：毛的生日12月26日 底座高7.1米：党的生日7月1日,1977 毛主席纪念堂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西洋古典的型制，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的装饰与细部）,国家图书馆（大屋顶已摆脱了宫殿式，吸收了民居的特点，进行简化）,20世纪2070年代，中国没有经历现代主
13、义建筑（Modernism architecture）的历史阶段，一直是古典主义、学院派、民族主义，1949年后又关起了国门。而当我们在1980年代打开国门时，发现“现代主义建筑已经死亡 ”，面对的已是“Post-modern”后现代了! 现代主义建筑历史阶段的缺失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建筑带来深刻的影响。,现代主义建筑 Modernism Architecture 社会背景：现代民主社会和城市化 技术背景：工业化生产和工业工艺 哲学背景：工具理性主义 意识形态背景：乌托邦社会主义 美学背景：现代艺术和机器美学,香山饭店 1982年 贝聿铭,80年代一些建筑师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借用“符号”、“
14、变形”的设计手法，以“文脉”（context）的理念，尝试中国传统的后现代表达，其中不乏较好的作品。最突出的是贝聿铭先生在香山饭店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性民族性表达的尝试。,方塔园（1982），冯纪忠,闾山公园大门,亚运会奥体中心 (1990),昆仑饭店 1987年 国际饭店 1988年 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1985年 1986年获全国优秀设计一等奖,但20世纪中国建筑的发展缺少“现代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作为对“现代主义”批判的“后现代”，在中国也就失去了批判的依据，而更多的是在中国产生了负面影响：建筑设计中理性的丧失、创作思想和批评准则的混乱、形式主义和拼贴手法的充斥、格调低下建
15、筑的泛滥。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北京在“夺回古都风貌”口号下出现的“夺风”建筑，高楼顶上加上小亭子，不伦不类，故然有“长官意志”在内，但其“理论依据”借助于“文脉”（一个对context 不准确的中国式翻译）。,需要指出的，这些“夺风”建筑和1950年代的 “大屋顶”建筑不能等同看待。开始于20年代末，延续到50年代末的“大屋顶”建筑是设计者怀着民族情感自愿设计的；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的“夺风”建筑，建筑师是不愿意设计成这样的，他们对中国传统建筑和传统文化的功底比老一代人也差多了。所以这些建筑大多无美观可言。 随着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倒台， “夺风”建筑再无人问津，但“欧风”建筑却乘着9
16、0年代中兴起的房地产大潮席卷了全国。,但是，在90年代中期后，伴随着“文化热”， 风水、籤 语、吉兆、口彩被当成传统文化，为上至政府领导、社会精英下到普通民众普遍地信奉，在这种理性丧失的背景下，加之设计招投标的普遍和设计市场竞争的加剧，文化革命中产生的“形象比附”和“概念附会”，更改了“革命”的词语，换上了“文化”的包装，在设计方案的说明和评标会上的介绍中滔滔不绝：什么“天人合一”、“天圆地方”、“阴阳和合”、“大鹏展翅”，什么“龙”、“凤”、“蝴蝶”、“玉兰花”。以至于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也不能免俗。而一些格调低下的市俗和媚俗建筑甚至赤裸裸宣扬铜臭的恶俗建筑也粉墨登场，却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按领导要求的“地球仪”,“白猫黑猫”的南昌八一大桥桥头堡,奉节華字塔,奥运园区旁的“龙头”,2004年4月参加武汉机场新候机楼各投标方的设计“概念”,美国建筑师的“九头鸟”,黑川纪章的“荷叶”,医院大楼脑颅大厦,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