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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当前国际形势看西方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提要目前欧美经济形势严峻，社会矛盾激化，媒体丑闻不断，对外轻率用兵。这种困境有其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朝野零和博弈的政治体制，政府借款度日，民众超前消费，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的经济模式，垄断财团控制下媒体功能的异化，以及国际力量对比失衡背景下发动战争风险制约因素的减少。但是西方制度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目前的困境并不意味西方的衰退和实力的下降，也不意味西方将减弱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或进行国际战略收缩。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剧烈变化，世界经济险象环生，西亚北非动荡不已，国际热点此起彼伏，西方社会风潮涌动。人们注意到，正在肆虐的全球经济危机发源于西方
2、，下一步最大不确定因素仍在西方；西亚北非的动荡因西方干涉而加剧，并呈蔓延之势；西方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尚未平息，利比亚又燃战火；西方社会极端思潮泛滥，社会风潮迭起，民众已不仅是对某项改革政策不满，而是对整个西方制度提出质疑。凡此种种，折射出西方社会的深层次和结构性矛盾。一、当前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困境（一）欧美经济形势严峻，发展模式光环不再欧元区主权财政与统一货币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国际评级机构对多个欧盟国家经济亮出警灯。去年，欧元区部分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被迫救助，但问题并未解决。今年7月21日，欧盟与IMF被迫对希腊采取第二轮救助计划，但国际
3、评级机构穆迪依然认为目前希腊违约的可能性“几乎达到100”，将希腊国债评级从Caal下调3档至Ca级。穆迪继今年3月将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由A1降至A3后，7月5日又将其长期政府债券评级下调4个等级至Ba2的垃圾级。7月13日，穆迪将爱尔兰外币和本币政府债券评级从Baa3下调至Bal的垃圾级。此外，意大利、西班牙的主权债务问题亦日趋严峻。截至2010年底，意大利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19，几乎比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规定的60上限高出一倍，穆迪已将意大利债务的评级展望定为“负面”，穆迪与标准普尔均警告意大利信用评级面临下调风险。西班牙2010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9.2，为欧盟规定的3
4、赤字上限的3倍多。尽管西政府已宣布实施30年来规模最大的预算削减措施，但穆迪今年3月10日仍将西班牙主权信用的评级由Aa下调至Aa2，展望为“负面”。此外，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也开始面临债务风险。法国公共预算部报告认为，今年法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达85.4，并将在2012年继续攀升。6月，穆迪宣布将法国三家大型银行信用评级列人可能下调名单之列。美国“政府借款度日，国民超前消费，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的严重后果也愈益显露。到2011年底，美国国债将达GDP的99以上，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首次公开质疑美国
5、联邦政府的偿债能力。5月16日，美国国债触及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债限问题展开激烈斗争，虽最终在8月初就削减赤字和避免债务违约达成协议，但美国主权信用级别仍被标准普尔从AAA级下调至AA级，引发了全球股市大震荡，标准普尔表示不排除进一步调低美国主权信用级别的可能。面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西方国家在对内实施紧缩政策的同时，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以转嫁危机。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行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资约2.3万亿美元，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亚洲等新兴经济体遭输入性通胀威胁。美国政府还正在酝酿进行第三轮量化宽松，并公然实行“购买美国货”和“雇佣美国
6、人”的保护主义性质条款。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在危机后上升。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前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曾表示，在经济危机时期，保护主义是“必要的毒药”。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并使各国民众生活饱受冲击，引起各方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的质疑。2011年初，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撰文称“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所长伯索尔与著名学者福山指出，“如果说全球金融危机使任何发展模式面临考验，那就是强调小政府、解除监管、私有化和低税率的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美国版的资本主义，即便不是颜面扫地，至少不再是一统天下。”（二）社会矛盾激化，抗议
7、风潮不已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使许多西方国家失业率上扬、社会福利减少、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并逐渐演化为对西方式民主制度本身的质疑，各种抗议活动在欧美国家频繁发生。近三年来，西班牙新增失业人口250万，失业率攀升至20.9，青年失业率高达50，贫困率升至20。而传统政党在危机面前仍醉心党争，选举做秀，提不出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任何建设性举措，民众对此极为失望，产生了对基本政治制度的怀疑。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爆发号称“愤怒”运动的全国性示威游行，参加民众多达百万。与以往不同的是，此轮抗议矛头直指现行体制弊端，民众喊出了“拒绝两党制”、“拒绝腐败民主”、“要求真正民主”的
8、口号。8月6日至10日，英国伦敦等多个城市发生严重骚乱，政府出动1.6万名警察和大量装甲车，拘捕一千多人才控制住局面。这是英国政治困顿、经济停滞、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发酵的结果，在当前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类似的社会动荡和骚乱在法国、希腊、葡萄牙、德国等也相继出现。受主权债务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希腊多次发生社会风潮，使当政者对制度进行反思。7月1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在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讲话指出，“希腊的危机反映了欧洲乃至全球更广泛的危机，这是一场政治危机，是民主治理的危机。”由于执政的传统左右翼政党均拿不出有效应对危机的办法，极右势力、民粹主义、仇外排外势力开始泛滥，欧洲政坛极
9、右翼政党影响迅速上升。随着极右翼势力的日渐活跃，欧美多个国家发生排外风潮。外来移民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2011年3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基督教牧师审判并焚烧古兰经事件。2011年5月，丹麦重新设立边检，以阻止北非移民进入境内。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右分子布雷维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93人丧生，约100人受伤。（三）新闻自由被滥用，媒体公信遭诟病新闻自由是西方为之骄傲并大肆渲染的制度亮点。然而，2011年7月，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曝光，该报为获取信息不惜采取电话窃听和向警察行贿等手段，被非法窃听者数以千计，甚至涉及恐怖活动受害者家属的信息。值得
10、注意的是，世界新闻报所属的“新闻集团”是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媒体巨头，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控制着70的澳大利亚媒体，拥有英国约40的报纸销售份额和6的广播电视新闻观众，在美国拥有福克斯网、华尔街日报等重量级的媒体或机构。更让人警醒的是媒体与政治权力勾结左右舆论的现象，“窃听门”事件曝光了卡梅伦政府与新闻集团及其英国子公司国际新闻公司高管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揭露了媒体巨头利用手中的新闻资源捞取政治资本，并最终实现商业目的的幕后运作。彭博商业周刊网站的文章认为，“此次新闻集团丑闻所揭示的，并不是记者在追求独家新闻时的不择手段，而是新闻集团影响力对整个西方媒体尤其是英国的渗透。”“窃听门”事件让人们看
11、到了警方与媒体勾结、政客为选票而讨好媒体、媒体巨头利用金钱和新闻媒体操控民意、左右政治决策等阴暗面，揭示了西方政治、政府、媒体和民众的扭曲关系。事件严重冲击了英国公众对整个传媒业的信任，据时代周刊报道，事件发生后，每5个英国人京有4人不再信任媒体。二、西方在国际关系中滥用武力后果严重冷战结束后20年内，欧美在人道主义干涉或反恐旗号下，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并在索马里、科特迪瓦等国进行了武装干涉，其中真正具有安理会授权并符合决议精神的只是少数。1999年3月，北约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即对南联盟实施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造成了数十万南联盟人无家可归、100万科索沃难
12、民流离失所，并在事实上肢解了南联盟。北约以南联盟犯下“种族清洗”罪行发动科索沃战争，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科恩曾称有10万阿族年轻人遭屠杀，媒体更报称被屠杀的阿族人多达50万。8年后，塞尔维亚政府公布的经联合国驻科索沃机构认可的调查数字显示，在科索沃境内冲突中死亡和失踪的人员共8700人，其中有阿族，也有塞族。直接引发北约军事干涉的所谓“拉察克平民屠杀案”现场事后证明属人为摆布。2003年，美英以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勾结从事国际恐怖活动为由，在联合国安理会拒绝授权、国际舆论普遍反对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在联合国安理会“言之凿凿”地论证美国掌握
13、的“证据”。美英占领伊拉克后，对伊全境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清查，最终证明萨达姆既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基地”组织亦无往来，也没有从事国际恐怖活动。但战争造成了数十万伊拉克平民死亡，国家基础设施严重损毁，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如今，在伊拉克和平与稳定仍无保障、基础设施远未恢复、民族宗教和解尚未实现的情况下，美国却准备一走了之。一位伊拉克平民愤怒地向记者表示：“他们就准备这样不负责任地离开，一如他们当年不负责任地进来那样。”阿富汗战争具有联合国授权并符合安理会决议精神，美国推翻了支持恐怖主义的塔利班政权并击毙了本拉登，取得了反恐战争的重要进展，获得了国际道义的支持。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
14、，恐怖主义根源并没有从阿富汗消失，基地组织活动依然猖獗，毒品种植更加泛滥，安理会授权的任务并未完成，和平重建根本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如果美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扬长而去，留下一片废墟和充满仇恨和绝望的人们，不排除阿富汗再度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温床的可能。利比亚战争虽有安理会授权，但北约行为是否符合决议精神却受到很大质疑。安理会1973号决议里，“采取任何手段”要达到的目的非常清楚，即“禁飞”和“停火”。“禁飞”的经典含义是进行空中巡逻，阻止被禁飞方战机起飞，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被禁飞方军事设施进行全面摧毁。“停火”意指内战双方都应该停火，而不是一方必须停火而另一方可以继续进攻，更不是授权帮助一方去进攻另
15、一方。此前安理会的1970号决议要求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旨在禁止武器进入利比亚全境，而非向内战的一方提供武器。欧美推动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的理由是减少平民伤亡，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但空袭开始后，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可能不复存在，空袭不但没有促成迅速停火，反而造成冲突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拉越长；不但没有减少人员伤亡、避免人道主义灾难，至目前为止反而已造成两万多人死亡，百万难民逃离，基础设施毁损。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用武力强加的制度模式未必能解决“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的治理问题，错综复杂的宗教部族关系、原本脆弱又遭重创的经济基础、西方模式下各派政治力量的零和博弈、宗教极端和恐怖势力等交相
16、作用，预示了利比亚将进入一个长期动荡的时期。此外，叙利亚局势正在滑向“利比亚化”的危险边缘，也门局势树欲静而风不止，其他相对稳定的国家也出现了动荡的苗头。这将给阿拉伯世界、北非、地中海安全和欧洲的稳定带来长期严重影响。三、西方政经困境和黩武主义的结构性原因西方政治家谈及其政治制度时常常提到，通过民众普选产生的政府最能代表民意；其议会围绕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充分辩论，因此最能避免错误决策；其反对党虎视眈眈地盯着执政党，因此最能防止权力腐败；其媒体在充分的新闻自由中监督社会，因此最能防微杜渐地预警社会偏差。然而，似乎完美的制度设计怎么会把国家经济引入困境，怎么会把全球经济引入危机，怎么会逆全球民意而发动明显错误的战争，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