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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大学的作者时代及思想承传的论文摘 要：大学为特重德性德行亦即内圣外王之道的曾子学派的作品，其文本完成于战国中前期至西汉初期二三百年间。大学秉承了二王三代圣贤一以贯之的实践和学思传统，由此具备了上升为儒家经典的思想基础。经过董仲舒、韩愈，特别是朱熹、王守仁的阐扬，大学在中国历史社会中发生了愈益重大的思想影响。关键词：大学；思想渊源；作者时代abstract: the great learning, which overemphasized moral conduct and integrity, was a leading work contributed by the school of z
2、eng zi, whose text was completed during the few centuries betwee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warring kingdoms and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 the great learning succeeded the consistent tradition of practice, learning and thinking, developing an ideological basis to ascend to confucianist classi
3、cs. even later,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dong zhongshu and han yu, especially of zhu xi and wang yangming, the great learning exerted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ideological influence in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key words: the great learning; ideological origin; the authors day大学从礼记49篇中的一篇，终至上升为中国古代社
4、会后期最具思想影响力的儒家经典之一，它对儒家圣贤的遗教究竟有哪些继承和发挥？它在孔门后学中究竟属于哪个学派？它的文本究竟完成于哪个时代？以及它在历史社会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思想影响？理清或考定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大学本身的价值乃至把握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WWw.11665.COm笔者不揣谫陋，拟在前贤时彦诸多谠论的基础上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一、 大学的思想渊源以大学三纲领为旨归、八条目为进路的从主体终生不辍的德性修养到由近及远地成就其社会政治事功的大学之道，乃是儒家绍续往圣先贤之垂范而一以贯之的实践和学思传统。尚书虞书尧典所载“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
5、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正是大学之道的原始表述。而孔安国释“曰若稽古”为“能顺考古道而行之”，则表明帝尧修德行仁的立身从政方式，还有其更加久远的华夏初民生活渊源，此或即孔氏尚书序所谓三坟之“大道”与五典之“常道”的一脉相承。(注: 本文在此不分今文、古文地引述尚书以及孔传孔序，乃是根据近年来李零、王世舜、杨善群、杨朝明、刘建国、刘义峰、张岩、离扬等学者关于古文尚书不伪的论证。参见国学网“阎若璩研究”专题(/zt/yrq/yrq.htm)。)作为帝尧道统之后继者，虞舜同样是“氵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
6、；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1尚书虞书舜典；大禹是“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1尚书虞书大禹谟；(注: 孔安国释“文命”为“文德教命”。一说“文命”为禹之名。)商汤是“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1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文王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1诗大雅思齐，“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礻氏礻氏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1尚书周书康诰；武王是“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1尚书周书立政；周公是“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1尚书周书洛诰。这种源远流长的德性政治实践传统也被二王三代政治家和思想
7、家概括为理论性教言，如十二牧所谓“柔远能迩，忄享德允元”1尚书虞书舜典，大禹所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1尚书虞书大禹谟，皋陶所谓“慎厥身，修思永，忄享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1尚书虞书皋陶谟，仲虺所谓“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1尚书商书仲虺之诰，伊尹所谓“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1尚书商书伊训，“一人元良，万邦以贞”1尚书商书太甲下，周公所谓“王惟德用，和怿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尚书周书梓材，成王所谓“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1尚书周书君陈，乃至孔子所谓“修
8、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论语宪问等。这些凸显从内在成德到外在立功之先后次序的记述和论说，正是由大学所经典地表述的大学之道得以形成的深厚思想资源。二、 大学的作者及其成篇时代如同许多先秦文献一样，大学文本的作者及其成篇时代，也是一个因史料缺载而颇难论定的问题。最初编定包含大学一篇在内的传世本礼记的西汉戴圣、首先为礼记作注的东汉郑玄以及复为之作疏的初唐孔颖达，均未涉及大学的作者和时代问题。由于“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2经部四书类一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乃至新唐书艺文志对之皆无著录，遑论其作者和时代问题了。最先对大学的作者提出看
9、法的大概是北宋二程，其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3大学章句这应该是着眼于大学的思想内容而作出的判断。但是，由于大学中不仅引有孔子之言，而且引有曾子所论，因此，所谓“孔氏之遗书”就不当坐实为孔子本人著述，而只能理解为孔门之遗书，这样，二程对于大学作者的判断就只是一种泛论了。真正坐实大学作者的是南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
10、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 在大学首章之末，朱熹又说：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注: 见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页。详按朱熹两处所言，似又微有凿枘。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似言大学之经为孔子自著，其传则为曾子亲作；而首章之末按语又明言大学之经乃曾子记述孔子教言，其传则为曾门后学记述曾子之意。)这就大致确定了大学乃是根据孔、曾之意而由曾子及其弟子先后记述而成的作品，其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终宋明之世，尽管对于大学的章句和内容有过许许多多争论，但几乎无人疑及朱熹关于大学作者的
11、说法。王守仁力攻朱熹“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但却也承认大学出于孔子。(注: 参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其曰：“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首先对朱熹的说法提出讨论的是清代崔述，不过他的结论只是，大学的思想内容“盖曾子得之于孔子，而后人又衍之为大学者也”，4大学非曾子所作也就是否定了曾子本人的参与，而将记述者下推了一代或数代，与朱熹的说法实际差异不大。晚清陈澧认为，大学与礼记学记均论“大学之道”，文本内容有相近之处，当为相互发明之作；而“大学之道”亦即大学制度迟至西汉方才形成，故大学应与学记一样，乃是西汉以后作品。对于陈澧的观点，已有学者做了具
12、有说服力的辩驳。(注: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245页、第279页注9。又见梁涛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现代学者对于大学作者及其成篇时代的讨论渐多。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基于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发展进路以及古文尚书、大戴礼记与大学的承传关系，断定大学是汉武帝以后的作品，这一观点受到徐复观的全盘否定。(注: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徐氏本人则根据大学引述尚书秦誓以及尔雅释训又引述大学等证据，推论大学乃是“秦统一天下以后，西汉政权成立以前的作品”524424
13、6。徐氏将大学成篇的下限置于西汉以前，是有见地的；不过他仅因大学引秦誓就排除与秦敌对的六国之儒或西汉之儒为其作者，从而将其成篇时代锁定在秦朝十余年间，则恐怕未必。尚书各篇的义理价值容或有差等，但作为儒家经典，其总体意义对于儒者应该是相同的，儒者不致因现实的军事政治纷争而对其中篇什有所好恶取舍。且按照徐氏推论，则大学作者必须是抱持与六国之儒或西汉之儒相反立场、认同秦朝暴政及其法家观念者，否则即使身处秦朝却也完全可以不引秦誓。但揆诸大学文本，其德性伦理政治取向显然与秦朝的政治观念相对立；徐氏自己也说大学乃是“某一个今日无从知道姓名的伟大儒者，为了反抗法家，乃将儒家的思想，有计划地整理综合而成的教本
14、”5246，这样，大学引秦誓就与其作者是否身处秦朝并无必然关系，大学也就不必是秦朝年间形成的作品。冯友兰通过对大学与荀子之不苟、非相、解蔽诸篇文句和文义的比较，认为大学出于荀子后学，其时代为秦汉之际。(注: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14章，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37页。)冯氏关于大学形成时代的看法也是大致可以接受的，但将大学归于荀学作品，一则面临大学主德重仁的主导思想倾向与荀子主知重礼的主导思想倾向扌干格不通的困难，二则也很难判定大学与荀子诸篇文句和文义的相似就一定是前者袭取后者。关于第一点，唐君毅剖论甚详。(注: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10
15、页。)唐氏认为，大学应为七十子后学之宗奉孟子之学者在酌取墨、庄、荀思想的基础上所完成的作品，其时代在“二千数百年前”，当即先秦战国时期。(注: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183页。)唐氏对大学形成时代的推论同样大致可以接受，但他将大学归入孟子一系，则问题多多，实际上也与他自己的论述不甚融洽。(注: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8页。)关于第二点，当今学者梁涛依据郭店楚简做出了与冯氏不同的论述。梁涛基于大学明引曾子之言及其孝行、忠恕之论与曾子思想的切合，乃至中庸对大学修齐治平之论的承接等论据，得出了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的结论，(注: 见梁涛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在作者问题上，采取了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