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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新旧制度主义,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城邦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出现之前 采用规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注重政治系统的整体性，关心法律等正式制度在政府活动中的核心地位。 对静态的正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过分重视，忽视政治现实和政治行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行为主义革命逐步兴起。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已经不再满足于政治学中的宏观、静态、规范、描述式的研究方式，批判政治学中静态的制度分析，决心从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出发去研究政治学，于是大量的政治心理研究、政治行为研究、结构功能分析究。行为主义政治学在20 世纪70年代末期，也受到了
2、各方面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行为主义者过分注重政治形式，揭示政治实质不够；过分注重方法论，忽视实际问题研究。 招致了来自制度学派的批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其放弃对制度的研究，将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新制度主义强烈反对把行为确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要素，他们不相信行为能够为解释“所有政府现象”提供足够的基础，因为，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因此，理解这一概念时，必须考虑制度因素。行为方法的衰落客观上引发了替代范式的出现，这种范式必须能结合传统方法与行为主义的优点，而抛弃各自缺点。,新制度主义,1984年，马奇和奥尔森发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提出用
3、“新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待政治生活，重新复兴制度分析的作用。 这种理论的典型特征是要利用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制度研究的变量，来分析行为主义框架下的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与政治结果。,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 引起当前政治学中制度主义讨论的马奇和奥尔森的新制度主义理性，很明显来自于社会学的制度概念。,社会学制度主义溯源,社会学中对制度的关注可追溯到一些理论家。 马克斯韦伯 制度是韦伯理论的核心， “理想类型”是一种制度形式中展现的理性的最高可能形式 涂尔干 帕森斯：社会要存在，必须完成从环境中吸取足够资源的适应性功能。这些功能的运行关系到制度（结构）的存在，通过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不同方
4、式，对社会的比较分析才成为可能。 赛尔兹尼克：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技术制度,当代社会学制度主义,1.组织种群生态学模式：组织（或制度）及其行为能够部分地被理解为与生物有机体的种群相类似，这是该模式的基本前提。正如生物生态模式只能为一定数量的组织生存提供机会一样，组织环境也只能维持一定数量的结构。例如市场只能提供一定数量的消费者和雇员，以及为饭店、加油站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 2.制度化和同构性,3.组织原型：重回韦伯 组织和制度形式变化之大，使研究陷入泥潭中，因为，更为有效的是构想出理想类型，以此与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制度进行比较。 4.话语制度主义：社会和政治现象依赖于对事件的观念和叙述基础的建构
5、和阐释。观点：为了理解观念在塑造政策中的作用，人们必须理解它所嵌入其中的整个话语。,什么是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中讨论的“制度”是对组织进行制度视角的考察，并没有清晰界定是什么构成了制度本身。 斯科特 1995，“制度包括认知性、规范性和规制性的结构和活动，这些因素为社会行为提供了稳定和意义”。这是一个关于制度构成的清晰界定，但是它太过宽泛，无所不包。 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组织与制度,组织的形成是为了实现在由诸如市场和政治系统等实体所构建的“制度环境”内的参与。 例如，公司在由市场构建的框架中产生并运作，如果市场规则（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变化了，公司也必须随之改变。 盖伊彼得斯政治科
6、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中的制度化与同构性,组织社会学的两个研究背景,早起制度学派的研究工作 新制度学派出现之前组织研究领域中的理论框架和研究状态,组织社会学领域，由于受韦伯的理性组织理论和权变理论的长期影响，研究的重点侧重于组织的多样性。 理性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技术组合体，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建立的一个技术体系。在这个封闭的系统中，组织的内部结构随着它的规模、目标、技术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多样性。,背景1：,但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塞尔兹尼克通过对田纳西水利大坝工程和管理机构的研究，发现理性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像传统组织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朝着组织目标
7、运作。,在理性组织的模式中，组织有严格的组织目标，按理性的设计运作。田纳西水利工程是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建立的有明确目标的理性组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期待这一工程会按照这些既定目标加以组织设计和实施。但是，塞尔兹尼克的研究恰恰发现了组织运行过程中的非理性活动。他的研究发现，这一工程表面看来是一个大众参与的工程，但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地方势力和全国性的利益组织都参与进来，例如美国的农业部，农场联合会，当地的政界、工商界头目都卷入这一过程。这些利益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工程，他们派自己的人把持各个大的部门，占据各个大的工程部门，控制了很多政策的制订。结果很多项目的实施与当时设计的目标
8、背道而驰。这一项目的初衷是帮助穷人，但其执行的结果是富人从中得到了利益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运行过程中存在非理性活动。塞尔兹尼克研究指出，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受到所处的环境的影响。组织的发展是在和周围的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背景2,20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科的研究状况。当时盛行的一个理论是“权变理论”。在组织研究经历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后（即20世纪5060年代行为科学学派的研究），组织学研究走出了韦伯式的理性组织的框架。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权变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思路是，组织的最佳结构取决于一个组织的具体的环境条件、技术、目标和规模，等等。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每个组织的环境
9、条件是不一样的，它的技术、规模和目标也可能不一样，所以它的组织形式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在这两理论背景下，美国社会学家迈耶（John Meyer）提出了新的命题，认为不同的组织的内部制度和组织机构很相似。1977年，迈耶和罗恩（Row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制度化的组织：作为象征符号和礼仪的正式结构一文，自此，组织社会学研究进入了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时代。,当时迈耶发现的现象是，当时美国的教育制度有许多特点，例如教育是每个州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没有管理教育的行政权力。教育机构虽然是分权的，但实际上各地教育体制的结构却非常相似，反映了制度趋同性的现象。,迈耶的另一个个观察是，联邦政府给各地学区
10、很多资源，比如说学生的午餐是联邦政府出钱供给的。联邦政府在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提出各种制度化的要求，而各个学区接受政府财政支持的条件是他们的行为必须符合联邦政府制订的所有法律，例如必须提出完整的财务报告，不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所以，联邦政府通过提供财政支持“利诱”各个学区接受其整套规章制度，导致组织趋同性现象，使得各个组织（学区）在适应同一制度环境时表现出相同的行为。,当时盛行的权变理论框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权变理论的解释是，每个企业组织因为环境不同、技术不同、规模不同而异。迈耶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好相反的现象，即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会有类似的内部制度和机构？ 迈耶认为，必须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上
11、认识这些现象。任何一个组织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当时组织学研究也关心环境，但关注的是技术环境，即一个企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有多大，与其他企业的市场关系是什么样的。,迈耶提出，不能从组织内部去解释，而要从组织外部环境的角度去考察。首先必须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去研究、认识各种各样的组织行为，解释各种各样的组织现象。其次，关注环境的话，不能只考虑技术环境（即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对人员和各种资源进行协调并确定其相互关系，设计组织结构并以此来适应环境，完成组织工作的行为过程所采取的技术方法。），必须考虑它的制度环境，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人们所“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组织
12、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两种环境对组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照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例如，银行（环境）贷款给一个企业，它就要求这个企业有高效率的生产和经营能力，有偿还贷款的能力。但是，组织不仅仅是技术需要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各种组织同时生存在制度环境中，是制度化的组织。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即组织或个人不断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或赞许的形式、做法的过程。,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是一种在制度环境下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接受和采纳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 如果组织的行为有悖于这些社会事实就会出现“
13、合法性”危机，会对阻滞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困难。 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合法性”机制的重要作用，认为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等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合法性，是韦伯首先提出的这个概念。一种观点认为权威是强迫性的。 但是韦伯提出合法性这个概念，他提出三种合格性机制：第一种是个人或领袖的魅力，即人们因为领袖的个人魅力而追随其后。第二种是传统，即人们接受领袖的权威是因为传统使然，例如，过去农村家族中长老有着权威地位，这常常是建筑在传统的基础上。第三种是建筑在法律理性之上的，即对理性制度（例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
14、之上的权威的认同和承认。,借鉴韦伯的合法性概念 制度学派使用合法性的概念主要是强调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权威关系。 合法性机制是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这样一种制度力量。,迈耶的这一理论认识是新制度主义的重大贡献，为制度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 20世纪80年代，迪玛奇奥（DiMaggio）和鲍威尔（Powell）等人的研究丰富了早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迪玛奇奥和鲍威尔关注的问题是一样的，即为什么组织具有趋同性。他们的基本理论思路是，趋同现象起源于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那么是什么动力驱使组织趋同，在组织行为和形式上越来越相似呢？,在历史上，组织的产生与
15、理性的选择、效率机制关系非常大。从韦伯的理论来看，理性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比其他组织更有效率。 韦伯观察到，普鲁士军队能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里采用了科层制的等级制度，这种理性化组织形式使它比其他军队更有效率，更有战斗力。 但是，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认为，在当代社会里制度趋同化的驱动力已经变了，不再是韦伯讲的那个意义上的驱动力了。,驱动力是国家制度和专业组织。 为什么在一个强大的国家范围内会产生组织的趋同呢？为什么一个专业化的组织、机构会导致其他组织趋同呢？ 迪马奇奥和鲍威尔认为有三个机制导致组织行为、组织形式的趋同性，分别为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 此后，斯科特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框架，将分析制度的关键要素归纳为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这一时期，新制度主义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