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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儒家思想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 儒学，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经过历代大儒的丰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儒家价值观的观念体系。孔子谈得最多的是仁与礼，但也论及义、知、圣、和、忠、恕、敬、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中庸等价值观念。孟子讲得最多的是仁、义、礼、智，但也多次阐述了恻隐、恭敬、辞让、善恶、诚信、良知、民本等价值观念。而自西汉至清末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基本上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三纲五常”，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仁义礼智信”，但实际上只注重贯彻“三纲”伦理，而没有真正落实“五常”道德。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
2、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儒家思想的精华某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思想地位儒家思想导论主要介绍了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说、孟子的使命、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
3、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省书协主席团全体成员以及来自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研讨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张辛博士作了学术报告。张辛博士在讲话中对中庸文化作了探讨他认为发源于山东的“中庸文化”是孔孟对世界的重要文化贡献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儒学具体是什么呢？儒家经典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对儒家思想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
4、、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 儒家的“礼治”主义折叠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
5、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折叠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折叠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
6、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对中国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
7、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
8、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首先，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
9、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
10、、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学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正如鲁
11、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
12、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儒家也倡导人们要
13、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14、。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