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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期”，今年“保七争八”可期，但现行政府管理 体制存在的缺陷和“非均衡发展模式”的现状要求政府政策应加快向公共政策 转变，努力满足国民公共需要，不断增加“公共品”供给 “非典”突如其来，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其实，现实情况没有人们想象 的那么可怕，最近几年经常对中国经济发表意见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 蒂芬罗奇就由原来低估的 6.5调高为 7.5。中国经济新一轮周期性繁荣趋 势不会逆转，“加速增长”的链条不会断裂，今年仍可获得“保七（7）争八 （8）”的业绩，明年 8以上是可以预期的，各方面的最新迹象显示经济的 活力依然强劲。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具有内在必然性，这种必然
2、性不会因短 期冲击而终止。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客观的、不依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经济增长周期趋势，短期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危机， 但“加速增长” 的中长期趋势不会逆转。 中国经济中长期繁荣发展趋势不会因短期事件而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深入进行的体制改革，包括政府体制、企业体制和各种要素市场的改革， 会进一步释放出内部制度效率； 二是人口增长特别是城市人口加速增长，会促使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消 费需求长期快速增长； 三是民营经济成长加快，会在强化竞争中全面改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体 效率； 四是扩大开放促使外贸流量、国际资本流入加速增长，会使内部经
3、济要素在 与国际市场连接、整合度提升基础上，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率； 五是知识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新型劳动者伍快速扩大，技术流量的倍数增 长，会不断增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六是政府体制创新会使宏观调控 付出的代价变小，推动宏观决策效率改进。 从“非典”危机可以总结出一些有用的经验和深刻教训。其中最突出的，一 是暴露出现行政府管理体制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二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和企 业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管理制度创新还是比较 滞后；二是显示出“非均衡发展模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领域 先发展起来）正在出现效率递减趋势，二十多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一九
4、八零 年至二零零二年年均达到百分之九点九左右，但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以人 为中心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仍然严重不足。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情况，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加快转变工作职能和重 点，重新分配自己的精力。一是通过加快民营化进程缩小国有经营规模，加快 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让我们的政府官员从大量对竞争性项目、赢利性投资的审 批和直接管理中解放出来，让政府财政真正转到公共财政上来，让政府政策转 到公共政策上来；二是通过加快市场化进程缩小政府直接调控领域，更多地发 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政府调节真正转到宏观调节上来。只有这样，政府才有 可能集中精力履行其公共责任，为社会、企业和个人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和
5、公 共服务，不断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 近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政策转变时仍要坚持“积极”淡出的精神，但 重点、方式和手段应作适当调整，要“淡出”的是政策措施的强度、范围和方 向。在宏观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增发国债是可行的，但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加大 “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力度 按照公共政策思路，政府财政应当逐步转到公共财政，这一点已经在近几年 的讨论中形成了共识。目前仍有争论的是，短期来看“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当 淡出”？ 从理论上看无疑应当“淡出”，一项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扩张型政策是不可 以长期化的，是不可以一成不变的。但如果我们从发国债、减税等基本措施来 理解“积极”，那么，这种“积极”的精神不
6、能轻易放弃，要“淡出”的是政 策措施的强度、范围和方向。 拿发国债来说。我们的公共设施条件还很差，离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要求相差很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道路、桥梁、水利、供电、治污、生态 等基础设施水平依然还很低，与东部、与城市、与快速的国民经济发展形成鲜 明的反差。这些生产性基础设施政府不来搞，谁来搞？还有，包括公共医疗卫 生、养老、失业救济、弱势群体扶助等生活性基础条件反差更大，更需政府及 早投钱来兴办。不管这笔钱是进当年预算内，还是不进当年预算内，这个责任 政府是迟早要履行的。在通货膨胀厉害、债券利率高时来履行，融资成本会更 高，花钱要比通货紧缩和低通货膨胀时期多得多。 有人担心
7、发债太多会增加赤字，给未来留下财政赤字危机和通货膨胀隐患。 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同样是发一千五百亿国债，不同时期的承受能力是不同 的。一九九八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不到七万七千亿，今年将是十一万 亿，分母不断变大，发债率在变小，赤字压力也会变小。另外，如果现在不花 钱搞几年、几十年后还是公共设施建设要搞的。 如果不发债搞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的供给不能增加，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 “短边”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经 济安全的问题。 还有，如果不发债，不给老百姓更多的投资渠道，在目前银行和其他金融体 制运行效率很低的情况下，十万亿储蓄的大部分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浪费
8、掉， 或者，他们的钱会或明或暗地流到国外去。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也 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增发国债，作为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实现的直接性扩张型财政行为，就短期平 衡而言，要有度，这个度就是当年的赤字率不超过百分之三，这几年我们严格 地在这个“警戒线”内运行。就长期平衡而言，要有适当的结构调整，改变部 分资金的投向，比如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应继续加大对“三农”、中西部、 社保、公共性文教卫生设施等“短边”领域的投入。这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债 的职能，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各个利益体之间的公平与效率关系。 但是，单纯发行国债的“积极”效果是有时限的，我们不能过分依赖它，在 条件成熟时应当加
9、大“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力度，这也是财政政策“积极”的 重要表现。今年五月以来，为了减少“非典”冲击的影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减税措施，非常及时、有效。但还需要推出常规性减税政策措施，以降低生产 者和消费者的成本，提高生产和消费能力，保障需求稳定增长。 结构性减税主要可以考虑几个方面： 一是在费改税基础上，从总体上减轻农民的税赋。除了减免农林特产税外， 应当逐步取消农村学杂费和其他各种属于义务教育的收费，以及减免制约农民 生产（对耕地）和生活的各种不必要的收费，以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二是在毕业生、各类（不仅是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创业以及新技术开发 等方面，实行更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以优化就
10、业和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 三是在出口方面继续实施有选择的税收支持措施，以刺激出口总量稳定增长 和优化出口结构。 四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刺激大众消费，特别是促使中低收入者消费 稳定增长。 五是在税制转型基础上，灵活调减某些企业税种的税率。 “结构性”的主要涵义是，不提“全面减税”，力争国家税收总量不减少， 以满足政府必要的公共开支增长的需要，“调减部分”的缺口由“调增部分” 来填补。哪些能调增呢？至少有三个： 一是规范并且增加各地政府使用的国有土地征税； 二是大幅度增加水（主要是城市和工业用水）等稀缺资源的征税，将征税计 入提价，提价转入税收； 三是在调减纳税等级基础上，适当提高所得税累进
11、税率。 当然，促使国家税收总量增加的最重要途径是在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基础上， 保证市场繁荣，促使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既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加快金融体制特别是产权 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控制金融风险，又要注意灵活性和适当弹性，提高金融 资源的利用效率 近几年，我们的宏观调控比较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正确地选择了稳 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在这个政策组合的作用下，我们顶住了亚 洲金融危机、“911”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冲击。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保持政 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在今年一季度经济刚刚好一点时政策就“掉头转 向”，在“过热”判断下采取急促的“淡出”措施，实际面临
12、的困难就会更大， 宏观调控工作就会更加被动。可见，一项政策组合的实践一旦成功，并在现实 中依然表现出积极的效应，就不要轻易改变方向，不要轻易掉头，要留时间先 看一看，看准后再相机抉择。 但是，前几年的政策操作，尤其是货币政策操作，也存在一些可以总结的问 题。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如何掌握“稳健”的力度、灵活性和弹性，如何妥善 把握和处理好货币供应量、贷款增速、物价变化目标和金融风险等问题，需要 在政策操作上形成共识。 一、经济增长率同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增速的关系 央行这几年一直提“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这个公式，实际可不可行呢？ 提出这个公式以来各年份的数字，无论是狭义货币供应量 M1，还是
13、广义货币供 应量 M2，不仅没有一个一致，而且相差很远，实际值大大高于公式值，可见央 行并没有完全按这个公式来操作。最近十多年的经验表明，要保持百分之八左 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M2 大约需要增长 15左右，调控区间在 12- 20，接近或低于 20，需要向上微调，接近或高于 20，需要向下微调。最 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松奇教授一篇文章中谈到了他在研究经济增长和 M2 之间 的关系时发现：经济增长 7左右、要求 M2 增长 13左右，经济要多增一个百 分点，要求 M2 多增加三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为一定前提下，经济加速增长取 决于货币政策的“边际贡献率”，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长百分之八、九，
14、意味 着 M2 要增长 16至 20左右。 二、经济增长率和贷款增速的关系 由于目前的贷款 2/3 以上给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贷款的预算约束要明显 低于私人企业，所以调节企业的贷款行为还不能单纯依赖利率等价格杠杆，在 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得不利用信贷数量的控制手段。因此，在操作货币政策时， 要注意掌握和调控信贷增长速度。从实践情况看，贷款增长速度控制区间大体 可以和上述货币供应量控制区间接近。随着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直接融资比重 提高，间接融资比重下降，随着具有硬预算约束的消费信贷、国内私人信贷、 外资信贷比重逐渐增加，国有企业信贷比重逐渐下降，银行信贷的“经济增长 效应”会有所提高，从而信贷增长
15、速度控制目标可以视情况逐渐调低。 三、物价变化指标区间应定在零至百分之三之间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是宏观调控四大基本目标之一，是各市场经济国家掌握 货币政策风向和力度的重要经济参数，也是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目标。多 高才合适？多高才算是“基本稳定”？我国经济正在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型，需 要十分重视对物价变化的调控。但今后不仅仅是控制通货膨胀，还要注意控制 通货紧缩。这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短缺经济时代不同了。那么，如 何掌握物价变化指标呢？比较而言，中国的物价指标可以定得比欧元区和美国 高一些，因为中国经济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将面临“加速转型”（体制的、结构 的、发展的）任务，但为了稳妥些，可
16、留一定余地，将选择区间定在零至 3 之间，区间以下为通货紧缩，应当向上微调，区间以上为非常规通货膨胀，应 当向下微调。 四、加快金融体制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控制金融风险 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有可能来自货币信贷政策操作失误；来自货币供应量的 短期过度放松，而且更重要的是来自金融体制的缺陷，特别是来自预算约束依 然比较软的国有企业，既包括实体经济领域的国有工商企业，又包括银行、证 券、保险、投行等虚拟经济领域的国有服务企业。这些国有企业要钱的积极性 非常高，有时几乎是不计成本，不考虑以后能不能还（或者干脆就不打算 还？），而如何在，如何在精打细算前提下充分履行回报责任，积极还贷，没 有一个持续有效的机制来做保证。 在体制创新缓慢的前提下；将货币信贷口子收得紧紧的，每年的存贷差三、 四万亿，老百姓和企业的钱像洪水一样汹涌流入银行，虽然可以控制短期风险， 但这会隐含三个问题： 一是降低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就像水流入一个静止的池塘一样，没有动起来， 它就没有活力，就不会产生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