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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度新农村调查报告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城乡差异、农民工问题、农村体制改革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否则将影响改革的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是中央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 _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于*年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市、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力图以此调查摸清实际，为关心新农村建设的各方提供一份研究和决策依据。 集体经济告急，近13已资不抵债 总体上看，村集体经济实力相
2、差悬殊，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收入微薄。有将近一半的村庄集体收入还不到5万元，而低于10万元的占到近60%。另外，收入高于50万元的村占22.6%，高于100万元的村占到16%。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平均值为190.8万元，剔除少量超过1亿元收入的特殊样本后，平均水平为9.2万元。 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集体经济实力差距明显。西部、中部各有91.4%、75.9%的村庄收入在10万元以下，而东部有近60%村庄集体收入在10万元以上，其中有33%的村庄超过了100万元，而在西部和中部只有3.9%和1.2%的村庄能达到这一水平。 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 此次调查涉及XX年212.73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从
3、就业结构看，每个村平均拥有劳动力1081人，务农的占52.1%，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占21.06%，外出打工的占26.51%。也就是说，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已转入非农产业。表7可见，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出的比例都比较高。东部地区的农村是劳动力的重要流入地。平均每个村吸收外来劳动力491人，外来劳动力与本村劳动力的比例接近1:3。 农民外出打工出现新迹象 长期以来，农民外出打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候鸟式”流动，即农民外出务工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往来；二是“兼业式”流动，即农村劳动力利用农闲时间季节性地外出打工。此次调查表明，农民外出打工出现了两个新的迹象：一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常年在外打工
4、的农民工已经占到较大比例。调查表明，以常年外出计算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平均为18.1%，其中东部23。55%，中部13.69%，西部13.6%。这表明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接近40%的属于常年在外从事非农业；二是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占到一定比例。从调查结果看，举家外出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平均为5.29%，东部4.71%，中部4.99%，西部6.61%(2)。与劳动力转移率的地区性差异截然相反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举家外出率最低，而西部举家外出率最高，常年外出的劳动力中已经有1/3实现了举家外出。这次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
5、力正在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就业兼业性减弱；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转移稳定性增强；由城乡间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逐渐增多。 3/4的村庄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向外转移 各村拥有的30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为299人，东部323人，中部260人，西部298人。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构成看，常年外出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全部村庄平均为154人，东部182人，中部120人，西部144人，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或就地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平均为54.12%，比所有劳动力的转移率47.9%略高。 在该项调查中，74.3%的村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
6、去了，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次村级调查的对象是村干部，可以看出，大部分村庄的于部认为能够转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已经转出，他们大都对于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情况表示担忧。我们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的进一步考察发现，近1/3的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率都在80%以上。而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率在80%以上的地区，大部分(57.1%)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3)。 调查发现，中西部农村尚有赋闲可转移的青壮年劳动力。从调查结果看，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全国平均每村48人，比例为17.82%。东部赋闲率最低，为11.3%，中部其次，为20.42%，西部赋闲率最高，为26.06%。这一情况表
7、明，各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劳动时间上仍存在过剩现象，总体上中西部赋闲可转移的劳动力较多(4)。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状况 村庄道路状况参差不齐，饮水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调查地区村庄内道路的平均长度9.97公里，其中硬化道路4.69公里；77%的村饮水安全；41%的村饮水存在困难；55%的村有集中供水管道，这些村中自来水用户比例为68%。东部和中西部有明显差异。例如，江苏和上海每个村硬化道路的长度有8公里多，而广西不足1公里。饮水情况尤为明显，上海、江苏和浙江农村饮水基本全都安全，与之相比，青海、四川和甘肃等地存在饮水困难。 农村公共文化薄弱，文化设施普遍较差 调查地区53%的村庄在近几年中有过公共文化
8、娱乐活动，在XX年，每村平均放映了5.36场电影，剧团演出1.68次。调查发现，上海和浙江农村举力、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比例最高，超过90%，贵州、内蒙古和广西比例最低，不到27%。陕西和河南的农村电影放映次数最多，贵州和河北最少；河南的剧团演出最多，而湖南最少。 调查村庄的文化设施普遍较差，有图书室村的比例为25%，有养老福利院的比例为4.1%，有文化活动中心的比例为29.4%，配备电脑村的比例为39.9%。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和福利设施尤其比较薄弱，图书室拥有比例分别为17.2%和18.2%，文化活动中心拥有比例为22.1%和20.1%。东部地区超过80%村都配备了力、公电脑，而中西部村庄配备电
9、脑村的比例都在10%左右。 农村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总体上农村环境卫生条件欠佳。比较而言，东部地区例如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农村的环境卫生设施情况要明显好干其它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例如，调查发现，东部地区半数以上村庄有垃圾集中收集点，上海达到100%，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大多数没有实行垃圾集中收集，这个比例在26%或以下，差距很大，比例最小的是广西，只有2%。调查地区每村平均建公厕个数，东部也明显地高于中西部。这说明环境卫生设施的提供与经济发展程度有较大的关联性。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达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程度。调查地区平均41%的村庄有环境污染问题，50%的村有污水和垃圾污染问题。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的
10、村庄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特征，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农村都有比较严重的情况。例如浙江、贵州、湖南有环境污染问题的村庄的比例分别为61%、61%和56%。青海和内蒙古的这个比例要低些，为17%18%。 从污染源看，主要是污水和垃圾，其次是河道失去治理。一半的村所遭受的环境污染主要就是污水和垃圾。这个情况在东、中、西部各地区基本一致。 农村对各项公共服务需求的优先序 农村公共服务涉及内容较多，此次调查专门了解了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调查情况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文化建设(82.7%)、修路(79.5%)、医疗网点(67.7%)、垃圾收集(66.5%)、厕所改造(
11、64.2%)、饮水(62.3%)、污水处理(58.2%)、建沼气(55.6%)和用电(38.6%)。各地区认可程度的排序情况有类似性。例如，除河北以外，其它16个地区均把文化建设认可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仅次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某些公共服务需求的认可程度则与地区有关。例如，浙江和上海的农村饮水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饮水不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公文有约)题，而四川、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则认为饮水是第一位或是第二位需要解决的问题。修路依然是新农村建设中应该关注的重点，东、中、西部都有85%以上的村庄认为修路是新农村建设应迫切解决的问题。有相当部分村干部和村民将垃圾收集、厕所改造、污水处理和建沼
12、气选为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医疗网点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选择此项需求的村民比例为?0%左右。将用电选为需要迫切解决问题的比例较低，均在40%左右。 社会保障堪忧 贫困户最低救济标准每月只有2元钱，半数贫困户未获救济! 调查样本共有103962户贫困户，“贫困发生率”(贫困户总户数，下同)为7.55%。 调查发现，地区之间贫困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调查的村中，中西部地区“因上学致贫”最多，乐郡相对较少，表明中曲郡敦育负担最重，乐郡教育负担能力相对较强；东部“因病致贫”最多，表明医疗负担均较重；“因残疾致贫”东部最高；中西部“因经营致贫”比东部分别高出3.3个和2.23
13、个百分点，表明中西部农民应对市场风险能力欠佳。 调查村庄中接受救济的贫困户数为52993户，“贫困救济率”为50.92%，贫困救济标准从每月最低的2元钱(河南、湖南、甘肃共5个村)到最高的531元(上海市朱泾镇温河村)，平均为57.68元，其中救济标准在50元及以下的共1487个村，占70.84%，52100元的共229个村，占10.91%，105531元的共383个村，占18.25%。 中部地区贫困救济率最低，村级扶贫工作最需要加强。在调查的村中，近一半的贫困发生在西部地区贫困救济率中部最低；救济标准东部最高，是西部的3.89倍，是中部的6.41倍，表明中部地区扶贫工作最差，但即使在东部，仍
14、有高达32.79%的贫困人口未获救济 农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在调查的村中，东部地区行政村卫生室覆盖率(建有卫生室的村数，被调查村数，下同)最高，每村卫生室数三个地区差别不大，但卫生室平均面积差别很大，东部是中部的1.59倍，是西部的2.83倍，每村有资格的医生数东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医生与人口之比中部最好，东部次之，西部最差，但均不理想(见表13)。 农民对实行新型合作医疗积极性高的村占82.1%，积极性不高的占17.9%；有69.9%的村认为实行新型合作医疗能解决农民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问题，仍有30.1%的村认为新型合作医疗不能解决该问题。 调查村庄中有74.9%的村庄开展了新型合作
15、医疗。东部地区92.6%的村庄开展了新型合作医疗，明显高于中部65.8%和西部58.3%的水平。从筹资情况看，人均为36.49元，其中个人平均缴费17.62元，占比为48.29%。在江苏、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不但农民个人收入水平较高，而且政府经济实力较强，筹资额度大，保障水平高，对于缓解大病户医疗负担的作用更为明显。 教育负担大大减轻，教学质量成为问题 “两免一补”政策的逐步实施，大大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在全部被调查村中，已经有45.4%的村实行了全部免杂费。有27.7%的村部分学生享受了教科书，16.1%的村所有学生享受了免课本费。有25.9%的村只有部分寄宿生享受生活补助，12.7%的村寄宿生都享受了生活补助。调查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这样的刚性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重平均近50%，其他如课本、学习用品、住宿费、交通费等方面的支出也较多。近年来，学校布局调整较大，相当一部分村庄反映学生上学不方便，无形中增加了住宿和交通等方面的支出。 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教育方面担心的首要问题，有76.9%的村认为新农村建设在教育方面最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是保证教学质量，有23.7%的村认为应该通过加强教师培训来解决这一问题。优势教师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教师队伍质量存在巨大的地区差距和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