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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吴君主的出身及孙策的政治举措孙坚出身及所遗家风对孙吴影响1孙坚祖父辈孙钟考证三国志及裴注记载中，关于孙坚先世记载颇少，三国志里只有一个意思不清的“盖孙武之后”宋代之前，孙坚的世系并未有准确的记载。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孙坚的世系凭空出现，真可谓一清二楚。如何从一个模糊的“盖孙武之后”变成了清晰的世系表呢？究其原因，其中恐怕少不了吕夏卿的编撰了。这样看来，孙坚的世系表，自然也不足为信。但是在其他诸多书籍中，我们可以见到这样的记载孙钟，吴郡富春人，坚之父也。少时家贫，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钟后生坚，坚生权 太平御览卷九七八引幽明录幽明录是一部志怪小说集，抛开文中明显有迷信色彩的记载，文中出
2、现了孙钟这个人物。根据此处记载，孙钟是孙坚的父亲。与此类似记载有南齐书祥瑞志、异苑 ，许嵩的建康实录也持此观点。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宋书符瑞志上宋书的记载与上段所引大致相同，区别在于，宋书记载孙钟记载为孙坚“祖”，此外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幽明录也有这种记载。幽明录两者一言“祖”，一言“父”。前后矛盾。幽明录本是刘义庆门客所撰，难免出现记载不一的情况。水经注释所言：后人或指此讹为坚墓，则陈寿志还曲阿之说未可非也。道元指富春所为孙权父墓尤误，当是孙坚父钟，孙亮立庙称曰太祖者。而幽明录、沈约宋书谓以钟为坚之祖，恐不如刘敬叔异苑以钟是坚父之确当也。如此看来，孙
3、钟为坚父较孙钟为坚祖更为妥当。从各类书籍记载来看，家贫、种瓜为生。孙坚的父辈确实是庶族出身。虽然幽明录等书籍可信度并不高，但从这一故事广泛流传，非某书独有来看，也说明了时人大都确信无疑。关于孙坚祖父辈，并没有其他说法。从这来看，孙坚并非出自名门望族。甚至可能并非为地方豪强。2从他人眼光看孙坚出于寒门孙坚父辈贫困，出身卑微。同时代人物对孙坚的评价或看法，于孙坚较为真切，能较好的凸显出时代特征，故姑且从时人之眼光看孙坚出身问题。1孙坚婚姻问题（兼论孙坚之轻狡）孙破虏吴夫人，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许为婚”
4、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孙坚要娶吴夫人，吴氏亲戚却因孙坚“轻狡”想要拒绝。吴夫人担心自家会“取祸”，于是才愿意嫁给孙坚。关于孙坚“轻狡”，方诗铭先生认为，轻狡即“劫财物”之意。孙坚属于打家劫舍的绿林强盗行径。方以斯从为例，认为孙坚与斯从是同一种人，虽然是县吏，但是与打家劫舍并不矛盾。同时，方又举出了郑宝“轻侠狡杰”的例子，意在说明郑宝之徒有以下三个特点。勇敢果敢（方认为孙坚的猛壮即郑宝的晓果）有个人的武装力量（方认为孙坚既是“轻狡”之士，当然会更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为当地所畏惧（方认为吴夫人的深恐拒婚孙坚从而取祸，亦即郑宝等人的为“一方所惮”）方诗铭先生认为，孙坚与郑宝的三个特点相似（为方便起见，直接
5、标在上文），因此孙坚也成了“打家劫舍”之徒了。方诗铭先生的言论确实给了晚辈很大启发，但窃以为，方诗铭先生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方认为，孙坚的“轻狡”是“劫财物”，一定有打家劫舍的勾当。方认为的轻狡来源于后汉书杨终传：“既无长君退让之风，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纵而莫诲，视成任性，鉴念前往，可为寒心。”后汉书袁绍传又说“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李贤注引方言“僄，轻也”魏志曰：“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修行业。”锋侠言如其锋之利也。僄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财物也，音同。根据后汉书及李贤注的记载，方认为，僄就是劫财物的意思，实际恐不然，“剽”属“僄”的通假字，意思是劫取，但“僄
6、”尚有“轻”的意思（这点李贤注引方言可说明），“轻”和“剽”并非同义。这里曹操“僄狡锋侠”，实际是轻狡锋侠，僄的意思是“轻”，并非为劫财物的意思。倘若依方诗铭先生之言，僄、轻、剽意思全同，轻岂不成了略劫财物！所以，“轻狡”即为“劫财物”的解释，恐是不恰当的。既然“轻狡”并非劫财物的意思，那么“孙坚既是“轻狡”之士，当然会更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这句话也是不能成立的了。孙坚是打家劫舍之徒，恐怕并不能论证出来。（关于本文所提方诗铭先生见解，详见方诗铭先生三国人物散论“轻狡”之徒孙坚）“轻狡”确实属贬义之词，但斯从的“轻侠”与“轻狡”并不能划等号，也不能做所有“轻侠”者的代表。关于轻狡，试看以下几处记
7、载（李）密虽事屈兴王，运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壮欤！然志性轻狡，终致颠覆，固其宜也。北史李密列传（刘）昉轻狡，有奸数。北史刘昉列传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三国志魏书吕布传盈垂泣对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根据上述几处史料，不难发现，“轻狡”意思类似于狡诈、狡猾、品行不佳。吴夫人的亲戚出于孙坚品行不好，想要拒绝。但孙坚“轻狡”，也或有些无赖之举，吴夫人担心报复，只得嫁与孙坚。孙坚狡诈、无赖的性格可见一斑。孙坚迎娶的吴氏父母双亡，并未有何家室可言，对于其父母祖先的记载，仅有一句“姑苏山西北十二里胥口东
8、岸有汉奉车都尉衡州刺史吴煇墓。煇字光脩，丹阳太守吴景父也。”（三国志集解赵一清引寰宇记卷九十一），况卢弼前辈也说：“寰宇记“衡”作“冲”，汉时无衡州，亦无冲州，二者均误。”吴辉事迹，尚需考证。孙坚并未见其他有记载的妻子，吴夫人应为正妻。假如孙坚为世家或豪强，按常理，门当户对应为基本要求，而吴夫人并非名门望族。由此观之，孙坚应出于寒门。2世族与董卓对孙坚的不同态度“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而孙坚与王叡的矛盾，大约起于王叡对孙坚的轻视。吴录曰：叡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王叡因为孙坚武官的缘故，对孙坚颇为轻视。但事实上，孙坚在讨伐“零、桂贼”时，并非为武
9、官。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以坚为长沙太守。到郡亲率将士，施设方略，旬月之间，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与星相应。遂越境寻讨，三郡肃然。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孙坚时任长沙太守，职责应为“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出自文献通考卷六十三职官考十七）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武官，与其说王叡是因其为武官轻视孙坚，不如说王叡是因其武人而轻视孙坚。“案王氏谱，叡字通耀，晋太保祥伯父也。”王叡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叡以孙坚为武人的轻视，正是世家对寒门的轻视。与此相反的是董卓。董卓是西凉武人，与世家相去甚远，他对于孙坚，是颇为重视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卓惮坚猛壮，
10、乃遣将军李傕等来求和亲，今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董卓在被孙坚大破之后，对孙坚比较忌惮，于是派李傕拉拢孙坚，并许以任用孙坚子弟做官的承诺。董卓对孙坚的拉拢，不仅是因为孙坚的勇。其根本原因是，董卓有了之前举用士人却被士人背叛的经验，于是意欲拉拢寒门之人。董卓的举动触动了豪族的利益，因此会被豪族抵抗。为了分化敌人，董卓想要拉拢孙坚。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艾曰：“山东兒驱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锋不如人，坚甲利兵强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山阳公载记说文中说：戆，愚也。
11、但联系上下文看，颇能用人并非愚钝，这里的“戆”，应为粗莽、豪壮的意思。董卓认为，关东军中，除了孙坚之外的诸侯，都没有什么能力，董卓话语中的“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实际是承认了孙坚有能力威胁自身。在下文里，董卓又将孙坚与二袁、刘表这样的世家、名士并列，足以见董卓对孙坚重视。除了打击诸侯军势力外，董卓拉拢孙坚的原因，也是因为董卓并非士族，对寒门没有偏见。孙坚也因此会被董卓重视。3孙坚家风影响汉武帝时期的选举制度，使豪族和缺乏财力的士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德行或学识跻身于政权之中。而“通经致仕”成为了做官的直接途径。地方豪族凭借自身优越的经济条件，得到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西汉时，已有部分豪族跻身为官僚阶层
12、，甚者兼官吏、士大夫、地方豪族为一身，这就是“地方豪族的官僚化”（详见尹建东先生关东豪族研究）。豪族通过对经学的学习，渐渐同文化、儒学有了联系，成为了“士族化豪族”（详见崔向东先生汉代豪族研究）。汉末的豪族，有着浓厚的儒学底蕴。孙吴的朝臣，多为儒学士大夫，在行为、思想上深受儒学熏陶，与孙坚遗留的尚武、不尊儒家礼法的家风有着较大的冲突。以下试举几例孙吴统治者酗酒之风颇盛，史料中，常见孙权及孙皓恣睢饮酒，朝臣时有进谏。而孙氏常不以为然，一些大臣甚至险遭杀身之祸。孙氏的酗酒，是有违儒家礼法的。孔子曾经说过：“饮酒之节，旰不废朝，暮不废夕。”他认为，饮酒不能荒废朝政。孔子又举出桀的例子“昔者夏桀，贵为
13、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废其世祀，荒于淫乐，耽湎于酒”，借此劝解不能对酒沉湎。由此可见，儒家对于酗酒是批判的。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於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至饮宴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权亦曰：“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其见惮如此。
14、三国志吴书顾雍传从上述几处史料看，孙权的饮酒，是放纵的，不顾礼法的。张昭对于孙权的酒宴，拿出了商纣作为对比，从孙权的行为、言语看，虽无商纣之奢靡恣睢，但也颇有几分暴君之意味了。从顾雍传来看，当顾雍等人不在孙权此类酒宴时，恐大多是“肆情”的。孙权又说顾雍在此，使人不快乐，实是贪图享乐的表现了。张昭、顾雍此类名士、豪族，在关于此事上，孙权尚会给几分面子，但对于虞翻这种屡屡触犯孙权的狂士来说，孙权酒醉后并不会顾及影响。倘非刘基，虞翻恐难逃杀身之祸。孙权酗酒，固然是自身贪图享乐的表现，但与其寒门家教，也不无关系。朱然传中记载，朱然早年时曾与孙权一同学习，但孙权十五岁即为阳羡长，恐并未有过多学习机会。后
15、来张咨出使魏国时，曹丕对孙权也颇为嘲弄。孙权对于经学的修养恐怕并不是很高，对于儒家礼法，自然不以为然。这与从小接受儒学教育的儒学士大夫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也是孙吴统治者与儒学士大夫的矛盾之一。孙权贪图享乐，耽搁政事的事情并不止酗酒，这无疑激化了孙权同受儒家思想熏陶颇深的群臣之间的矛盾。不但是孙权，甚至是孙登孙休，对于射猎都颇为喜好。这与孙坚行阵出身所有的尚武风气也有一定联系。孙坚尚武的家风使统治者对这种活动颇为痴迷，甚至影响了南北朝。江表传中记载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后来也导致孙策被射伤。但孙权并没有汲取孙策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玩起了“射虎”的游戏。“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於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卻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孙权的射猎，无疑是极为危险的，若非侍从勇武，孙权怕难逃虎口，从这里看，孙权并没有接受孙策的教训，依旧对射猎颇为喜好。但是更让人诧愕的是，孙权依旧没有汲取这次教训，张昭传中叙述了孙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在张昭劝说之下，孙权也只是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於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后来张昭的劝说，孙权便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