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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上海市番禺路一家培训学校里，仅能容纳 20 人的小教室，坐满了稚气未脱的儿童和陪读的家长。讲台上，77 岁的张政用沾满粉笔灰的手在黑板上写下一道上海市中考考卷中的 8 分题，问：“哪个小朋友会做？” “根号平方，因式分解。 ”由妈妈带着坐在第一排的向昭屹扯着嗓子喊道。这个还在读幼儿园大班的 6 岁孩子，在培训班学习半年，已能熟练地解答带根号的二次三项式。而在幼儿园，他与同学一起学习自然数的加减法。离这里几条街以外的襄阳南路，张政的长子张方也在家中给高三学生补课。把孩子送进张政父子培训班的家长们初衷不尽相同，但他们都知道张政父子在儿童教育领域的传奇经历。“从小学到高中”只用
2、了 3 年在一个装满老教案与资料的纸盒里，张政保留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在 1978 年，14岁的张方考入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时与少年班同学的合影。 “这个是张方，这个是宁铂。 ”宁铂的成名，缘于一封举荐信。1977 年 10 月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科院院长的方毅写信举荐他朋友的儿子、天才少年宁铂。不久，宁铂与方毅下围棋的照片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1978 年大年初二，在那篇报道的启发下，张政给中科大少年班写信，举荐与宁铂同龄的儿子张方。当时正在永嘉路小学读六年级的张方，在他自创教育方式的教导下，已经能运用微积分解数学题。张政则是一所学校的勤杂工，业余在一些小学代课。19
3、78 年 3 月 8 日，中科大少年班开学，选拔考试没问题，张方的政审却没通过，因为张政夫妇在“文革时期”是“四类分子” 。最后，在方毅副总理的批示下，张方得以入学。因为“出身”原因，张方有段时间不愿意去学校。张政只好自己教育张方，张政是一名师范毕业生，凭借多年的经验，他用自己摸索出的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教儿子。其实，早在 1953 年，在工农速成学校教学时，张政就发现成年人对数学符号、空间观念的钝感， “比教小孩子难多了” ，他由此判断，儿童时期是学习潜力最大的天赋可塑期。从 1973 年到 1976 年，仅仅 3 年时间，张政就完成对张方从小学到高中的数学、物理教育。张政说，当
4、时教张方读书，并没指望培养出少年大学生，他仅仅是想“让他少出去惹事” 。比张方小两岁的弟弟张量没能享受到与哥哥一样的教育，因为张量到入学适龄时，张政已找到工作，成为一所学校的勤杂工。张政说，对于张方，他的教育方法是，首先是用图画的方式给张方讲故事，等他坐得住了，再教些趣味物理题，比如“大力士躺在一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和两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哪个比较疼？”物理讲了很多，复杂到需要计算时，才讲数学的微积分，但要学会微积分，前面的代数、三角、几何都得会，各门知识就这样贯穿起来教。 “如果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惊人的。 ”张政感慨说， “我们对教育过程循序渐进原则的理解不能太机械，教育要尊重儿
5、童逻辑思维发展的过程。 ”“苏联学者吉米多维奇的一本分析习题集，有 4800 道题目，我大概做了 3800 道” ，现在回忆起幼年那段生活，张方一副轻松的样子， “这本书的水平达到大学数学系水准。 ”他补充说， “我那时记公式从来不硬背，都是靠推导。 ”曾被误读为现代“仲永”在外人眼里很神秘的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实际上只存在了 4 个月。之后， “少年大学生”们被分到各个系里去。 班主任汪惠迪本来是教数学的，当了少年班班主任，更多扮演的是保姆角色。煮鸡蛋、冲牛奶，组织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等，是她的主要工作。张方刚到学校时特别想家，甚至向汪惠迪打报告要求转到复旦或者上海交大读书。汪惠迪给张方母亲打电
6、话求救，张母 5 月份去合肥看了他一次，才平息这场转学风波。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府，中科大经常会有各种讲座。吴文俊、马大猷这些中国科学界的泰斗，每次来讲座，必会与少年班座谈。张方说，那时他们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和礼物。更大更集中的好奇来自媒体。为了加强传播效果，少年班学生在媒体上的形象有意无意被夸张，宁铂更是被塑造成“神童中的神童” 。当年与宁铂、张方是同学的崔小金回忆说，虽然都是少年班出来的，宁铂和张方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后来出家的宁铂是那种“在人格上、理想上对自己要求特别严的人” ，特别看不起为学历而读书的人；而张方，则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唱着邓丽君的歌的时尚青年。张方说，自
7、己的成绩当时不好也不坏，每到考试前的一两周，抱着书突击一下基本上都能及格。大学四年，他看过几乎所有能看到的国产电影和译制片，还在舞厅里交往过一个女朋友。另一件让张方得意的事情是，他和几个同学无师自通地用高频三极管做了一个电台，又在宿舍的楼顶架了个天线，算是在方圆几十米内有了话语权，他们用这个电台发表演说，有时拿来放邓丽君的音乐。若干年后，当媒体把他类型化地处理成高分低能的现代版“仲永”时，张方感觉很无奈， “我的生存能力应该是少年班里最强的” ，他说。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同学一样被分到对口研究单位或是留校，而是被分配到南京金陵石化总公司。18 人“神童试验班”17 人考上大学在
8、张方读大学的同时，张政也得到大展拳脚的机会。张方的事迹传开后，先是张政当时所在的上海黄浦区给他一个教师编制。张政更大的舞台在卢湾区。时任卢湾区副区长兼任教育局长的王乾德看望了张方，并和张政交谈。谈到教育问题，张政提倡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对孩子的教育起点能否提高些， “下放”一些初高中数学原理到小学，模糊数理化之间的界线。张还谈到用形象化思维、游戏来解释抽象逻辑的想法。王乾德对此表示赞同。王乾德问张政，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教育方法由家庭教育变成课堂教育？张政说，愿意试一试。他当场提了三个条件：不用统编教材；不用师范生当老师；不参加教学研讨会议。在报批的过程中，这个想法招来很大的反对声。除了“拔苗助长
9、”的担心，更多的考虑来自教育成本， “像这种搞法，一个孩子需要三个老师来教，而且，上哪去找那么多全能教师？”这个想法得到上海市教委主任舒文的支持。1978 年 9 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把小学到高中的学制压缩到八年的理科实验班，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老师只有张政和两名助手，教数学和物理。数学和物理用的是张政亲自编写的课本，其他功课沿用既有的课本。包括老师的工资在内，实验班一年的教育经费只有 500 元。那时的张政在经济上十分窘迫。已经 47 岁的他，没有老花眼镜，有一个人给了两块老花眼镜的镜片，他就拿纸糊起来戴上。这个“神童”实验班没有固定的挂靠单位，8 年来这个班“东游西荡，四处为家，曾
10、分别挂靠在 5 所学校名下” 。在教育专家的影响下，家长们对实验班越来越不信任，班里学生逐渐流失，1978 年实验班成立时有 36 个学生，8 年后参加高考时只剩下 18 个。如今，在上海做注册分析师的林晓是当年实验班的学生。在实验班， “加减乘除不教，上来就是通分，然后就是代数，X、Y 这些东西，然后就是 Sin、Cos，最后是微积分” ，林晓回忆道。林晓承认，当时上学没有特别的感觉，但现在回过头想，确实少走了许多弯路， “直接跳过很多没用的东西” 。在评价传统的教育体系时，她的批评不留情面， “我们在小学里学的都是最简单的东西，最后考试只能通过难题、偏题来区分谁学得好。 ”“活跃” ，是王
11、乾德对实验班孩子的印象， “张政一开口提问，底下孩子的手齐刷刷就举起来，抢着回答问题。 ”林晓的记忆是，实验班的同学普遍很自信，除了会做“难题” ，他们在拔河、唱歌比赛中，都表现出很强的实力。1981 年，实验班来到第五个挂靠的学校上海师院附中。用童思蓓的话说，他们“既高兴又难过” ，高兴的是终于可以安定下来，难过的是张政无法继续带他们。张政因为上层支持者的离任而出局。 “张老师教我们这三年，基本上把小学到高中的数学、物理知识全教给我们，后来的老师教我们时特别轻松” ，林晓说。林晓 15 岁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考入上海大学。在林晓那个从 7 岁到 15 岁的八年制实验班，18 名参加高考的同学里
12、，有 17 人如愿应届考上大学。今日小学数学作业让当年神童“头疼”采访张方的前两天，正好是中科大少年班 30 周年庆典活动。已经开始中年谢顶的张方没有去合肥参加庆典， “像我们这样的身份，过去干什么呢？”另外，他现在的收入全部依赖每周 7 天的补课，没时间。1984 年从学校毕业，19 岁的张方被分配到金陵化工总厂。在下放车间锻炼的 8 个月里，厂里知道他对化工不通，过年时派他去敲锣打鼓，成了文化小分队队员。不服管的张方负气跑回上海。这个决定，让他在以后的 19 年里成为没有户口和档案的“二等公民” 。回到上海，做导游、家教，甚至在舅舅手下做建筑工，每个月能挣到三四百块， “那时普通人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块” 。1989 年，张方到深圳大学新能源研究所，白天做太阳能开发的研究，晚上在深大夜校部教书。张方的出色表现为自己赢得在深大留校的机会，可他的档案所在的金陵化工总厂却婉拒了深大的调令。张方不得不回到上海，准备出国打拼，却遭遇了三次苛刻的拒签张方的儿子今年上四年级，张政和张方都没有打算让他复制张方的成才之路。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学校教育，课业负担太重，不比张方那时可以专门在家系统地接受张政的教育。张方有时候心疼儿子，帮儿子做一点数学作业。他头大的是，当年的神童现在面对小学的一些难题，也会束手无策不是不会做，而是没法用小学四则运算的方法解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