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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奴隶社会时期的军队指挥这一阶段，在中国是从夏朝建立至春秋末期，在外国是从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五世纪，以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为标志。这一时期，战场范围较小，战争和战斗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该阶段军队指挥的发展具有以下特征。（一）指挥主体以个体为主，指挥机构萌芽；指挥对象由单一兵种逐步发展成多兵种；指挥手段简单，以手工指挥器材为主1、指挥主体以个体为主，军师和谋士人员出现，指挥机构萌芽（1）指挥员兼职，指挥以个体行为为主人类的战争是从原始社会部落间战争开始的，当时战争规模小，参战人员通常在几十至几百人之间，部落的全体青壮年男子作战时都是战士，部落的酋长要亲自参与搏斗，既是整个部落作战力量的指挥官
2、，也是战斗员。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起了阶级武装，军队开始产生。夏王启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其下有统军执政的公卿，又称“六事之人”1。商代军队中出现了“师”、“旅”编制，各种相应官职也开始设立。军队最高统帅是国王，其下有“师长”、“百僚”等若干等级的指挥官，由奴隶主贵族担任。他们平时管理所属的“众人” （平民）和奴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就率领由“众人”组成的军队作战。西周灭商之后沿袭了商制，并加以充实。在军事上，周天子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直接控制最主要的武装力量“六军”，旅以上指挥官都是由奴隶主贵族中卿大夫等级中选拔的。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载：“军将皆命卿”、“师帅皆中大夫”、
3、“旅帅皆下大夫”2。同时设立了司马制，设有大司马、军司马、都司马、家司马等，以保证周王对分属各诸侯国军队的统一指挥。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成为各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军权高度集中，国君独揽军队组建、调动、征伐的权限，经常亲率军队出征作战。军队各级指挥官，也都由卿、大夫等各级贵族担任。春秋中期的晋国，出现了统率军队的军将，即所谓“将上军”、“将中军”和“将下军”的高级武官，以后逐渐演变为“将军”这一固定称谓。如孙武在吴为将军。到春秋后期，随着指挥对象的增多，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队指挥难度增大，对统率军队的指挥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要求专任的高级武官来指挥作战。这时，文武分职、将
4、相殊途开始萌芽。军队平时一般由司马管理，战时则“出军命将”，临时由国君任命统军将帅，战争结束后，即解除其指挥权。总体上看，春秋时期及以前，指挥员是兼职的，国王统率全国军队，官员不分文武，将相合一，各级贵族平时掌管政务，战时领兵作战。（2）军师和谋士人员出现，指挥机构萌芽奴隶社会初期的战争，军队兵种少，武器简陋，作战方式简单，交战双方主要是通过冲锋格斗决定胜负。国王或统帅亲临战场，用口令或借助一些简单的视觉工具和音响器材就能指挥军队。随着参战兵力逐渐增多，战争规模日益扩大，需要有更多的助手协助将帅实施指挥。据说苑记载，公元前16世纪夏末的伊尹辅佐商汤推翻了夏桀。“伊尹去汤适夏”，离间夏朝各国，侦
5、察夏朝的情况，为汤出谋划策，取得鸣条之战的胜利，灭亡了夏朝，其角色就是古代的智囊和谋士。西周的吕尚，在辅佐武王伐纣的战争中，也起到了谋士的作用。史记记载，周文王发现吕尚以后，“载与俱归，立为师”3。周武王继位后，尊其为“师尚父”。在姜尚辅佐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武王只是名义上的盟主或盟军统帅，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姜尚，调兵遣将皆由姜尚策划。史记称：“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事之言兵皆宗太公（即姜尚）为本谋。”4“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5姜尚是我国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相当于现代的参谋长性质的军师。进入春秋以后，生产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战争也逐步扩大，群雄纷起，诸侯割据，激烈的军事斗争伴随
6、着频繁的外交斗争。同时，战场上军队间的联络、侦察情报、天文气象、工程等内容进入了将帅指挥活动领域，随着指挥内容的增多，将帅个人或少数智囊已难以周全地实施指挥。于是，春秋末期便出现以出谋划策为职业的谋士群，辅佐将帅指挥。到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等，每人都养有“门客”（谋士）3000名，颇具规模。这一时期军师、谋士数量众多，群体幕僚相对固定，虽然组织形式大多是松散的，以分散的献计献策活动为主，或是统帅临时组织几个参谋人员的小群筹划活动为主，作用十分有限，但其职能范围已经扩大。外国军队的“参谋”组织基本和我国相同。据记载，公元前六世纪的波斯军队编有情报、行政
7、、后勤、工兵军官掌握业务。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军队有类似的参谋组织，设有秘书、副官、宪兵、补给和测量人员，还有许多专家协助指挥，如欧曼任秘书或副官长，吕德为工兵军官等。公元前1世纪恺撒时代的罗马军队中，设有观察员、侍从官、秘书和传令官等谋士协助主帅指挥。剑桥上古史中载，罗马帝国时代参谋人员已有屡见，如西皮阿是庞培的副帅，提庇流斯做过提多斯的参谋，里锡尼斯做过图拉真的参谋，等等。可见，外国军队中参谋人员也较早出现，但与我国最早出现的参谋人员相比，要晚一千多年。在漫长的奴隶制时期，谋士（幕僚）都是以个体的形式为指挥员出谋划策，作用非常有限，起不到全面组织指挥部队作战的作用。然而，正是这些军师、谋士
8、或幕僚及其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指挥机构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2、指挥对象以步兵、车兵为主，并逐步走向多元原始社会末期的武装，是用石兵器和少量青铜兵器徒步格斗的原始步兵，又称徒兵。在我国，夏王朝时建立了第一支奴隶主阶级的军队，由步兵、车兵组成，步兵是主要兵种。商代的兵种也主要是步兵和车兵两种。西周建立了职业化的国家常备军，主要兵种是车兵。春秋时期，车兵是各诸侯国军队的主要兵种，每个诸侯国都拥有大量战车。如春秋后期的晋国和楚国，拥有的战车各达5000-6000辆。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诸侯争霸战争的需要，长江中下游经济比较发达的吴、越等国，建立了舟师（又称水军或水师）。这样，春秋末期列
9、国军队中，已开始形成车兵、步兵、舟兵三大兵种，在个别国家里，还出现了骑兵的雏形。在国外，据史料记载，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公元前30世纪的古埃及王国。奴隶制时代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有陆海两个军种。陆军分为步兵、骑兵、战车兵、工兵、辎重兵和象兵。步兵又分为轻步兵和重步兵，甚至还有所谓中步兵。战车兵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6世纪的苏美尔城邦；埃及新王国时期战车兵成为与步兵并列的独立兵种；古罗马时期在作战行动中已使用战车兵。古希腊军队一般分为陆军和海军，陆军由步兵和骑兵组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中，希腊诸军在过去的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两个基本兵种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兵种，即“轻盾兵”，也
10、称为中装步兵。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埃及，骑兵成为一个新兴的兵种。随着军事活动的频繁和日益复杂化，逐渐形成了从步兵中分离出一部分担负军事工程保障任务的工兵。世界上第一次将工兵组建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的统帅是亚述帝国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其工兵主要担负开路、搭桥、修筑营垒的任务。辎重兵大约与工兵同时产生，亚述、古希腊、马其顿和罗马的军队中都有辎重兵担负作战补给任务。象兵的存在则仅限于印度、非洲等产象地区。据记载，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已有了象兵，北非强国迦太基的军队中也建立了象兵。除了陆军以外，许多国家拥有海军。例如，埃及在古王国时期，就有了以商船代充舰船的早期海军；地中海地区的
11、腓尼基依靠海军力量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古希腊的雅典，其海军到5世纪已发展成为有100多艘大舰船的强大舰队；罗马共和国时期，其海军舰队已达到拥有300400艘舰船的强大规模。3、指挥手段简单，以手工指挥器材为主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其指挥尚处于最原始的形态，通常是以手势、口语、号角、鼙鼓等简易的指挥工具所发出的目视和音响信号来实现的。酋长可以直接观察战场，用口令或其它一些原始简陋的工具指挥作战。相传在四、五千年前，在黄帝与蚩尤进行的涿鹿之战中，就有吹号角、击鼙鼓之说。我国自夏朝之后，开始逐步使用以简易信号为标志的指挥手段。据司马法记载，夏代军队是用黑色旗子为指示标志，由专门人（旗手）执掌。用画有日、
12、月形的“章”，作为识别符号6。除了用旗指挥联络外，也使用鼓等音响器材作为通信联络工具。尚书牧誓一文中记载了周武王指挥牧野之战的情况：“武王左杖黄铖、右秉白旄，以麾（周武王左手拿着一种叫黄铖的兵器，右手拿着一种叫白旄的指挥旗，用于指挥军中作战）”7。春秋时期，金、鼓、旌旗成为普遍使用的指挥器材。孙子军争篇引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金、鼓、旌旗号称军队之“三官”，它们构成了军中的指挥号令系统，在行军、作战及部队训练等军事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用管子兵法的话说，就是“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
13、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8一般地说，鼓是指挥部队进攻出击的信号，金（锣）是指挥部队防御、退却或停止行动的信号，旌旗是标志各级将领身份或指挥部队进攻方向的信号。对指挥工具的运用也有细致具体的规定，当时各级指挥官持有与本人身份相符的各种信号器械：“十人之帅执钲，百人之帅执铎，千人之帅执鼓，万人之帅执大鼓。”9各种信号器械在使用的场合和时间上也有大致的分工：“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10即便是同一种指挥信号器械，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实战要求，发出多种含义的信号。可见，春秋时期及以前，口令、手势、号角、旌旗、金鼓等是主要的指挥工具和手段。西方同期指挥工具的发展情况与中国相仿。印度在吠陀时代（公元前
14、14世纪公元前6世纪）已有了军旗和军乐。公元前1000年左右，埃及人已用石灰鞣革制鼓来指挥军队。古代希腊人作战主要的传令工具是牛角和螺号。总体上看，奴隶社会时期指挥手段主要以简易工具实施近距离指挥为主。（二）指挥中的情报、决策、计划、控制活动比较简单，开始出现兵种之间的协同1、情报成为指挥者施计用谋的主要依据，情报活动受到重视情报活动是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调查了解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古代黄帝时期，人们就有了了解社会情况的情报意识。黄帝曾令大臣牧秘密出行，周游四方，了解先民们的心声，考察社会情况，以便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步形成，原始社会部落首领酋长转化为奴隶社会的
15、奴隶主、族、王、统帅，他们为在兼并战争中取胜，经常把原始社会使用过的调查了解手段运用于战争之中，以便掌握与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信息，这样就产生了军事情报活动。我国古代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运用侦察手段获取情报的是著名的“少康中兴”事件。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一度为有穷氏推翻，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朝的第六代国王少康在复国过程中，曾“使女艾谍浇”11（女艾是少康的官员，浇是有穷氏国王的儿子）。少康在恢复夏朝统治的斗争中，运用侦察手段，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开创了中国古代侦察活动的先河，故有中国“用间始于夏之康”之说。商汤灭夏战争中，商汤派遣伊尹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伊尹去汤适夏”，探知了
16、夏王朝的情况，破坏了夏王朝内部的团结，离间了夏王朝与各方国、部落的关系，孤立和削弱了夏王朝的力量，为覆灭夏王朝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以高级人物打入敌方进行间谍活动的例子。此时的情报活动，是以个人活动为主的。春秋时期，是古代战争和军事理论的大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侦察情报活动和情报理论发展非常活跃的时期。随着有组织的大批军队参加作战，战争规模扩大，战场范围日趋广阔。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为了克敌制胜，必须制定战略战法，而制定战略战法，又必须预先侦察了解敌人的情况。这对侦察情报的内容、时效及可靠性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情报活动的发展。人力侦察是奴隶社会时期情报获取的主要手段。从古籍记载来看，奴隶社会情报获取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利用公开活动获取情报。春秋、战国时期，国君之间的盟和会（首脑会晤），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