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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乔姆斯基理论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讨论婴儿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区别文学院 08人文乔姆斯基是现代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去的创始人。关于语言的生成与习得问题，他借鉴了认知神经科学家C.R.Gallistel提出的“学习模块”的观点。作为一位认知神经科学家，Gallistel的观点是相对于所有动物的共同属性而言的。他认为，对于所有动物而言，学习都是一种本能，是基于与生俱来的某种可以称之为“学习模块”的生理机制上的。而这些学习机制则有可能是大众的器官或者神经回路，其结构能使它们能够执行某种“特殊的运算”。很显然乔姆斯基受到了这个说法的启发。对人类而言，语言也是一种能力，也需要学习，因而他提出“人类
2、语言习得是本能的，以一个特殊的”语言器官“为标准。Gallistel所提倡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很难去试图避免以下结论：人类生物天赋的一部分就是一个特异性的”语言器官“或语言能力。存在一种天赋的”语言模块“，可用来解释在相同经历下，婴儿的语言发展为何明显不同于她的宠物猫（或猩猩，或其他动物）。”（乔姆斯基语言与脑第三部分，杨玉芳译，选自朱滢主编实验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可见，乔姆斯基的观点是语言能力是先天存在的，是对与生俱来的一种语言机制的掌握，这也是人在语言上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并且，乔姆斯基提出这种机制就在人脑中，是某种器官或者神经回路。现代的认知神经观点证实了这种猜测。这也很能说明为什么
3、在20世纪初的众多以黑猩猩为被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验中，心理学家们想让黑猩猩学会语言的努力总是失败了。在那时，专家们总以为佝偻的体型阻碍了黑猩猩的发声系统，使得它无法说话，因而也失去了自我强化的机会。然而关于为什么黑猩猩总是无法用语法来结构语汇的原因，专家们却很难解释清楚，唯一的解释是“人类的智商天生要比动物高”。然而当认知心理学派和现代认知神经科学发生和发展后，通过功能核磁共振（fMIR）和其他的一些科技手段，人们发现在人的大脑中确实有特定的“语言机制”语言功能中枢。大脑皮层的九大功能中枢分布如上图。在这九个神经功能中枢中，眼球运动神经中枢、运动中枢、感觉中枢、视觉中枢和听觉中枢是人与动物共
4、有的，而书写中枢、视觉性语言中枢（阅读中枢）、听觉型语言中枢（听话中枢）和运动性语言中枢（说话中枢）则是人类特有的。也就是说，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观点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这四个中枢而动物没有，也即，人有语言。这也印证了乔姆斯基“先天的语言机制”的说法，也能说明为什么大猩猩不可能学会人类的语言因为大猩猩的大脑里从来没有过这些神经中枢。按乔姆斯基的话来说，大猩猩的脑中根本不存在“语言机制”，因而也不可能勉强他学会“语言机制”才能习得的能力也就是语言。同样，一些心理学实验也证实了乔姆斯基的说法。例如，为了说明语言是一个自动化习得的过程，心理学家Stromswold对14个幼儿的英语学习进行了系
5、统的观察和比较分析。他发现孩子们在谈话过程中自动形成了关于语汇、语法等的用法习惯，很少出现混淆（如助动词和实义动词在用法上的混淆、各种领属之间的混淆等）和错误（如词语组合错误、语序错误等）。但这并不是说孩子们不会犯错误，而他们所犯的大多是一些类型比较固定的生成性的错误，如特殊动词形态（过去式、过去分词等）的过分规范化等。这也说明，孩子们不是重复从父母那里听到的语言（如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提出的语言生成论），而是生成性地使用语言。因而这也就说明在语言的获得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某些特殊的先天机制，促进幼儿语言的习得和发展。然而乔姆斯基所忽略的一点是，这些“语言机制”，也就是大脑中的语言神经中枢并不是上
6、帝安排到人的脑子里去的，而是在人的进化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同时，语言习得并不等于语言能力，语言习得本能与语言本能是两个问题。语言习得本能只是一种关于习得的本能，也就是人类有学习语言而不是掌握语言的本能；而语言本能则是人天生便掌握了语言，语言是一种本能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引发了两个问题：其一，如果不按时刺激这些神经中枢，人会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没有习得过语言的人是不是有社会性？他在成年后习得语言是否还会像幼儿习得那样顺利？其二，人类这个“语言机制”的发展和产生是在语言出现之前还是之后？它为什么会发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了公认的答案：如果不按时刺激并激活这些语言神经中枢，个体日后的
7、语言习得和社会化过程将变得相当困难。当然，在今天，找一个婴儿让他此后十几年都不接触语言显然是残忍而不可实现的。然而我们已经有了现成的例子，那就是“狼孩”的发现。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东北的一个名叫米德纳波尔的小城，人们在洞穴中发现了两个和狼群生活在一起的小女孩。她们吃喝都像狼一样，双手仅仅用于爬行。被发现的时候，大的女孩年约七八岁，小的约两岁。在被发现后，尽管他们学习用双腿站立，但夜间嚎叫、扑食鸟类和吞食动物的习性却改不掉。最重要的是她们几乎无法学习语言：经过7年的教育，才掌握45个词,勉强地学几句话。也就是说,狼孩在7岁之前，她大脑中的语言机能中枢（也就是乔姆斯基所谓“语言机制”）基本完
8、全没有被刺激过。而在七岁之后，即使经过教育，她的语言功能也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也没有生成语言的能力。唯一可以猜测到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刺激和激活，狼孩头脑中的语言功能中枢已经萎缩了，从而失去了生成语言的能力，因而在七岁以后重新学习语言也变得相当困难。一个相似的例子是一个著名的大猩猩实验。1931年，心理学家温思罗普凯洛格将一个7个月大的雌性黑猩猩接到家中，与他10各月大的儿子唐纳德一同抚养教育。然而，9各月的实验过程结束后，唐纳德仅仅掌握了3个词。而与之相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平均可以掌握50个词，并用这些词造句。而唐纳德则完全没有造句的能力。“唐纳德完美地拷贝了黑猩猩索要食物的叫声，为了得到一个橘
9、子发出剧烈的喘息声。凯格洛本想把一只猴子教育成人，却把一个人教成了猴子。”（雷托U施奈德疯狂实验史，三联书店）可以想象，一个家庭中父母的教育不可能不使用语言，不可能没有关于语言的内容，然而孩子对语言的学习，由于有了大猩猩的影响，被大大地削弱了。由此可以见到的是，语言虽然与人脑中的先天机制有关，但并不是与环境无关。如果没有适时的环境刺激，即使有“语言机制”这种神经中枢存在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我们不妨回溯到爱德华萨丕尔的观点，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先天注定要说话，也是对的。但这完全是由于他不止出生在自然界里，同时也出生在社会怀抱之中。而社会一定会，大概一定会，领导他走向社会传统。言语是一
10、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语言论第3页，商务印书馆)。乔姆斯基与萨丕尔的观点各自有其道理，可见大脑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其实才是幼儿语言习得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单一的语言机制或者社会作用。传统的认知神经科学观点认为人的语言机能中枢位于人的左半脑。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东方人的语言神经中枢在脑中的分布与西方人有明显不同。西方人的语言神经中枢只位于人的左脑，而东方人的语言神经中枢则有一部分在左脑，另有一部分在右脑。这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等即使在大脑损伤后也很少罹患失语症的原因。而大脑神经中枢位置不同，这大概也是跨文化的第二语言习得的难点所在。一方面，大多数第二语言习得的时间是在7岁以后，这时人脑的“语言机制”语言功能中枢的最佳激活时间已经错过，人脑的“语言机制”已经基本定型，很难在接受新的激活和刺激。而另一方面，跨文化的第二语言习得意味着要刺激在自己大脑中本不是语言功能中枢的区域使之形成语言机制，抑或要让自己原有的语言功能中枢重新接受另一种语言的刺激激活，而这种语言很有可能是不适合这个“语言机制”的，是强行被装在里面的。无论哪种，都有可能造成语言本身与人脑的“语言机制”的不匹配，这也很有可能是造成中国人认为英语难学、西方人认为中文难学的最重要原因。而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