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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西南联大的力量（上篇）西南联大：一所消逝66年的大学 记者 强这是一所已经解体消逝了66年的大学，但她始终存于很多人的心中一部分人是曾在这所大学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日子，如今垂垂老矣，却念念不忘；另一部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所由清华大学、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起来，因抗战被迫迁至“西南”的大学，空前绝后。在持续8年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这里传承中华文化，在泥墙陋室里保持知识明灯不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介石邀请了众多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大学校长梦麟、私立南开大学校长伯苓都在庐山开会。事变的消息传开，几位校长都接
2、到了学校发来的加急电报，要求他们迅速回校应变。平津告急，学校危在旦夕。10天后，梅贻琦致电清华教务长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组成国立临时大学。当年年底，陷落。临时大学被迫再迁。但是有600多学生退学参战或转学、回家乡，还有820名学生表示愿意前往。第二年4月，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1946年7月。南迁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当时的中国，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并不是特有现象。随着战火逐步蔓延到华北各地，北方和长江下游的一所所大学纷纷迁往陆。到1941年初，战前的114所大专院
3、校中，已有77所迁移。临时大学的师生分为3路，于1938年2月起程，一路到，经乘船到越南，再到；一路到广西，再经越南到；还有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历时68天、行程1663.6公里，横跨3省到，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能加入旅行团徒步到的学生是经过挑选的，最终有244名体格健壮的男生被选中，11位教师参加了步行，其中有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育学系教授黄钰生、生物学系教授继侗和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即便有省主席治中委派的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这一路也充满了艰险：师生们在湘西遇到土匪，在穿过公开售卖鸦片的集市，夜晚要么是露宿，要么睡在曾经吊死过女人的屋子里但一路走来又是有趣的。学生们在教授指导下
4、，社会学系的调查农村状况，经济学系的采集当地生产生活资料。黄钰生听见老乡唱山歌就很兴奋，两个多月行程结束，他采集到2000多首民歌。而昆虫学家毛应斗一边走，一边用网子抓蝴蝶做标本。吴征镒则是采集树叶他是植物学家。曾昭抡教授从不抄近路，宁愿绕行著名的二十四盘。联大教师、后来著名的植物学家吴征镒在长征日记中记载，曾先生走路一丝不苟，“每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折，因此大约是全团走路最多的。”而每当步行结束，不管走得多累，曾昭抡都会写段日记。最独特的是学生查良铮，他带着一本英汉字典出发，每天记几页单词，然后就撕去那几页，到时，字典已化为乌有，单词都装进脑子里了。走累了，闻一多会用英语唱一曲风行一时的美国
5、歌胡安妮塔和桑塔露西亚。有的学生则热衷于打桥牌。他们匆匆赶完别人要花两倍时间才能走完的路程，然后找一处地方打牌，等别人追上来都走远了，就赶紧撵上去，再跑到前面去打牌终于走进的金马碧鸡坊时，当地人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跑警报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在的日子并不太平。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后来在一篇名为疏散的文章中说，跑警报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战火的不断蔓延，使得警报几乎天天有。年轻的费
6、教授就把翻译人文类型当做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大家慢慢摸索出早上十点多最有可能来警报，费孝通想，一跑就得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两点才能回来，于是一吃过早饭，他就让“太太煮饭，警报来时，饭也快熟了，闷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了。”一路上遇到跑警报的，多是联大的熟人，跑警报于是就成了朋友们聚谈的机会。“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的，深秋和初冬的太阳是别外的可爱，风也温暖。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1940年9月的一天，日军轰炸联大，费孝通踏着砖堆找到屋子，“整整齐齐一个院子，现在成了一座破庙，全都压在一寸多
7、厚的灰尘下。我房里的窗，玻璃全碎了，刷去桌上的灰，一叠稿子还好好的，所损失的只是一个热水瓶。”“到厨房里端出一锅饭菜，饭上也有一层灰，把灰夹走，还是雪白的一锅饭，我们就在院子里坐下来，吃了这顿饭。”联大的师生们都经历了战火洗礼。经济学家岱回忆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早年在清华读书时因为踢足球意外失去一条腿的光旦教授，拄着拐杖跑警报，一边跑一边自嘲说，看，我跑警报不比你们慢吧。那些远去的大师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人在某种条件下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主要是联
8、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8月下旬，。记者探访位于师大学校的西南联大旧址，如今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收藏有大量文献实物的纪念馆记载，联大当时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最多时拥有近3000名学生，是战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不只是学生众多更多的是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友兰说，我们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命运，被异族驱逐到南方，但我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哲人、学者，济济一堂。这是联大教授的学术丰产期。还在临时大学时，汤用彤就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的问道也问世了，友兰著名的“新六书”之一新理学也杀青。而有名的也不仅是教授们联大的通才教育将课程设置口径放宽，
9、让学生自由选择。文法学院学生必须选修自然科学，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数理化概论，每课都由两三位教授同时开课。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各自讲授楚辞，学生旁听，激发独立思考。寅恪有次讲隋唐史，第一堂课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联大教授很少有人年复一年照本宣科，以开创闻名。于是，学生们像追星似的去听优生学家光旦的社会学讲座，红学大家文典关于红楼梦的专题，钱穆的中国通史即便是在早晨六点到七点开课，仍然很受欢迎。其实，选修钱穆中国通史的不过数十人，旁听者多达数百人，站着听课是常事。想想都使人兴奋：闻一多讲诗经
10、，许维遹讲左传，文典讲庄子，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商学系教授岱后来评价说，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人在某种条件下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自由的学风并不意味着散漫。由西南联大校友会1996年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1937年至1946年，共有8000名学生通过了联大的入学考试，最终联大学籍毕业的本科生近2500名、专科生约200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生1280名、研究生74名总计毕业约4000名，既是当时中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又可见其严格。被迫的最佳选择因为有了联
11、大，使得战争未能打破文化传统，教育得以延续，使学生能够在虽然艰苦但精神仍存的环境里从事学业。1994年读书第12期刊载了学者泳的西南联大的启示。较之于此前有些文章只限于对联大历史的追忆，泳认为，联大的成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应将其视为知识分子群体合作的典。从历史表象上看，三校南迁，设立西南联大，有一定的偶然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随着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三校南迁对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来说，也是唯一的最佳选择。因为有了联大，使得战争未能打破文化传统，教育得以延续，使学生能够在虽然艰苦但精神仍存的环境里从事学业。这种联合确是被迫的选择，但也体现了某种优势。抗战胜利后，西南联
12、大完成历史使命，于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北返，至当年7月31日宣告结束。为感人民的支持，联大将师学院留在，改称国立师学院，1984年，更名为师大学。1946年5月，梅贻琦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最后一句感慨道“本校之存在与抗战相始终，而实将与国同休，永垂无极也。”（本文写作参考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联大教授、联大八年、中国的大学等书）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但是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梅贻琦先生的这句话阐释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西南联大，可谓大师云集
13、。在当年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大师们坚持学术研究。1943年3月，英国科技史专家约瑟访问联大后称赞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边远地区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西南联大的力量下篇西南联大承载的“大学精神” 记者强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的西南联大教授从文先生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时条件那么苦，但为什么联大八年培养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人们都知道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其实联大还有一幅解释校训的对联：“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这也就说明了为何已经消逝66年了，西南联合大学还被人们念念不忘。“联大
14、人”的性情、思想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性魅力。而联大，这所不普通的大学，就是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精神的化身。1946年1月29日，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的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和光旦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于后，即乞核定。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闻一多 上 卅五，一，廿九这封几十年前的短笺，让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泳如今感慨万端。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封日常的工作信函，但泳认为，其实它体现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而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
15、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梅贻琦接到这封公函，连同名字、日期，只批示了几个字：“照办琦一，卅”。泳说，教授前一天写信，校长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见教授的地位。联大的合作与宽容伯苓：“我的表，你带（戴）着。”梦麟：“不管者所以管也。”梅贻琦：“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梅贻琦的名言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在中国的大学一书中这样定义什么是大学：“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梅贻琦曾是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伯苓的得意门生。到了三校联合成了联大时，南开大学校长伯苓对北大校长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而梦麟则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身为联大三位常委之一的梦麟后来还说过，“孟真（傅斯年的字）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其实梦麟深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