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辑出版史:秦汉时期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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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章,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了维护和加强新建的统一王朝的中央集权,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果断地推行了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等重大革新政策,对于思想学术方面采取严厉的抑制政策:焚书坑儒,战国时期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被一扫而空,在自由氛围中建立起来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图书编纂传播活动遭到极大打击。至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亡国,昙花一现的秦王朝在图书编纂和文化传播方面建树甚微。,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击溃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新的统一政权西汉王朝。至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五年东汉王朝覆灭,两汉刘氏王朝前后君临天下400多年。这400多年间,两汉王朝在思想文化建设上取得了重大

2、成就,重建藏书之室,广开献书之路,图书的编纂出版活动相对繁荣,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编纂学家,开创了一批图书编辑的新体例,出版了一批辉映古今的历史文化巨著。,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蔡伦完成了对造纸术的革新改造,纸开始逐渐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从而奠定了图书编辑出版事业得到更大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秦汉时期,尤其是两汉的图书编纂出版活动,在图书种类和编辑体例方面都有建树,为后世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文化政策与图书编校机构,一、秦王朝的统一与文化政策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历六世而至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于咸阳称帝。风云际会的战国时期,诸侯长期割据分治,在政治制度、地域区划

3、、经济措施和思想文化政策各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差异。,新政权实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首先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以消除这些差异,真正做到天下统一。在思想文化方面,秦王朝的统一措施是书同文和禁私学。,1.书同文 秦王朝统一以前,商代文字以甲骨文为代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字以金文为代表,战国时期的文字比较复杂,已知的主要有金文、货币、古玺、封泥、陶文、石刻和简帛,出现了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纷乱情况。,秦统一后,原六国文字存在极大区域性差异,文字使用情况较为混乱,直接影响到政令的畅达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于是,迅速统一文字就成为新政权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秦相李斯奏请以秦文

4、字为规范,“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开始了“书同文”的进程。 周代文字笔画繁复,称为大篆,相传创自太史籀,故又称籀文。今存石鼓文即其代表。,大篆 :,大篆:,大篆:,大篆,大篆,李斯统一、整理文字,即以大篆为基础,省去繁复,简化笔画,形成一种形体偏长、匀圆整齐的新文字,名为“秦篆”;又因其脱胎于春秋战国之大篆,故别有“小篆”之称。此后,“小篆”被作为官方文字,颁行全国。今存琅琊台石刻、泰山石刻残石,即小篆的代表。,泰山石刻,下同,小篆,小篆:弄狗厨印,小篆:右马将厩,小篆:右马将厩,小篆:中官徒府,小篆,与此同时,有狱吏程邈善书大篆,因罪被羁押在云阳狱,于是着意搜集当时隶人(胥吏)较为简略的书写体

5、,潜心琢磨,创造出了一种形体扁平、便于书写的字体,称为“隶书”。秦隶出于秦篆,是因为当时狱吏事务繁忙,使用笔画圆转的秦篆在时间上难以应付,于是在书写时简略笔画所致,因此其字形结构仍呈现出较多隶书的痕迹。,后来,经过汉人的发展完善,秦隶才最终形成了在笔势、结构上与秦篆完全不同的字体。正因如此,许慎说是“初有隶书”。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文字是秦代手书秦隶的代表作。,通过统一文字,秦王朝公布了经官方认可的书体种: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没有六国古文。六国文字自此归于灭绝。,汉字演变图,秦统一文字是我国文字演变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书同文的结果,是秦王朝在广袤的统治区内,有效地消除

6、了“文字异形”给统一事业带来的种种影响。必须指出的是,书同文的进程并没有在秦代短暂的十几年中完成,而是经历汉初几十年不间断地使用完善,才逐步走向定型的。,2.禁私学 秦王朝实行严禁私学的文化政策,其具体表现就是先后爆发了焚书、坑儒事件。,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始皇在咸阳宫置酒宴请群臣,议论国家大事。席间,儒生淳于越主张师承古法,分封诸侯。丞相李斯严辞抨击儒生复古分封之非,痛陈以古非今、各尊私学对贯彻执行当朝政令的弊害,遂提出焚书之议。,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纪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

7、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460余人,全部 坑杀。,陕西渭南传说中的秦朝“焚书堆”遗址,然而,秦始皇、李斯对思想文化上的反对派采取“焚书坑儒”这样的剿灭政策,显得十分简单、残暴,因而大失人心。唐代诗人章碣有一首焚书坑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东山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焚书,虽然以民间藏书为主,没有涉及官藏书籍,司马迁和东汉王充都十分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但是,这种大规模人为焚毁图书的文化剿灭活动,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却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对秦代和汉初

8、的文化传播及图书编辑活动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二、两汉时期的文化政策 秦末暴政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使意欲“传之无穷”的秦王朝成为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引起新统治者的极大警觉。早在汉室初兴之际,以高参身份客从刘邦平天下的儒者陆贾,就受命总结秦所以遽失天下的历史原因。,这位在西汉学术史上与董仲舒、司马迁、刘向齐名的学者放笔纵论,上新语12篇,其中无为篇总结秦政之失在于“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推崇虞舜、周公无为而治的施政思想,阐发无为而无不为的妙旨,为汉初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依据。,汉朝政权在性质上与秦朝是一致的,也是中

9、央集权制。但是,在吸取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后,汉朝统治集团在施行“与民生息”的治国大政的同时,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汉高祖即位不久,即废除秦代对私学的禁令。,惠帝四年(前191)更诏告天下取消“挟书律”,秦始皇在文化上施行的简单、野蛮的政策得到了纠正。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汉代的文化建设事业开始步入逐渐复苏而繁荣的时期,其标志之一就是图书编纂出版活动得到加强,成果累累。,汉代的文化政策是统治者为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从根本上讲也是专制的。所以,尽管其文化政策对各学派较为宽容,而受制于文化政策的图书编辑出版活动仍然表现出了对官方哲学和文化思想的回归。从汉高祖至武帝百年之间,法家、兵家

10、、道家,最后是儒家的思想先后成为官方哲学。,终汉一代,在思想文化政策方面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武帝时期树起了“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旗帜。这一政策的确立,对汉代乃至历代文化政策和图书编辑事业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儒家被奉为官方哲学,是汉兴以来文化学术综合工作的产物,是由现实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武帝登基执政后,蓄势已久的汉王朝开始进入大规模靖边扩张的强盛期,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已经无法适应发扬踔厉的汉武帝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多欲政治制度需要。为此,大儒董仲舒进行了新的学术综合工作,他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诸子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

11、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汉武帝所尊之儒术,已非孔孟之儒,而是经董仲舒改造后,以儒学为基础,融合道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等各派学说的综合体,其核心是尊奉大一统,强调法治。这种外儒内法、王霸合流的新儒学,符合武帝多欲政治的需要。汉武帝独尊儒术,表明他已经完成了政治和学术思想的统一。,然而,汉武帝本不好儒学,尊儒只是徒有虚名。所以,武帝之世,儒家经典并没有如意想中的那样得到迅速繁衍。宣帝虽然喜好刑名之学,但却能极力宣扬和倡导儒学。至西汉后期,好尚儒学的汉成帝精于诗、书,观览古文,所以命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古籍。天下图书,以六艺为先,儒学作为官方

12、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首要地位,通过国家图书目录的形式再一次得到重申。,东汉政权沿袭西汉崇儒的文化政策。东汉有不少皇帝崇尚儒学,雅爱典籍。 文化政策一经确定,官方哲学思想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宣扬。东汉一朝,由于帝王的积极倡导,儒学的今古文学派之争逐渐弥合,崇儒的文化政策使儒家经典的编纂活动和出版传播活动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同时带动了其他种类图书的编辑与出版。,三、两汉政府的图书编校机构及其编校活动 两汉时期,文化政策相对稳定,政府征求民间图书活动连年不断,图书的典藏和编校活动十分活跃,形成了系统的国家图书典藏和编校制度。,1.政府图书编校机构 汉高刘邦祖定都长安后,丞相萧何在未央宫中督建了石渠

13、阁、天禄阁、麒麟阁,作为皇家藏书和图书编校场所。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在宫中建造并确定了兰台、东观、仁寿阁、石室、宣明殿等藏书及校书之所。,随着文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公私著述的种类和规模日益扩大,国家典藏和编校任务日益繁重。东汉中期,旧有的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操作模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图书典藏管理和编校工作的需要。,桓帝延熹二年(159),东汉政府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持图书编校工作的政府专门机构秘书监。虽然初创的秘书监仅设监一人,以掌典图书,考合同异。但是,作为专门机构,它的设置意义十分重大。,2.重大的编校活动 西汉王朝建立后,朝廷就开始根据需要组织图书的编校工作。两汉时期,由政府编校

14、机构秉承王命承担的图书编校活动,以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蝉联主持的一次最为著名,成就也最高。其他规模较大的多见于东汉。据后汉书的不完全记载,这一时期的图书编校活动大约有以下数次:,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执政的邓太后诏使谒者刘珍“与校书郎、马融及五经博士,校订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后汉书蔡伦传记载: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校雠家法。,汉顺帝永和元年(136)侍中屯骑校尉伏无忌奉诏与议郎黄景校订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东观汉记。,汉灵帝熹

15、平四年(175),灵帝准蔡邕等人之请,校正六经文字。 熹平六经的校订工作结束后,蔡邕以小字八分将校正的六经,书于石碑,后世称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的镌刻,对后世影响极大。用刻石方式向天下读书人公布经文标准文本的做法,自汉代创立以后,又有魏正始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五代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先后问世。,熹平石经,下同,3.东观修史 东汉明帝时,开始由东观史官撰修本朝纪传体国史,撰修时间断续下延至汉末灵帝时期。永平五年(62年),兰台令班固受命与陈宗、尹敏、孟冀等撰修本朝史事,先后完成了世祖本纪、功臣列传及新市、平林、公孙述载记等28篇。国史初名汉记,后为与荀悦所撰编年体汉记相区别

16、,易名东观汉记。,东观汉记有计划地修撰,开后世朝廷设立史馆修撰国史之先例。东观汉记全书分为五部分:本纪、年表、志、列传、载记,汇集东汉一代史事,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成为后代史家修撰东汉史的主要素材。原书散佚于元明时期,今传以清乾隆时据永乐大典辑录的24卷本为最详之本。,第二节 两汉时期的辉煌编纂成就,一、古今经学之争与经书注疏之学的兴起 经历秦火以及楚汉战争,先秦的文献典籍损毁极其严重,尤其是公元前206年,项羽进入咸阳后,一把大火整整烧了3个月,使秦国百年基业化为灰烬。,据史料记载,刘邦先于项羽进入咸阳,萧何留意典籍,先行取走了秦国丞相府、御史府所藏有关政令法律类书籍,而秦始皇焚书留下来的其他官藏古书,即司马迁所说秦博士官所藏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则都在这把大火中被焚毁。,阿 旁 宫,传自先秦六国的六艺经传和百家之书,原本都为古文,即用战国东方六国文字书写之本。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书同文,三十四年焚烧古书,直到汉代,世传多为汉隶写本,成为今文本。西汉自文帝时开始为学官置博士官,除五经以外,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皆置,博士多达70余人。,武帝罢黜百家博士,于建元五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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