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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民族发展史对于新疆历史和民族发展史的认识和了解，不仅是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现实需要，还是实现新疆地区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因为对历史文化的共识不仅可以加深对于现实问题的认识，还有助于我们增添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以更加饱满的激情去建设我们各民族共有的美好家园。众所周知，新疆地处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北部，欧亚大陆腹地。这种地理环境和区位特点使人类大规模的海上交通畅通之前，新疆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穿行其中。故此，古代世界东西方众多部落、族群的迁徙和交往活动皆在这里留下明显印记，这不仅使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生活聚居地区，
2、还使新疆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多元繁盛、多种宗教并存的基本格局。同时，新疆显要的战略位置也使其成为汉代以后我国历代中央王朝非常关注并用心经营的重要区域。远古时期的新疆人们将有文字记录之前的历史通称“史前时期”。迄今为止，新疆地区还未发现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有文字的遗物和相关记录。但是，从先秦时期开始，我国史籍中已经有一些新疆地区相关的传闻和记录。一、石器、青铜器和早期铁器史前时期的人类历史相对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而言，大致可分为石器、青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等若干阶段，在此之前，人类的发展已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历史。受考古工作局限，目前新疆地区史前文明的发现和研讨总体上还很薄弱。石器时期是人类的童年时代，新疆
3、地区已有的旧石器时期的发现主要是一批在地表采集的石器遗存，其中最早的遗址点是和布克赛尔县和什托洛盖骆驼石遗址。2004年，中外考古工作者在和什托洛盖骆驼石高台两侧发现一大片地表散布着打制石器的区域，其分布面积达20平方公里，地面采集的石器制品有砍砸器、刮削器、薄刃斧和手镐，其中一种在欧洲流行的名为“勒瓦娄哇”风格的石片和长而规范的石叶，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鲜明技术特征，并与我国宁夏水洞沟遗址和交河故城沟西地点的石制品显示出同样的风貌。该遗址因为一处形似“骆驼”的雅丹地貌较为醒目，所以被命名为此名。和什托洛盖骆驼石旧石器遗址是新疆迄今发现的一处最古老的人类活动地点，意义极为重大。除此，相关的
4、旧石器文化遗存还见于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沟西台地、塔什库尔干河谷的吉日尕勒，以及阿尔泰山的彩绘洞窟岩画等。从各地陆续发现的石器遗物的特征分析，至迟在距今约12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大地已经出现人类活动的迹象，早期新疆北部人群主要从事狩猎采集活动。至公元前2000年，新疆地区步入了青铜文明的门槛，其特征是广泛使用青铜冶炼、铜制工具和铜制兵器，并产生了畜牧业和农业。人们因地制宜，从事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哈密盆地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农牧并举的罗布泊地区的小河遗址，以及天山北部和帕米尔高原以畜牧经济为特点的青铜器遗址等，来自东西方不同渊源的多种文化并存的雏形已经出现。公元前700年
5、到西汉时期，新疆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主要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察吾乎、焉布拉克、苏贝希和伊犁河流域等遗址，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各相邻文化及与周边文化之间交流频繁。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新疆成为欧亚大陆东、西两大文化的交流融汇之地的证据日益增多。二、“楼兰美女”及新疆的“人种”说到新疆早期的历史，就不能不对新疆远古时期的居民情况有所认识，亦即当时这里都居住和生活着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众所周知，“人种”或“种族”与人们熟知的“民族”是两个内涵相异的不同概念。史前时期的人群聚落唯有人种之分，并无民族之别。由于新疆所处的特殊位置，尤其是独特的干旱环境保存下来诸多的古代干尸，使这里成为古代“人种
6、博物馆”。在这里可寻找到各种不同来源的人种类型。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若羌县境内罗布泊西北的雅丹台地的古墓中发现一具成年女尸，据调查披露，该女尸保存较好，深褐色长发披肩，上身裹粗毛布，下身裹羊皮，头戴毡帽，帽侧插羽毛，随葬有草编篓、木梳等物。经过对墓地出土毛布和毛皮标本的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3880年左右，属于青铜时代。后来人们经过对这具女尸的复原，就形成了现在人所共知的“楼兰美女”像。除此，考古工作者曾在楼兰故城以及附近地区出土数具古人干尸。楼兰古尸深目高鼻、头发呈黄色，具有原始欧洲人种的典型特征。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属于史前时期的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沟遗址、小河墓地和哈密
7、焉不拉克古墓出土的人骨测量及对古尸容貌的观察研究表明：这些居民中一部分是欧罗巴人种（白种人），还有一些属于蒙古人种（黄种人）。并且，东部地区蒙古人种因素多一些，而西部地区欧罗巴人种特征多一些。与此同时，更多的人种形态则呈各人种支系类型混杂或变异特点。例如小河墓地和孔雀河古墓沟的人种学资料证明，至少在青铜时代早期，具有原始欧洲人种成分的居民已经定居在罗布泊地区；哈密市五堡、焉布拉克墓地资料则显示，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后，哈密地区已经出现了蒙古人种成分的居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当地居民里蒙古人种特征更加明显。新疆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推动东西方两大人种在新疆地区接触、融合，使新疆地区在
8、史前时期就已呈现出种族多源、文化各具特色的人文历史格局。它直接影响到汉代以后乃至现代新疆居民的人种构成类型和基本特点。三、周穆王西巡的传闻早在先秦时期，新疆就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北部的“草原丝路”（独目人）和南部的“玉石之路”很久之前即已畅通。新疆同中原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在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等我国先秦时期的汉文古籍里，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这些传闻资料真实反映了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反映先秦时期新疆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相关传闻记录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就是周穆王西巡，及其和西王母瑶池相会的故事。那么说到周穆王，据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确有周穆王这个人，他是我
9、国西周时代的第五位皇帝，姬姓，名满，距今约3000年左右。至于所谓西王母其人，虽然人们有很多传闻臆测，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观点，她很可能是史书中对于远古时期的我国西北地区某位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呼。我们目前对于周穆王西巡西北的相关记录，主要见载于战国时期形成的一部古书穆天子传中，这部重要的先秦时期的古籍本身的问世现身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原来在我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盗墓贼一次偶尔的活动失误方才使穆天子传为世人所知。根据穆天子传书里所述，周穆王当由宗周（洛阳）出发，游漳水、过雁门、渡黄河，经过燕然山（今杭爱山）至今青海西宁市，然后从柴达木盆地西进塔里木盆地，登昆仑山，与西王母饮宴酬酢。复继续向西北方向
10、行进，饮楚河水，猎于塔拉斯草原，经阿尔泰山南部，渡额尔齐斯河，顺“丝绸之路”草原路东进入河套地区，一路经居延海，逾阴山，东归陕西华县地。往返25000里，历时两年。郭沫若先生指出，穆天子传一书的传神之处就是把当时我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以及和中亚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通过周穆王西行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因为目前研究表明，周穆王在位时的确曾经发兵西征，讨伐西北部族犬戎，但是是否到过新疆及以西地区，还未有可靠的史料依据，所以有人以为，穆天子传里记述的周穆王更像一位冒险西域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商贾形象。在这支西行的商队同当地交换的物品中，玉石占据相当大比例。在赠予物品里，又以丝织品、布匹为大宗，所以这种
11、以贡赐形式表现出来的西域同中原地区经济往来的关系似乎还告诉我们：先秦时期东西经济交往的主要物品还是玉石、丝绸，所以一些人们饶有兴致地将早期的“丝绸之路”又称为“玉石之路”，这的确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国古籍山海经尚书大全列子穆王篇史记周秦本记中皆有西王母来朝贡献玉石的记载。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一座王室墓葬（殷王武丁妻子妇好）里，出土有玉器756件，这批年代距今3200余年的色泽鲜润的玉器，经专家鉴定，其材料都是新疆软玉。新疆各地诸多考古文物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人们发现，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陶器大多源于东方系统，如双耳菱格纹彩陶罐就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的典
12、型器物；陶器上流行的垂带纹、网格纹、手形纹又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陶器接近，可见，早在距今4000年前马厂和四坝这两种甘肃早期文化已经扎根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新疆远离大海，本地不产海菊贝，但是，从哈密天山北路、五堡、焉布拉克墓地，经吐鲁番盆地的洋海、和静的察吾乎沟口，西到罗布泊和洛浦县山甫拉墓地都普遍出土海贝类制作的装饰物，如珊瑚珠等，这类海菊贝都源于我国东南沿海。乌鲁木齐南山矿区以及阿拉沟等地墓葬里还陆续出土了一些中原地区输入的漆器、丝绸以及铜镜等物品。西方文献中很早就有“赛里斯”的传闻，“赛里斯”是“丝”的音译，后来变成当时人们对于传输丝绸到西方的中国人的统称，说明华夏先民的步履早已进入新疆
13、，新疆各地同中原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联系。西汉时期的新疆各民族汉代司马迁书中开始对新疆地区有了清楚的记录。天山南北广阔地区多民族聚居生活的真实图景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西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新疆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疆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西域36国（塞、羌人）及其文化我国先秦时期的史书中，将当时新疆的古代部落或民族群体统称为“西戎”，这是以黄河中、下游的所谓“中国（中原地区）”为坐标，与此相对应的其他周边区域还有东夷、南蛮和北狄。西汉时期，当时的人们将今天阳关、嘉峪关以西地区称为“西域”，也就是汉朝的西部地区。西域地区以天山为界，在北部地区主要
14、活动的是逐水草而流徙的游牧民族，故被称之“行国”，主要是塞人、月氏人、车师人、乌孙人和匈奴人等；天山以南则主要是农耕定居的各个民族群落，他们往往以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区为团聚地，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居的农业田园生活。史籍中称他们为“城郭”，因为当时以绿洲为中心的城郭数量不少，故史称“城郭诸国”。西域所谓“36国”中的大多数都是指的他们，其居民主要是塞、吐火罗和羌人等。汉书西域传称：这些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上述诸国中，又有“当道”“不当道”和 之分，即是否位处“丝绸之路”孔道上。除帕米尔高原诸国外，上面各国都在“当道”。一般讲“当道者”经济文化比较发展，反之则相对落后
15、。这些所谓“行国”“城郭诸国”或 当然与我们现代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与政治意义的国家是俨然不同的，只能是一些以绿洲或草原地域为单元的地方或民族名称，反映了我国古代某些部族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生产为单位的某种生存方式，例如“城郭诸国”中，最小的“单桓国”，只有27户， 口人，194 充其量只是一个环绿洲而聚居的村庄而已。至于那些游牧民族的“行国”，逐水草而行，更连固定的疆域都没有。汉代西域是一个诸多族群、民族聚居生息的区域，除了上述土著居民外，后来迁入的还有匈奴、大月氏、乌孙等。西域自然地理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列的特点，还使这些族群的来源和文化类型各有不同，呈现出繁复多样的显著特
16、点：塞人，我国史书称作“塞种”，西方文献称谓“斯基泰”，古波斯史籍称作“萨迦” 秦汉之际的等。伊犁河谷、和田等地居民多为头戴尖顶毡帽的塞人。汉书西域传：当时乌孙活动的伊犁河谷一带“本塞地也”。 “昔匈奴破大月氏，又称： 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新源县出土的青铜塞人武士俑同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书中对于斯基泰人（希腊人对塞人的称呼）装扮的记述完全一致。语言学方面的材料有助于表明，于阗地区则使用的是于阗塞语，于阗文是一种婆罗谜字母直体书写的文字，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语言文化特性从一个侧面也折射了当地居民来源和分布图景的复杂性背景。羌人，古代莎车、叶城等居民则多有羌人血统。考古文物“汉归义羌长印”即是对文献的有力佐证。月氏，我国先秦典籍中，也写作“禺知”“禺氏”，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