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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鏈接：http:/ 一、关于张迁碑文体辞章的问题纯以金石义例的角度来看，张迁碑文本的确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清人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中曾指出此碑文不依古格者有三：“碑合表颂仅五百言，而其敘张氏先世事乃至三之一，亦似太烦。此固不可以入潘昂霄、王止仲之例者矣。颂文无 颂曰 字，而碑尾紀年月后又若颂詞者，则是文与书皆不可以常格论尔。” （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二，台湾新文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0册，7372页按，溢美夸饰传主出身，乃至攀附古圣先贤，实系碑碣文章之积习；“敘先世事乃至三之一”，亦非孤例，有赵宽碑可参证 参看程章灿古刻新銓，中华书局2009年，48
2、页。明人王世贞虽一针见血地指出“按良韩人，释之南阳堵阳人，骞汉中人，宗系绝不相及，文人无实乃尔！”却并无藉此否定碑文之意。张迁一族确未如碑文所云“世载其德”，父祖数辈皆未出过见于经传的辅汉名臣。这恰恰是高门大姓、士族公卿主导下的汉末社会重视门第阀阅的一种反映，固非“文人无实”四字所能尽。文虽不必实，却可由此窥见当时风气观念之一斑。翁方纲认为“而碑尾紀年月后又若颂詞者，则是文与书皆不可以常格论尔”，程章灿先生再志疑赞同翁说：“汉碑颂词，多以辞曰、颂曰之类的语词引起，张迁碑却沒有，碑文末尾题记年月的两行，句式又相当整齐，貌似銘词；这两处确实都不合碑文常规格式。” 同上俞樾在第一楼丛书汉碑第四十一条
3、认为碑文之病尚不止于此：“既云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便可径接铭词，乃又缀此四句（楠按：即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维新四句），殊为不伦。窃疑此四句当在前哲遗芳之下今按此句之前后错置，其缪更甚，前人未经论及，故表出之。疑作书者遗夺于前，而补缀于后。”高文先生汉碑集释引此条按云：“俞说是也。” 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499页注50然而，若果真以此为标准來銓衡群彥，则恐汉碑鲜有依乎“常格”者。例如光和六年的汉故成阳令唐君颂（即唐扶碑），在題署年月及门生故吏姓名之後，又加缀“耽经史兮履仁义”等数行骚体辞句，而碑阴卻全无一字 唐扶碑即唐扶颂，书法或有争议，以为魏晋后人翻刻者有
4、之，而碑文公认非伪，可以参考。；又如校官碑，其前半段“诔曰”后缀以敘事之文，后半段“乃作敘曰”所叙的却是有韵之文，几近于“颂”的內容。 参见（南宋）洪适隶释隶续卷五，中华书局1986，58页若以六朝以后之眼光看來，岂非名义颠倒伊于胡底？再如景君碑，誄文之后又续以“乱曰”引领的楚辞体颂文，之後才是立碑及服丧者姓名，詳列名单之后再加四言銘文数行 同上卷六，中华书局1986，72页；与此相类的还有严举碑、柳敏碑等，其中以柳敏碑体例与行文逻辑尤为芜杂，碑文以散体之序述传主生平及立碑缘起，以“勒铭叹之厥辞曰”引领传主生平经历并述哀情，用诔，四言，其后又出现“辞曰”，四言，句尾用“兮”，颇类国风，亦述哀情
5、，通篇碑文皆不以前揭文义已足为意。 同上卷八，中华书局1986，93页以上种种表明，在近世儒者目中张迁碑行文体式可能略显特別，但在汉碑之中绝非个案，不宜以六朝“文”“笔”之分或宋清金石义例相比拟。以同期碑石观之，俞曲园疑其中有錯简，或有求之过甚之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张迁碑之文体辞章问题有如下看法：张迁碑既以“张君表颂”为名，可知其为刻于碑石之颂体文，当与班固高祖颂、傅毅显宗颂作同类观。颂者，源出诗颂，“美盛德形容”永远是这类文章的预设主题，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 桓范世要论语，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2页，于史书固然为秽史，于“颂”则司空见惯；
6、文心雕龙诔碑谓属碑之体“其序则传，其文则铭。”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8页而张迁碑自“广通风俗”句以后，句式整齐，颇谐韵律，其内容仍是敷陈传主家世生平，不似序传亦不似颂铭。今人或以为不中绳墨，然据柯昌泗云，“李翔为高愍女碑，罗隐为三叔碑、梅先生碑，则序与铭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复曰文，而直曰碑。”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390页按中晚唐文章辨体之学已臻完善之时尚且如此，汉时碑文尚属大辂椎轮，有“脱略行迹”者实不足怪。翁方纲、俞樾等硕儒耆宿认为此碑不合常格，我们则以为“常格”应是在碑诔名家钜作垂范之下产生的，后人仰慕其文而望风景从，因此碑文
7、逐渐有了程式化的文体形式与相近的语言风格。但这并不等于汉碑皆应合乎“常格”，事实上，在文献著录与传世品当中存在着大量“体例芜杂”、“文辞不典”的汉碑，未可一概以伪作目之也。二、关于张迁碑引用典故的问题张迁碑用典的失误一直饱受后人诟病。碑文中张释之谏汉文帝一节，一般认为约取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传。而其中误“上林尉”为“苑令”，又將张释之论周勃等公卿大臣誤以为比拟苑令，于是碑中出现了“苑令有公卿之才”这般近于笑谈的谬误。实际上，汉文帝朝距立张迁碑之时已有三百六十余年。对撰碑者而言，张释之实在是一位年代悬隔的前朝古人，根本不可能像当代人对当代事一样熟稔。此处碑文之缪，恐亦非如前人所云约取史、汉诸书致误
8、，以当时情形而论，马班之书缮写不易流传不广，未如宋明以后之易得，碑文作者可能是读过史记而记诵致误，也可能是从未读过史记，闾里口乘转述致误。至于“上林尉”、“苑令”之讹，自西汉徂东汉，制度更迭不可胜计，而撰碑者恐非卜史星历之流，不可能对前代典章推敲精详方始下笔，故述此事时以东汉之官名“苑令”冒之。意以为此处用“苑令”适可以为此碑文撰于后汉之一证。 “晋阳珮玮，西门带弦”一句，据韩非子观行篇：“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可知此处用事颠倒趑趄，汉碑集释辨之已明，绝非如金石存所谓“别有传”（清）王昶金石萃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卷十八第六叶上，更非错综成文，实乃笔
9、误。然董安于为春秋末人、西门豹为战国初人，距汉季六百年有奇，即如今日信息之便利，今人征引明清典故亦难免张冠李戴，我们不必苛责古人。碑文后段引“诗云旧国，其命惟新”一句引来不少争议，难之者往往云：“二语不晓所谓，汉时风俗固不知有忌讳类如此。” 同上，卷十八第七叶上（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此何等词，亦太无忌讳矣。” （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中华书局2007，48页（周寿昌思益堂日札）此句化用大雅文王，意在赞颂张氏世胄绵长，代育人杰，而在明清以后的人看来，“旧邦新命”等语系毛传所云周公赞颂文王并诫成王之诗，此处“僭用”，显得比拟不伦，过分托大。其实如此“托大”者屡见于汉碑，度尚碑云：“于是故吏感清庙之
10、颂，叹斯父之诗。” 同6，85页杨震碑曰：“颂有清庙，故敢慕奚斯之追述。” 同6，136页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亦如此类 按张迁碑亦有“奚斯赞鲁，考父颂殷”之句，高文汉碑集释487页注78云：“碑用三家诗说，谓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汉代三家诗列于学官，故汉碑所用皆三家之说也。古文家毛传及郑笺并以为奚斯建庙，史克作鲁颂。至于商颂，皆以为是正考父得之于周太师者。皆与三家异。”今文诗学汉以后不行于世，清儒始得辑佚。张迁碑用三家诗说，似非明人向壁虚造所能致。按毛诗正义，清庙系周公营建成周，大朝诸侯，率众祭祀文王颂其功烈德泽之乐歌，而以上诸碑用之无碍，时人亦不以为僭逆。张迁碑“旧国惟新”数句为“
11、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所引出，实乃铭词开篇，与杨震、度尚诸碑情形差相仿佛。盖后汉诸碑往往化用雅颂篇什，同时也意在模仿诗颂之体，叶昌炽语石云：“秦汉诸碑，炳焉与雅颂同文。”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388页虽为溢美亦有灼见在焉。明清以后，文禁之严苛远超前代，即如“皇考”一词，虽出礼记，屈原离骚、欧阳修泷冈阡表亦曾用以称呼先人，而清人王尔扬书之于墓志，即以“僭逆”得罪。“旧国惟新”在汉季不过寻常比兴，若于清朝则必难逃欧刀之刑，宜乎近世诸儒闻之而怵然心悸矣。三、关于张迁碑碑文字形及书刻的问题张迁碑碑文第二行“帷幕”之“幕”字，王念孙汉隶拾遗以为补刻，理由是“幕”本作“
12、莫”，而“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今于莫下加巾字，则字形太长，致与下字迫近，比之诸字，疏密悬殊矣。” （清）王念孙汉隶拾遗，台湾新文丰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册，604页汉碑集释则云：“幕字亦经传之所常见。王念孙汉隶拾遗谓巾字甚小，盖后人补刻，殆不然也。” 同4，493页注5集释之说是。汉时“幕”字已从“莫”字分出，班固好用古字，王念孙援汉书为例未必能反映东汉末叶的用字情形。程章灿先生引隶释卷十七吉成侯州辅碑“定册帷幕”等例句，亦足以证明无论用“幕”抑或用“莫”均为不误。核对碑文原字，我们发现，“巾”字的确很小，局促于“莫”字之下，然而此类现象在张迁中并非仅见，如“高帝龙兴”之“帝”字，“蔽沛
13、棠树”之“沛”字，“巾”部均明显偏小。若与衡方碑中之“帝”、“”比照来看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所谓“下部偏小，结构失衡”恰恰是张迁碑结体的特点，其字形多取扁平，重心降低，未如其他隶书那样“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而已。王念孙又云：“金薤琳琅已作幕，则明时碑文已然矣。”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出土时的原貌。另外，“（张迁）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之说值得商榷，全碑从纵向看似乎整齐划一，而横向看则不尽然，一纵行之内字与字之间距并不均匀，此处可以看到汉简章法对张迁的影响，恐未可尽以后世隶书章法目之。碑中尚有不少假借字、別字，经过清代以來众多学者的梳理与考证，多数已无疑义。唯误字甚多，如“荒远既殡”之“殡
14、”为“宾”之误，“艺于从畋”之“畋”为“政”之误，“爰既且”为“爰暨”之误，疏阔如此，往往难以常理测度。但如果将之置于有拓本传世之汉碑当中观察，则此现象至为普遍，绝非个别。究其原因，应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小学不修，尽管西汉朝廷以通晓字学文理，精擅书写技术为标准来选拔文职官吏，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尉律（引自说文）为证，字学之退化早在西汉晚期已肇其端，平帝时王莽奏请以公车征天下通“逸礼、古书、天文、图谶小学史篇”等“异能之士”，史籀篇与天文图谶等量奇观，通晓者被时人目为有“异能”，可见此学已见衰微。后来更由于国家动乱以及隶书体成熟与草书之冲击、渗透，东汉时的九卷史籀残篇也面临着萎缩和变异，唐玄度十体书谓汉章帝命王育讲史籀，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朝廷中专治文字学之专家亦不能通此学，他人可以想见；而说文所录籀文与小篆异者不过二百二十五字，他者皆同，足见其时籀文之字形传习失真之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