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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元曲，元代还有文学么？历史从一堆茫无头绪的档案、一堆纷繁杂乱的史料变成我们可以理解的过程，需要经过整理和叙述。这个过程既是淘汰又是保存，既是记忆又是遗忘，一切都取决于选择和发现。发现一些人和事，选择一些场景和时间，完成一个有意义的语言建筑，那就是历史。有许多人和事在时间中存在过，但只有很有限的一部分能成为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上的元代，可以是一个舞台和一本书（录鬼簿）的元代，也可以是一个阁和一群人的元代。自王国维以来，学者都在勾绘那个一个舞台一本书的元代，而邱江宁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阁一群人的元代。如果说文学史研究的着眼点可以抽象为点、线、面三个结构要素，并对应为作家、时段、群体三种研究
2、视角，那么文学史研究的进步，我认为主要取决于面的研究。因为文学史的运动是以群体为基本单位，像冰河那样在冰块的碰撞中奔涌、流淌的。在以往的断代文学史研究中，元代一直是较薄弱的环节这不是说研究者对元代文学关注之少，而是指注意力都集中在戏曲方面，诗文很少被触及。而关于元代文人群体的研究，更只有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中华书局，2008）等不多的几种专著，学位论文也都集中于江浙一带文人集群的研究。这与六朝、唐宋文学研究中流行的集团、群体研究形成鲜明的反差，也暗示了两者学术积累的差距。问题还不在于简单的数量对比，唐宋文学中的群体研
3、究不仅涉及作家的地理空间分布，还涉及作家在政治格局中所占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台阁、文馆、州郡、幕府不同层次的官僚文人及其相应的创作活动都得到细致的研究，而元代文人群体的研究只涉及地域。这不是研究方法和观念的问题，完全是学界整体投入的问题。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传统观念笼罩下，学界对元代文学的观照长期以来主要投向戏曲，诗文研究明显滞后。但元代诗文被忽略是毫无道理的，经过近年的整理，享国不到百年的元代，诗文作品存世量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仅诗歌即有约十四万首，比全唐诗三倍还多。面对如此丰富的原始文献，再看现有的元代诗文研究，就不能不感慨现有研究的薄弱。 但最近几年，元代文学研究明显给人趋暖的
4、感觉，有分量的论著不断出现。其中邱江宁的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下引仅注页数），是我看到的一项重要成果。奎章阁作为天历中元文宗收藏图书、古董以供他和侍臣讲论、清玩的场所，一向只为治文献学或美术史的学者关注，台湾学者姜一涵著有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一书，考察了奎章阁的官制及相关文献，关注的重点是它作为书画鉴藏机构的意义。而邱江宁在研究中注意到，元文宗再度即位后，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有意识地将奎章阁学士院提升为正二品机构，下辖群玉内司、艺文监等职司，人员从六名扩充到八十余名，并领修皇元经世大典，在他执政期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虽然随着元文宗的去世，奎
5、章阁被改为宣文阁，职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天历二年（1329）到至元六年的（1340）近十二年间，“这个机构曾经聚集了当时元代文化界、政坛最重要的人物，也曾一度使元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艺术收藏和鉴赏事业相当繁荣”（第3页）。综观元代诗文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创作格局，邱江宁逐渐确立起“元代诗文发展、繁荣的真正主力军和推动者，主要是以馆阁文人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体”（第2页）的认识，率先发表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一文，对相关问题做了探究。又经过几年的努力，她终于拿出一部厚实的专著，就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及其对于元代文学史的意义做了全面的论述。全书的论述流畅而充满自信，让
6、人感到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有着清晰的意识和明确的定位，那就是立足于描述奎章阁文人诗文创作的时代背景、社会心态以及这个群体对时人的实际影响，“期望呈现一个非常独特的馆阁群体、呈现他们很不一样的创作内容以及非凡的时代影响”（13页）。这些内容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容有较大的开拓余地，但如何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展开这些对于元代文学史很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艰巨的任务。邱江宁首先在绪论中辨析了奎章阁文人与元曲作家群活动的年代差异，从而在作家代次及文学趣味上将他们从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出较为清晰的界线。这对于群体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分上下两编，分别对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艺理论主张与复古思潮的关系、
7、创作实践的多民族特征与元代中期文坛的南北融合问题展开研究。作者通过自己的论述表明，这两大问题不仅是奎章阁文人群体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元代文学史研究的焦点所在。这些在历来研究中较少被触及的课题的提出，不仅凸显了作者的学术眼光，同时也奠定了整个研究创新的可能和基础。书的上编是由奎章阁文人与元代复古思潮的关系入手，来展开对这个文学群体的论述。作者指出，“元王朝自建国之初从政治哲学到文化思潮再到主流文化圈都主张复古，元中期后更以程朱理学为官学，而程朱理学正以复古、读经为宗，所以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掀起是从政治到文化、从馆阁文臣到山林遗贤逸士、自上而下、全方位的，几乎没有哪个朝代像元朝一样，朝廷与民间
8、、馆阁与山林、从建元开始到终元之时，始终贯穿和弥漫着浓厚的复古思潮。”（21页）在这一论断下，她从赵孟頫开始，逐一分析其教育背景、文艺思想、创作实践，并注意分辨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汉人不同身份文臣的家学渊源与学术传承，与黄宗羲宋元学案所论许衡、刘因、吴澄三派相对应，清晰地梳理了元代中期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承传和流别。以往的研究，对元四家等著名文人也都有所关注，但很少联系奎章阁文人这一在“那个时代获得最多文化资源、掌握最大文化权力”（59页）的文人群体的背景来考察。邱江宁在梳理奎章阁几代文人师承关系的基础上，用三章的篇幅分析了他们的诗文理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在诗歌方面着重考察了大量存在的同题集
9、咏诗与纪实倾向、盛行一时的题画诗与意象明晰、出行送别诗与情感平和的关系；在散文方面，则着重分析了以反映现实为旨归、重理性轻审美、重记述轻文辞的写作倾向。第五章“奎章阁文人群体文艺理论在元中叶文坛的深远影响”，则不只限于谈理论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创作方面的实际影响，让我们对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留下全面的印象。下编讨论的元代文学、文化的南北融合也是历来未受到重视的问题。中国古代南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存在北高南低的落差，但到元代，南方的发展开始整体上超过北方，并决定了以后数百年始终北风不竞的态势。在这史上最重大的区域文化消长中，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进程以及折射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领域的南北融
10、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说“几乎是元王朝有别于其他时代、王朝的显著特征”（197页）。作为元代中期文化事业重要象征的奎章阁及其中活动的文人，也清楚地显示出南北双向融合的互动态势，用邱江宁的话说就是：“一方面是北人为南方精致文化所吸引，不断学习、不断调整自身文化气质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被征服的南方为北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恢弘气魄所慑服，不断修整自身文化气质，寻求被吸纳、被整合、被融入的过程。”（199页）两者反映于文坛，便形成了“北人作南风”和“南人作北风”一对引人注目的姊妹现象。关于前者，作者概括为：“北人受南方文化影响，在创作中或运用南方典型创作手法进行写作、或以南方风物为描摹对象、或以南方时
11、调写北边风情，其间又不失北人气质，显示出南北贯通，不拘南、北地域之限的风格。”关于后者，作者概括为：“南方文人大举北上，为北方气度、景象、人物风俗、异域宗教等所吸引，所作诗文既溢出南方典型意象，又脱略于南方农耕文明的特征，显示出迥异于南方文化气质的创作现象。”（199页）两者以“上京纪行”与“江南书写”为南北文人共咏联吟的主题，并以奎章阁文人代表的当时一批顶尖作家的创作为契机，成为元代文学南北融合的象征性话题。对此作者不是简单地列举出现象即完事，在排开正剧之前，她先讨论了程钜夫这个拉开南北文学交融序幕的人物，正是程钜夫倡议任用南人，并出使南方荐举赵孟頫、吴澄、张伯淳、揭傒斯、袁桷、范晞文等文士
12、北上任职，又身体力行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文章手笔影响一代文风，这才有奎章阁人才济济的盛况。以此为前提，作者先总论奎章阁文人群体的多民族特征、同题集咏对南北文学融合的影响，再分别申论“上京纪行”和“江南书写”的具体内容，线索清楚，纲举目张，足以让人感觉作者从容驾驭问题、把握全局的气度和能力。从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研究，邱江宁先后师从于俞樟华、章培恒、胡明三位先生。这三位老师都以古今贯通、视野开阔见长，邱江宁转益多师，悉得其学理真髓，而又济之以扎实的文献功夫。先在2008年完成了中国学术编年元代卷，然后才在此基础上写作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凭着书后三个附录奎章阁学士院任职人员表奎章阁文人核
13、心成员群体表奎章阁文人群体重要作家作品知见情况叙录的扎实考核，她对以奎章阁文人群体为中心的元代中期文学史做了一个扎实而有穿透力的论述。不仅有闳敞的空间结构，也有细腻的历史层次，无论是南方文人的北上，还是他们融入蒙元政权的过程，都可以看到清晰的步骤。读完全书，我对元代中期文学史获得一个有立体感的完整的印象，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读后感了。 当然，出于对一部优秀著作的尊重和更严格的要求，我也想坦率地谈一点我个人觉得不足的地方。首先是上编对奎章阁文人复古思想及创作实践的论述，稍嫌简略。不仅对虞集诗论的概括失之单薄，未提到近年因二十四诗品辨伪而被挖掘出的虞侍书诗法；第78页谈到揭傒斯萧孚有诗序，认为与虞
14、集的诗歌主张几乎完全合辙，似也失之简单，没有注意到他对韦应物的特别推崇；而对创作实践的讨论，相比理论主张又更显得薄弱，比照第三章“奎章阁文人群体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从具体类型揭示写作特征的方式，这里本可对奎章阁文人诗歌创作一般倾向略做概括和分析。根据我的经验，理论主张据作者自述和后人评论，比较容易整理，而创作则需要深入钻研其作品才能谈出自己的看法。这需要很大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而目前的项目管理制度却不给学者这种优游，以致学者只能借历史资料的转述和他人的评论来取代自己的细致考察和分析。这也是目前古典文学研究论著中常见的现象，实为学术体制束缚的无奈结果，不足苛求。但作者谈到元代文学去南宋之弊而造大元之新，只是沿袭新朝文士的说辞，而缺乏政治层面的反思，则需进一步斟酌。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新朝修史编书一定给胜朝涂抹一层负面色彩，以凸显彼可取而代之的合理性。唐初对六朝的抨击，宋初对五代的鄙弃，无不与这种“政治正确”有关。元初人对南宋文学流弊的批评，是可以联系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的文学史论来做话语分析的。以上这些感觉和判断不一定正确，谨在此提出奉作者参考，并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