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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章 艺术与道德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无论中西，从艺术活动诞生的古老年代开始，道德就已经如影随形地与艺术相伴，古罗马有贺拉斯的名言“寓教于乐”，中国则有“文以载道”之说。这种最朴素的观点至今仍然主宰着大多数人的头脑，比如我们通常认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不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又比如我们对于很多艺术作品的第一判断标准就是其内容是否积极健康。可是，不断变迁的社会和艺术价值标准以及对过往艺术作品的重新评价又常常挑战这种朴素的日常观念，比如我们的影视审查机制对作品中暴力和情色内容的逐渐宽容，比如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抱着平静欣赏的心态去看发条橙、索多玛120天之类的影片，又比如因为专注于描写
2、性变态而沉没于历史地层五个世纪之久的法国作家萨德就成了当代读者们津津乐道的阅读热点。当然，与此同时，大众对影视作品中不健康的内容教唆青少年犯罪的忧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看似扑朔迷离，关键原因之一是人们往往只停留在一个非常笼统的层面上看这个问题。如果仔细区分，我们可以分出艺术作品中宣扬或者体现出的道德倾向层面，这就涉及应该从内容、从形式还是从其它角度确定作品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的问题；可以分出艺术家的人格或者道德修养与艺术作品的关系层面，这就涉及到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中的个体社会身份定位问题；可以分出艺术作品对接受者或者社会道德水准的影响层面，这就关系到审美接受的问题。总之，艺术
3、与道德关系的讨论不能抽离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不能离开对艺术活动内在审美规律的了解，也不能脱离对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把握。对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将从两种常见的观点入手进行辨析：一是艺术承担着道德教化的职能，一是艺术只遵从审美的标准，可以和道德无关，甚至是反道德的。一 艺术推进道德道德批评在中国源远流长。孔子评价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孔子看来，诗经里表现的情感都是纯真而且适度的，是在道德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汉代的诗大序发展了这种道德批评：“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王充在论衡里说：“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
4、弄笔，为美丽之观哉？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从荀子到宋代的二程，以至于发展出最后的“文以载道”说，在整个中国的古代道德批评一直非常发达。“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中国古代提倡“诗教”的传统，“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所谓诗言志，志侧重的是与社会政教伦常相关联的怀抱，“它指向群体的生活，渗透着群体的意愿，当属于一种社会性的情感生命体验。”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4页，2006。道德批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为文学艺术一直承担着启蒙救亡、民族真正的沉重社会责任而被延续甚至更加强化了。及至今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也常常把重心放在对作品思
5、想内容的分析上，并且以特定时代的思想道德标准作为作品选择取舍和判断的准则，彰扬那些体现出时代进步观念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在中国会存在着源远流长的道德批评传统，这和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在儒家思想的塑造下，个体首先是一个社会人，他属于家庭和社会的，只能在伦常关系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和价值。由于群体的价值观塑造着个体，要抛开个人所背负的社会身份，所承担的社会、家庭和群体责任来单独谈论自己的情感喜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伦理道德又恰恰是维系一个群体和谐的重要纽带，因此要把艺术中的道德倾向和对艺术品的评价分开，把对艺术家的道德人品的评论和其作品的评价分开也非常难。在中国的现代
6、历史中，又由于启蒙、救亡、发展这样的特定历史语境，艺术更是首先被当成了服务于特定社会历史目标以及凝聚民众的工具来使用的，作品的道德内容当仁不让地成为评价艺术的首要标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背景下，对艺术的道德批评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把道德批评当成了判断艺术的唯一至上标准却失之偏颇，艺术是虚拟的世界，而道德适用于现实的人生，即使是模仿现实的艺术也有其发挥作用的一套独特机制，对艺术系统自身的规律没有深入理解而以衡量现实生活的眼光来衡量艺术，无异于隔靴搔痒了。然而，道德批评不只中国有，古希腊最早的哲人们就已经对此争论不休，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和亚里士多德为诗的辩护。在柏拉图的理想
7、国里，音乐和诗歌是为培养城邦保卫者服务的，所以艺术必须对培育年轻人的勇敢、真诚、镇静、节制等美德有益，反之，如果诗人和故事家们不加分辨地发挥他们那卓越的模仿才能，满足人的快感，助长人的哀怜癖和感伤癖，逢迎人性中那些无理性的低劣的情欲，那么诗人就要被驱逐出理想国了。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从同样的角度出发却是为艺术做辩护的。亚里士多德坚信，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一切科学和艺术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善。但美德并不是克制情感的理性，它是既不太强也不太弱的适度的情感。所以，当观众们在悲剧演出中看到一个好人遭遇到不该遭受的厄运而产生怜悯之心，或者看到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遭遇到生活的厄运而产生恐
8、惧之情时，日常生活中原本柔弱或者冷漠的心灵就会在这种有距离的审美观照中得到适度的锻炼，逐渐培养起适度的情感，这就是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也就是情感净化或者陶冶的作用。首次提出寓教于乐的是古罗马的贺拉斯，贺拉斯认为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古罗马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55页，1962。古希腊思想家们对艺术的教化功能的提倡在文艺复兴时代得以继承，人们相信艺术能够通过塑造出活灵活现的具体事例，给人教诲，促使人们趋善避恶。16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写道：“只有那种
9、怡情悦性的，有教育意义的美德、罪恶或其他等等的卓越形象的虚构，这才是诗人的标志。”启蒙运动时的狄德罗也说过：“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真理与美德是艺术的两个朋友”，所以艺术家和批评家首先要做有德行的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其实是艺术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问题，它表征着人们理解艺术的一个特殊角度，就是从社会文化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艺术，这是一种从外部来思考艺术的方式，它的流行是以古典时代的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为基础的。这种方式在西方文化的整个古典时代一直占据主流，一直到浪漫主义以后，特别是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流派兴起的时候，艺术作为一个独立文化系统其自律性才日益被重视，艺术与道德
10、无关，甚至艺术与道德对立的观点才被提出来，这种情形背后隐藏着个体与社会的对抗这个更深的问题，这将在下文中提到。从古希腊对于艺术与道德关系的论争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假定，即道德批评往往假定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其可能导致的社会效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比如柏拉图就认为，艺术家们具有模仿现实的卓越才能，而观众和读者们又有着模仿艺术世界或者他人的本能，如果诗人描写了那些散布谎言的、使人惊慌恐惧的、渲染情欲的、教人贪财贿赂的、鼓吹神之造恶的、伤感哀怨的以及表现人性中懦弱的内容，人们就会在实际生活中加以模仿，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后果，因此必须严加取缔。柏拉图的这种艺术道德观其实植根于人都有模仿本能这种最质朴的观
11、念。电影天堂影院里的意大利小镇上有一个电影院，起初镇上的神甫垄断着电影检查的权利，每当看到影片中的接吻镜头时就要摇铃，要求放映员用一张白纸贴在这段镜头的胶片上，让它放映不出来，因为他坚信这种镜头会伤风败俗。今天的电影审查制度虽然比那时要宽容了许多，其出发点却如出一辙。青少年模仿影视镜头的犯罪案例的增多证明了这种担心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从这个角度上说，立足于模仿观念的道德批评是艺术批评中最朴素、群众基础也最深广的一种类型。然而，这种观点倒是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模仿现实的艺术会有那么强的吸引力？它是在什么层面上打动了欣赏者呢？古希腊的思想家们找到了共同的答案，即艺术表达情感的功能
12、。争论者们都选择了艺术与情感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问题，艺术败坏道德是因为它激发滋生着人性中的情欲部分，而情欲相对于理性的道德来说又是卑下低劣的东西，艺术推进道德那也是因为它首先能从情感层面上打动人，正是因为有情感这个关键因素，艺术才能够“感人也深，化人也速”。虽然模仿论在古希腊的艺术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都已经初步触摸到“情感”这个艺术的核心奥秘了。道德批评自有其合理性，但这是不是说艺术内容里应当禁止一切不合乎道德规范的内容？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应当如何区分那些宣扬色情暴力的东西和那些激进地反叛社会、反抗道德的现代派艺术？怎样解释大家对那些道德充满说教气息的艺术作品的厌
13、恶？在道德之外，艺术必然还存在着其他的判断标准，让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种宣言：艺术遵循的是美的标准，它与道德无关。二 艺术与道德无关朱青生明确主张不能对艺术家有过高的道德要求，他说：“现实状态中的艺术制作者也是人民，他凭什么就比一个父母、一个教师、一个单位领导更有道德？他又凭什么比一个记者、一个学者、一个神父更有良知（对道德的理性判断能力）？谁来教育艺术家，在宗教禁欲主义仪式中，人的心魔和贪欲都难于消除，在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的执政党里，还要反贪污，反腐败，而艺术家却能在喜闻乐见的声色犬马之间出污泥而不染，并能领引人类的道德？人们可以这样希望、这样要求，但是人们难以相信。”同时又认为艺术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职能，“政府的职能并非艺术的职能，除了因为政策的因素而管理艺术活动，对艺术的道德要求并不是艺术本身的，而是加在艺术上的。可以用道德的名义加上符合人道的，也可以加上反人道的。希特勒、斯大林和四人帮对艺术的反道德、反人道的利用都是历史教训。所以艺术负载道德在艺术制作者那是得不到保证，在控制者那里又与艺术本身脱离，因而成为控制者的伦理。文以载道是一个虚假的命题。文人（艺术家）并不比非文人（非艺术家）有道，也不比非文人（非艺术家）无道。而控制和检验艺术活动的道德善恶是普遍伦理而非艺术伦理。”朱青生：再论现代艺术的合法化问题，见“世纪在线中国艺术 网”http:/
